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 - 第1章
劉義慶
(國學典藏)
作者：[南朝宋]劉義慶著
[南朝梁]劉孝標註
徐傳武
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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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
［南朝宋］劉義慶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徐傳武
《世說新語》是一部南北朝時期的著作，題名作者為「臨川王義慶」。因為它生成於南朝宋，皇帝姓劉是常識，所以省略了「劉」字。劉義慶是宋武帝劉裕之弟長沙王劉道憐的兒子，後來過繼給叔父臨川王劉道規，所以襲封臨川王。
然而，對於《世說新語》來說，劉義慶未必是它實際的作者，這些擁有權力和財富的人物，更經常是做主編的，其中文字未必親力親為，正如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也是集聚門客之力而成。
《世說新語》其書，用今天的標準來定義，可以說它是一部短篇小說集，記載了一批東漢末年到南北朝初期的名人小故事，大多是人物一時一事的特寫。這些故事按其主題被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36個門類。作為一部在先秦之後、唐宋之前的保存相對完整的著作，《世說新語》在文學、史學以及語言學的研究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價值。更難得的是，後來梁朝時候的學者劉孝標還為它做了十分詳盡的註解，補充了許多十分珍貴的史料。
《世說新語》的注者劉孝標，雖說也姓劉，但他和劉義慶既非同時代，也不是一族。劉孝標名峻（462—521），字孝標，南朝梁學者、文學家。他自幼身世坎坷，但能勤學苦讀，有「書淫」的雅號，曾為梁皇室編著圖書目錄。明人張溥輯有《劉戶曹集》。正是由於劉孝標的博學，所以他的《世說新語注》為後人推重，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在古代著作中，有些注很有價值，甚至能喧賓奪主，在一定程度上超過原著，比如李善的《文選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酈道元的《水經注》等，都是如此。這種情況一般除了注者博學多識之外，往往因為做注的年代較早，在注文中保留了很多後來散佚的文獻。《世說新語》其書，文字並不艱深，但劉孝標註的重點是補充其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及史實，而他所引徵的四百餘種書籍，絕大多數已經不存於世。《世說新語》的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的諸多原因，史料文獻散失得很嚴重，即以晉朝一代的歷史而言，曾經有過十八家《晉書》，而現存完整的則只有唐代官修的《晉書》。所以，《世說新語》後來多是與劉孝標註一起刊行，而人們讀其書也不僅僅是為了看故事，更能從中了解魏晉南北朝那個時代的人情百態。
《世說新語》有時候被簡稱為《世說》，但實際上《世說》是西漢劉向的一部著作，其書早已亡佚，按常理推想，或許劉義慶的著作體例與其類似，故而沿襲其名。只是現在也不清楚劉義慶定稿的時候到底稱它為什麼，文獻記載中《世說》、《世說新語》、《世說新書》都有，現在一般都用《世說新語》作它的正名。
東漢以下直到隋朝，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分崩離析的大混亂狀態。政權更迭、戰亂頻仍，這是後人可以一目了然的混亂。但如果究其根源，還有許多隱性的因素是不得不關注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發端於秦始皇，後來被漢王朝所繼承。然而，根本性地改變政治模式，並使之制度化、常態化，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從而招來激烈的反對，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漢高祖劉邦也未能如秦始皇一般徹底地實行中央集權模式，在西漢王國中，仍然保留了部分周朝模式的自主領地，雖然這些領地都是封給劉邦的直系親屬的。而這種做法直到劉義慶的時代仍然保留着，他的臨川王同樣是世襲得來的。
除了土地、人口、賦稅的明顯利益分配之外，王朝的統治者還必須制定一種規則，它影響所有人的利益，那就是選舉制度。這個選舉制度就是指到底安排什麼樣的人來為這個龐大的政府工作。漢朝選擇的是察舉制，也就是說，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專項制度從民間選拔人才進入政府工作。按現代人的經驗，很快會想到這樣的做法在實踐中會產生何等嚴重的問題，但漢朝人用了，一用就是幾百年。而用到東漢末年，其弊端就已經十分明顯了。最為明顯的後果之一，就是門閥制度的形成。
察舉制的弊端在短期內很難顯現，因為從初衷來說，它是希望向全社會招收人才來參與政府管理工作的。但時間一長，問題就來了。首先，進入政府工作是可以帶來權力的榮耀與物質的利益的，而這必定是絕大多數人的追求。其次，中國是一個以宗法制為基礎的農業國；於是，一旦有人進入政府，並且出色地完成了他自身的工作，獲得了榮耀與地位之後，那麼，在察舉制的背景之下，他的子侄親屬顯然會比平民家的子弟更具備進入政府的優先權，儘管這種優先權不是明文規定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到了東漢後期，我們隨便翻覽當時的名人名錄，會發現某些姓氏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而事實上他們也正是來源於同一個大家族。到了魏晉時期同樣如此，所以《世說新語》中的人物王姓很多，大多是王羲之一家的，謝姓很多，大多是謝安一家的。這就是所謂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造成長期的利益壟斷，一方面使太多的人由於才能、熱情與現實地位形成的巨大反差，從而積聚了不滿情緒；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團由於一切來之太易，逐漸失去了奮發的活力。終於，整個社會成為一個病態的社會。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庸碌無能之輩，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足夠的文化素養，卻沒有積極工作的態度，也看不到努力前行的希望，所以形成了一股古怪的清談之風。清談本身有點像我們現在說的哲學沙龍，就是人們相聚一處討論、爭辯抽象的哲學問題。古代中國的哲學的基本典籍如《周易》、《老子》、《莊子》等，都是清談的素材庫。比如有和無到底是什麼關係？什麼是體、什麼是用？這樣的思辨訓練，如果只是當成一種愛好，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還算是有益的學術活動。但任何事都有個度，過頭了就成壞事了。能參與這樣活動的肯定是文化精英，文化精英大體都是達官顯貴，當清談稱為上流社會的時尚，官員相聚不談國事，帶兵的不講打仗，理政的不談民生，視正業為俗事，張口《周易》，閉口老莊，這樣的社會就是病態的了。所以，後來人們常說清談誤國。此外，品評人物、張揚個性等奇言異行也都是那個時代常見的表現形式。
清談之風大約始於東漢後期，興盛於魏晉時期，之後漸趨消亡，劉義慶生活的這樣一個時代正好與之吻合。劉義慶也許不會如我們一般清晰地看到這股社會風氣的來龍去脈，他只是想編一部「近代名人小故事集」，為了顯示完整性，他少量收取了東漢人的事，仍以魏晉為主，到他生活的時代被迫結束。而既是「名人」故事，當然以那些名門大族的成員為主，所以，當代著名學者陳寅恪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中指出，劉義慶在不自覺中建立了一個劃分時代的界石，並且「編完一部清談之全集」。這是《世說新語》對後代史學研究做出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
同時，由於書中大量記錄了當時人物的語言，勢必會留下許多當時口語的痕跡，而歷代文獻主要用書面語記錄，所以《世說新語》又是六朝時期最有價值的語料庫之一，對中古漢語研究的意義十分重大。
中國歷代的觀念，重經史而輕小說。《世說新語》恰恰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說，雖是短篇合成，但語言精煉含蓄，雋永傳神。在流傳至今的作品中，在生成年代以及完整性、藝術性上均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搜神記》差不多可以擔當。所以在文學領域，《世說新語》同樣是珍貴的歷史遺產。
下面談談本書的校勘整理工作。
《世說新語》成書於印刷術流行之前，現存最早的完整刻本有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刻本（簡稱紹興本），藏於日本，後輾轉影印回國。這個本子有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的王利器斷句本和1962年的中華書局影印本。而另一個宋刻本是陸游依據董弅刻本重刻的，曾藏於徐乾學傳是樓，今已佚。同時，日本還有一種唐寫本的殘卷（簡稱唐寫本），共51則，民國初年由羅振玉影印後在國內流傳，此本年代雖早，但殘缺嚴重，僅有校勘上的學術價值，不能供讀者閱讀。
明代人對《世說新語》興趣很濃，也有許多刻本傳世。其中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本質量最好，1919年經《四部叢刊》影印，流傳頗廣，近代許多學者都用之為底本（簡稱嘉靖本）。
到了清代，也有一些刻本流傳，多是對之前刻本的校訂。如道光八年（1828）浦江周心如紛欣閣刻《世說新語》三卷，就是據明袁褧嘉靖本重雕，校正了不少錯誤。光緒十七年（1891），王先謙思賢講舍本據紛欣閣本再加校訂並重刊為三卷本，是為清刻本中最善者。
我們這次整理，就是選取光緒十七年王先謙思賢講舍所刻本為底本，校本則用紹興本、唐寫本為主。另有一種所謂「沈本」，其實是《四部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