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 -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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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序

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終沒有寫過長篇。為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只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搜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面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

去年夏天來碚，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氣極熱，不敢回渝；北碚亦熱，但較渝清靜，故決定留碚寫作。（二）抗戰中曾屢屢試寫劇本，全不象樣，友好多勸舍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關於軍事者可隨時打聽。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不晝夜不分的趕活，而天天把上半天劃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寫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即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種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辦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象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楞着，擦眼鏡，在屋裡亂轉，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的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處。這些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筋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的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這就是說，它並不存在，而是由我心裡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在任何淪陷過的地方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讀者連那裡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它！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寫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裡面裝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我以為這個意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麼戰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為什麼不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後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人人全都受着戰爭的影響。歷史，在這節段，便以戰爭為主旨。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着眼過日子，假充胡塗。不錯，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可是，只有我們分析它，關心它，表現它，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滅戰爭與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實與真理的勇氣，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既不能因冷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勝利；只有我們取得勝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醜惡中把美麗奪回，從破壞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為什麼作家單單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呢？

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戰爭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從何處說起呢？他們不知道戰術與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不曉得運輸與統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後方的一切準備與設施。他寫什麼呢？怎麼寫呢？

於是，連博學的蕭伯納老人也皺了眉，而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可寫的了——我記得他似乎這麼說過。於是，戰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象威爾基的《天下一家》與格魯的《東京歸來》——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歷，與一個戰士的日記，風行一時了。不錯，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探小說，也能風行一時，銷售百萬，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卻有個分寸，他們會辨別哪個是天下大事，哪個是無聊的閒書。等到時過境遷，人們若想着看反映時代的東西，他們會翻閱《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後花園裡的福爾摩司！

而且他們會恥笑戰時的文人是多麼無聊，多麼淺薄，多麼懦弱！

從這一點來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關心戰爭，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它的願望並不能挽救它的失敗。它的失敗不在於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的太少。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麼新的東西。我想多方面的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戰爭不是不可寫，而是不好寫。

我曉得，我應當寫自己的確知道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放在一邊，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兒狗兒。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永遠不會知道它了。什麼比戰爭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了道，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弱女變成健男兒，使書生變為戰士，使肉體與鋼鐵相抗。最要緊的，它使理想與妄想成為死敵。我們不從這裡學習，認識，我們算幹嗎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為給人娛樂，那麼象《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瞎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月的光陰。光陰即使是白用的，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帶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把它丟掉麼？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是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較紙筆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十三年元旦於北碚。

一

不要說高粱與玉米，就是成熟最遲的蕎麥，也收割完了。平原變得更平了，除了灰暗的村莊，與小小的樹林，地上似乎只剩下些衰草與喜歡隨風飛動的黃土。近處的河流與鐵道，和遠處的山峰，都極明顯的展列着，仿佛很得意的指示出這一帶的地勢。這是打仗的好時候。

大山在西邊。我們不要說出它的名字吧，因為它仿佛已經不是山，而是一個偉大的會放射與接受炮火的，會發出巨響與火光的，會堅決抵抗暴力的武士。

山下有向東流的一條不很大，也不很小的河。河的北邊，無論是在靠近山腳，還是距山一二百，甚至於好幾百里的地方，都時常有我們的軍隊駐紮。我們的軍隊時時渡過河去殺敵；敵兵也不斷的渡過河來偷襲。這條渾黃，沒有什麼航船，而偶爾有幾座木筏子的河水，也正象西邊的大山，時常發出火光與炮響，成為決不屈服的戰鬥員。

大山的腳底下，現在，有我們的一軍人。

河南邊，鐵路東邊，是被敵人攻陷的文城。

河北邊，在文城的東北約五十里的王村，駐着我們的一旅人。

文城的敵軍，望見遠遠的西山，便極度不安的想起山下的一軍人——他們必須消滅這一軍人，才能逐漸的「掃蕩」山裡的軍隊；他們只有消滅了山下與山上的軍隊，文城和其餘的好多地方才能安安穩穩的爬伏在他們的腳底下，他們怕和恨西邊的大山，正好象小兒在黑暗中看見一個醜惡的巨人一樣。

同時，我們的駐在文城東北王村的那一旅人，就象獵戶似的，不錯眼珠的，日夜監視着文城的敵人。只要文城的敵馬一往西去，他們便追蹤而至，直搗敵人的老巢。

地上連蕎麥也割淨了，西山的遠峰極清楚的給青天畫上亮藍的曲線。山峰高插入雲，也仿佛是一些利劍似的插入文城敵人的心中。

右縱隊自文城附近渡河，再向西；左縱隊自文城先向西，而後再渡河，敵人分南北兩路進攻大山腳下的我軍。王村的一旅接到緊急命令，以先頭部隊兩營渡河南進，相機襲擊文城和車站。

由全旅選派的便衣隊首先出發。他們的任務是：一，要混進城去，探聽敵情；二，要把旅長給城內維持會會長——王舉人——的勸告書送達；三，要在城內散布開，以便裡應外合，克復文城；四，假若攻城不得手，他們便到車站上破壞交通，並毀壞堆棧。

任務是艱巨的，可是三十二條好漢的臉就象三十二面迎風展動的軍旗那樣鮮明，壯麗，嚴肅。他們似乎不知道什麼叫作危險，而只盼着極快的混進城去——一到城裡便好似探手到敵人心臟里去，教敵人立刻死亡！

對化裝，入城，埋伏，襲擊……他們都是老內行。只要還有中國人的地方，他們便能鑽進去；象只要有風便能放起風箏那麼簡單而有把握。

副隊長中尉丁一山雖然已經從軍二年，卻還象個學生。他原本位是衰落了的大戶人家的少爺。在膽量上吃苦耐勞上，他是個頂好的軍人——要不然他也不會被派為副隊長。但是，在他的身上，總多多少少還保留着一些少爺氣。他決不想再作少爺，也絲豪沒有以身家做人的意思；可是，不知不覺的在象一定神或一微笑的，小動作上，他老遺露出一點他的本色。

因此，他在軍隊中的綽號便是「大少爺」。

在初一得這個綽號的時候，他心中時時感到不大舒坦。及至被大家叫慣了，而且看清大家絲毫無惡意，他也就不大理會了。久而久之，以他的勇敢，忠誠，和知識，他給「大少爺」掙來一些光輝；使喊他的人不能不表示出親熱與尊敬。

在朋友中，最足以表示出他的大少爺氣味的是他得信最多，寫信最多。他用郵票之多，每每教勤務兵驚訝。他的信，十封倒有八封是寄往文城的。文城的王舉人——現在的維持會會長——曾經教過他的書，而王舉人的女兒，夢蓮，是他的未婚妻。他的信都是寫給夢蓮的——自從他的岳丈附逆，他的信中永沒提及那個老人一個字。

從王村一出發，丁副隊長的臉就是紅的。他異常的興奮。偷入文城，除了職分上的任務而外，他還要去看看他所愛的人，而他所愛的人的父親卻是漢奸！把所有的主意都想過了，他想不起怎樣處理這件事才好。

朋友們都曉得丁副隊長與文城有關係，但是沒人曉得有什麼樣的關係，因為他絕對不能對任何人說出：他的未婚妻的父親是漢奸。

在途中，他把文城城內的形勢告訴了大家，並且本着他在抗戰前對文城的認識，說出哪裡可以隱避，和哪裡應當作為聯絡的中心。

在大家打尖休息的時候，他請示隊長：「我願意最先進城，看看情形。下午兩點鐘，咱們在東門外松樹林裡相會。」得隊長的許可，他揣起幾個饅頭，快步如飛的向文城走去。他所提到的松樹林是在東門外，離城門大概有五里地。松林的西端有個人家，孤零零的從松枝下露出點黃色的茅草屋頂。樹林越往東越靠近河岸。假若看見樹再渡河，過了河便可以跑入松林去隱藏起來。丁副隊長便是走這條路的。到了樹林的西端，他在那孤零零的人家門外耽誤了兩三分鐘。這裡住着王舉人的佃戶老鄭，和老鄭的兒子，兒媳婦。丁副隊長囑咐老鄭幫忙他的朋友，假若他們也走到這裡來。他又再三囑咐老鄭，切莫說出他自己與王家有親戚的關係。

老鄭讓他喝水，他不喝；讓他吃東西，他不吃；讓他看一看鄭家娶來不到一年的兒媳婦，他搖頭。就好象有什麼鬼怪迫着他似的，他連一句客氣話沒說，便急急的跑去。

老鄭莫名其妙的呆呆的望着王宅的姑老爺的後影。他呆立了許久。在他剛要進屋裡去的時節，他仿佛聽到遠處響了兩槍。

二

上尉石隊長是位由心臟到皮膚都仿佛是石頭作的硬漢。他的頭臉就好象由幾塊石頭子合成的，處處硬，處處有稜有角。圓黑眼珠象兩顆黑棋子，嵌在兩個小石坑兒里。兩腮是兩塊長着灰綠色的苔的硬瓦，有時候發亮，有時候晦暗。左顴骨特別的高，所以照像的時候，他打偏臉，因為正臉有點難看。高個子，粗脖，背稍微有點往前探着。一雙大腳，有點向外撇着，跑起來很快，而姿式欠佳。

憑他這張七楞七瓣的臉，與這條不甚直溜的身子，無論他是扮作鄉民，還是小販，都絕對的露不出破綻來。潛入敵後，簡直是他的家常便飯。假若與敵人周旋，他是仗着機警與膽氣，可是若沒有鄉間百姓的幫忙，他即使渾身是膽，也不會馬到成功。他原本出身農家，所以他的樣子，舉止，言語，和氣質，都足以使老百姓一見便相信他，幫助他，教他成功。對老百姓，他向不施展他的聰明與手段，而絕對的以誠相見。到處，他極快的便與年紀仿佛的拜了盟兄弟，認年老的作為義父。他的毒辣的手段好象都留着對敵人施用呢。對敵人，他手下毫不留情，就仿佛鄉下人對吃穀子的蝗蟲，或偷雞的黃鼬那樣恨惡。

他也會極馬虎。在用不着逗心機的時候；一個十多歲的鄉間小兒都會欺騙了他。他覺得該收起心來，休息幾天了，他硬象入了蟄的昆蟲似的，一動也不動的任人擺布。這時候，他往往想起他的老婆，而想不起老婆是屬龍的還是屬馬的，也記不得她的生日。他懷疑，現在若回到家中，是否一見面便認識她，因為他在婚後一個月，就離家從軍。算起來已有九年半了。同樣的，他有幾雙襪子，幾套軍衣，和多少錢，他都說不清。往往他的新襪子與勤務兵的破襪子不知怎的換了主人；在發覺了的時候，他也只紅着七楞八瓣的臉罵上幾句，而並不認真追究。

及至奉令出差了，他全身的每一神經都緊張到極度。他的眼放出利刃般的冷森森的光；他的心象個餓急了的蜘蛛，敏捷的，毒狠的，結起一張殺生的網。這時候，他倒真象個連一粒穀子也捨不得遺棄的農人了。他決不肯在敵人面前丟失一件小東西，他甚至想把打出去的子彈還從敵人身上挖出，帶了回來，才心滿意足。

這次，在出發以前，他檢查了每一個人的手槍。然後，對某人應與某人在一組，他仔細的安排，使各組的人都能剛柔相濟，截長補短，成為堅強的戰鬥單位。對每個人的化裝，他也一一的加以矯正。他不肯有半點疏忽，惟恐怕因一個人有了失閃，而使全體隊員失敗。都檢校停妥，他才下令出發。剛邁第一步，他的鼻子好象已嗅到火藥氣味。他的大腳好似兩個小坦克車，不管地上的磚頭瓦塊，也不管什麼坑坑坎坎，只橫掃直衝的「掃蕩」。

過了河，他把大家散開，約定下午二時在樹林深處集合，以老鷹啼叫為號。他不會唱歌，不會唱戲，唯一的音樂修養是學老鷹叫。到下午二時若聽不見老鷹的聲音，大家便分頭進城，不必集合。大家都沒表，可是都會看樹影兒；樹影是太陽的指針。

剛望到茅舍，他便停止前進。四位弟兄象放哨似的散開。石隊長穿的是一身破藍布棉襖棉褲，滿身都是油泥，很象鄉下二把刀的廚子。棉襖敞着懷，松松的攏着一條已破得一條一條的青搭包。這時候，他擦了擦頭上的汗，說了聲「真要命」！這是他的口頭語，無論是在最安閒舒服的時候，還是最驚險緊張的時候，他總說聲「真要命」來宣洩他的感情。說罷，他由懷中摸出一張破膏藥來，坐在屁股底下。又摸出一個泄了黃的臭雞蛋，和一張用香煙盒裡的錫紙包好的扁扁的小紙包兒——那封給王舉人的信。破膏藥被燙軟，他把臭蛋打破，塗在右胸前，然後，把紙包埋在膏藥里，貼在臭蛋的汁兒上。「真要命！」他笑了笑。又濃又臭的蛋漿，流成很長的膿道子，他用破棉襖的襟來回扇動，使它們凝固起來。這樣加好了彩，他背倚着一株老松，想象着；他要臉色晦暗，肩垂腿軟，左手按着膏藥，口中哼哼着，穩穩噹噹的混進城門。這麼一想，他身上的汗慢慢的落下去，好象自己能感覺到，臉上的顏色是正在逐漸晦暗，而右胸仿佛真有點疼似的——真要命！

除了這點要以外表的稀鬆掩飾心中的緊張的想象而外，他簡直想不起一點別的事。他很願意想起一點別的事來，好使他心中平靜一些，而心中平靜，也許更能幫助他的喬裝入城的成功。他試着想念家中的老婆，但是感不到趣味，因為根本想不起她到底是什麼樣子。再試着想勤務兵偷過他幾雙襪子，也並不起勁，因為他根本不願意算舊賬。他心中有點急躁。最後，他發現了急躁的原因並不在此，而是在掛念丁副隊長。

在平日，雖然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他多少是有點看不起丁副隊長。就拿丁副隊長的名字——一山——說吧，他在安閒無事的時候，暗自推敲，就不十分高明。怎樣說呢？既是個人嗎，怎能又是「一座山」？什麼山？泰山？華山？翠屏山，要是一座山，就應當標明出山名來；既不標明，到底是哪座山？真要命！石隊長，在閒暇無事的時候，運用着「腦筋」，象一位哲學家似的這樣思索着。思索的結果是十分不利於丁一山的。不管他——丁一山——是不是真正的大少爺，這個名字反正是沒有「腦筋」。假若一山而真是大少爺，他一定不會起這麼個不通的名字。假若他——憑他的不通的名字——不是大少爺，而來冒充，那就更沒「腦筋」！有了這個結論，石隊長十分的高興，覺得自己比大家都多長着一大塊「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