啊，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結集成書了，才發現，這竟是第一本我為大陸讀者所寫的書，收入文章多數在《文匯報》發表過。在此之前，所有的書都是“轉載”。這個不經意的發現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兩天德國編輯問我的話：“在你的寫作時間分配上，亞洲和歐洲所占比例如何？”還沒人這樣問過，沉吟了一會兒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給歐洲，八十給中國常拉家常；1995 年以後，百分之二十給歐洲，百分之四十給中國常拉家常，四十給中國大陸。”面對三個讀者群，每一個讀者群的知識範圍和關心的題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夠在三個文化圈之間“遊藝”，表示這些讀者群仍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品位，因為一個我，即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可能有兩個表現風格。

1995 年在我的寫作歷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為這一年，《文匯報。筆會》副刊開始有我的專欄，像一扇窗子突然敞開——正值古老中國的20 世紀，生命躁動一如初始：我看見，我聆聽，我印證腦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嶄新而陌生的印象；還沒回過神來，一半的我，已是一個大陸作家。

這本書里有三場論戰，分別發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當天，聽說《文匯報》編輯們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憤怒的上海男人的電話；可惜這些憤怒的聲音沒有文字呈現，否則一定是最鮮活生動的上海話！這裡所收的十來篇議論文章——來自大陸各省、常拉家常以及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我相信肯定還有我沒機會看到的——並不曾解決任何問題，嚴重的各說各話使得討論失去焦點，等於沒有討論；但是各說各話在這裡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體地突現了在不同文化氛圍里的人們對文化認知可以錯離到什麼程度。大陸人和常拉家常人也許使用一樣的詞彙：解放、女權、自主意識等等，但是每一個詞所蘊含的意義卻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異。這場關於上海男人的爭論顯得有點兒光怪陸離，我覺得，倒正是我們的時代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