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 - 第1章

安·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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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言

一個人

安·蘭德手跡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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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rship

individuals

for

their

highest

possibilities

as

individuals,and

I

loathe

humanity,for

its

failure

to

live

up

to

these

possibilities.」

——Ayn

Rand

Introduction

序言

安·蘭德為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起的暫定名是《自我》(Ego)。「我之所以用這個詞,要的就是它確切的、字面上的意思。」她在給一位記者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的意思並不是『自己』的象徵,而是實際上特指『人的自己』。」[1]

安·蘭德認為,「人的自己」,就是他的頭腦或他在概念方面的機能,即理性的機能。人所有精神上獨特的屬性,均源自於這一機能。譬如,是理性(即人的價值判斷)導致了人情感的產生。同樣也是理性控制着人的意願,即做出選擇的能力。

然而,理性是個人的所有物。並不存在諸如集體大腦這種東西。

「自我」這個詞將上述幾點綜合成了一個單一的概念:它將頭腦(及其屬性)定義為個人的一種財產。從而,「自我」便構成了一個人的基本身份。正如一本字典中所述:自我即「任何人的『我』或自己;(它是)一個思考、感覺、希望的人,並將它自己與其他人的自己,與它思想中的對象區分開來」。[2]

安·蘭德之所以頌揚人的自我,其原因顯而易見。通過這一行為,她(含蓄地)維護了她的哲學的核心原則,同時也是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們的核心原則:理性、價值、意願、個人主義。相比之下,她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則不思考,不判斷,不希望;他們都是二手貨(1),情願被他人所控制。他們已然宣布放棄了他們的頭腦,從字面意思上來說,他們已經沒有了自己。

這部關於「人的自我」的中篇小說於1938年在英國首次出版。它與1943年出版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有什麼關係呢?安·蘭德在1946年寫道,《頌歌(2)》(Anthem)就像「藝術家們為了將來的大幅油畫而作的草圖。在寫《頌歌》的同時,我也在為了《源泉》而工作。二者有着同樣的主題、精神與意圖,不過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3]

當時有一位記者曾警告蘭德女士,對一部分人來說,「自我」這個詞「衝擊力太強了,甚至是不道德的」。她答覆道:「哎,當然會有這樣的人。你以為這本書是針對誰寫的?」[4]

儘管對於文本而言,「自我」這個詞始終至關重要,但出版時,書名卻改成了《頌歌》。這並不是說安·蘭德試圖使這本書變得溫和起來,而是她對每一部作品都會採取同樣的步驟。她的暫定名總是直言不諱並且毫無感情,為了自己明白起見,直接點出作品的核心問題;這樣的書名容易過早並過多地向讀者泄露內容,也過於枯燥無味。她最終確定的那些書名仍然與核心問題有關,但卻採取了間接的、喚起的方式;它們讓讀者自己去發現作品的意義,從而吸引甚至觸動他們。[關於這一點還有另外一個例子,《罷工》(The

Strike)這個暫定名在適當的時候變成了《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

按照蘭德女士的想法,現在這部小說,從一開始就是一曲獻給「人的自我」的讚歌。因此,修改作品的標題並不困難:從「自我」變成「讚歌」再變成「頌歌」,讓讀者自己去發現這曲讚歌所頌揚的對象。「最後兩章,」蘭德女士在一封信中寫道,「是真正的頌歌。」[5]其餘的部分都是鋪墊。在我看來,選擇「頌歌」(而不是「讚歌」,或者比如說「頌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頌歌」是一個有宗教色彩的詞語,它的第二個定義是「一段神聖的聲樂作品,歌詞通常摘選於宗教經文」。[6]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安·蘭德想讓自己的作品具有宗教性。事實恰恰與之相反。

在《源泉》一書的二十五周年紀念版序言中,安·蘭德解釋了這一點。她寫道,在某種程度上,為了抗議宗教在倫理學這一領域的壟斷:

就像宗教率先僭越了倫理學的領域,使道德與人類相對抗一樣,它同樣也篡奪和盜用了我們語言中的道德概念,將它們置於世俗之外,使人類無法企及。「升華」通常被用來表示由於對超自然的沉思而喚起的那種情感狀態。「崇拜」一詞意指在情感上體驗對某種超乎人類的事物的忠誠和獻身。「崇敬」是指一種神聖的敬意,它通過膜拜去體驗。「神聖」的意思是超越於任何與人類、與地球有關的東西,並且不能被它們所觸及。凡此種種。

但是,這樣的概念確實指的是實際的情感,儘管並不存在超自然的範疇;而體驗這些情感會令人振奮,使人感到高貴,並不會讓人感到宗教定義所要求的那種妄自菲薄。那麼,在現實中,它們的來源和所指是什麼?那便是人類致力於一種道德理想的一整個情感王國。……

必須將人類情感的這一最高等級從幽暗的神秘論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讓它重新指向恰當的對象——人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正是本着這樣的意圖,我把《源泉》一書里戲劇化的人生觀念確定為「對人的崇拜」。[7](3)

出於同樣的理由,安·蘭德為這本書目前的標題選擇了「頌歌」這一美學道德概念。通過這一行為,她對神秘論發起了戰爭,而沒有對其投降。她要求對人及他的自我表達「神聖的」敬意,而這敬意實際上不應來自於上天,而應來自於地球上的生命。一曲「獻給自我的頌歌」是對敬神者的褻瀆,因為它暗示着對人,以及最重要的,對他心底那個根本的、固有的、自私的東西的崇敬,而非對神的崇敬。正是這個東西使他能夠應對現實並且倖存於世。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多自我主義者,也有過很多崇拜者。自我主義者通常都是憤世嫉俗的「現實主義者」(就像霍布斯(4)),並且他們鄙視道德;而崇拜者,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則超然世外。他們之間的衝突便是事實與價值二分法(5)的一個實例,許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困擾着西方哲學。這一衝突令事實似乎毫無意義,也令價值失去了基礎。安·蘭德的「獻給自我的頌歌」這個概念否定了這一惡毒的二分法。她的客觀主義哲學將事實與價值融為一體——在《頌歌》這個例子中,則是將人的真正本性與對其崇高而世俗的讚美融為了一體。

《頌歌》的體裁是由它的主題所決定的。作為一首頌歌,或者說讚美詩,這部小說無論在形式上還是風格上都不是典型的安·蘭德作品(儘管它的內容非常典型)。正如蘭德女士曾經說過的那樣,《頌歌》有故事,但是沒有情節,比如,沒有通過事件的逐步進展來不可阻擋地引出行動的高潮和問題的最終解決。《頌歌》一書中最為接近高潮的事件是男主人公對「我」這個詞的發現。但這一情節並非一個關乎存亡的行動,而是內心的活動,是一個認知的過程——此外,它還有些偶然(並非全部由此前的故事情節所推動)。[8]

同樣,《頌歌》也沒有使用安·蘭德的典型藝術手法,即她口中的「浪漫現實主義」。與她的其他小說相比,這部作品沒有現實的、當代的故事背景,也相對很少嘗試再現感覺上的、對話上的,或者心理上的細節;故事設定在一個遙遠而又原始的未來社會,用詞非常簡單,很像《聖經》的寫法,這樣的行文比較適合這樣的一個時代與世界。安·蘭德曾對塞西爾·B·德米勒(6)描述說,這本書是一個「戲劇化的幻想故事」。[9]在回答羅斯·懷爾德·萊茵(7)的一個問題時,她正式將這本書歸類為一首「詩」。[10]

對於這本書在其他媒體上的改編版本,她持有同樣的觀點。1946年,她寫信給華特·迪士尼(8),信中提到,如果這本書有可能被搬上大屏幕,「我希望它能以非寫實的動畫形式呈現,而不是由真人來演」。[11]後來,我記得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魯道夫·紐瑞耶夫(9)向她發來請求,想根據《頌歌》創作一出芭蕾舞劇。通常安·蘭德都會拒絕這類請求。不過由於《頌歌》一書的特殊性質(同時也由於對紐瑞耶夫的舞蹈的讚賞),她滿腔熱情地支持紐瑞耶夫的想法。(遺憾的是,無論是電影還是芭蕾舞劇,最終都沒有實現。)

關鍵在於,雖然動畫片或者芭蕾舞劇的確可以呈現一個幻想故事,但卻無法呈現蘇俄或洛克的鬥爭(10)或思想者的罷工(11)。

《頌歌》起初的構思是一部劇作。那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或者也許更早一點)。當時,安·蘭德還是生活在蘇俄的一個少年。大約四十年之後,她與一個採訪者討論了這部作品的形成過程:

它本來會是一部關於未來一個集體主義社會的劇作。在那個社會裡,人們丟失了「我」這個詞。他們彼此稱呼為「我們」,這個設想構成了故事的主體。劇里有很多人物。我想,它應該分成四幕。我所記得的關於這部劇作的一個情節是,裡面的人物都難以忍受社會。有時,某個人會在某次集體會議中間尖叫並發瘋。關於這個情節,留下的唯一痕跡是那個在夜裡尖叫的人。[12]

這部劇作並非專門反對蘇聯的:

我並不是在對我的背景進行報復。因為若是這樣,我應該將故事背景設置在蘇聯或者影射蘇聯。我想把那樣的世界徹底抹除,我的意思是,我不會想要在我的故事裡寫到蘇聯或者與它有任何關係。當時我對蘇聯的感覺,僅僅是從我的童年時期,從十月革命以前延續下來的一種被激化的感覺。我覺得這個國家太神秘、太墮落、太腐化了。我覺得人必須離開這裡,找到文明的世界。[13]

1926年,二十一歲的安·蘭德離開蘇聯來到美國。但是,直到讀了《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一個發生在未來的故事,她才有了寫《頌歌》的想法: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主題,只是描述了某種戰爭摧毀了文明這一事實,在紐約的廢墟中,最後一個倖存者開始重建。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節。它只是一個冒險故事,但讓我感興趣的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幻想故事被印到了紙上——而不是那種身邊事類型的連載小說。他們會刊登這樣一個故事,這一事實令我印象尤為深刻。因此我想,如果他們不介意幻想,那我願意嘗試一下《頌歌》。

那個時候,我正在致力於構建《源泉》的情節,這是我所有的努力當中最為難熬的部分。除了坐下來思考,我別無事情可做,這令人苦不堪言。我在進行建築學方面的研究,但還不能着手去寫。我必須偶爾抽出時間去寫點其他東西。因此,1937年夏天,我寫了《頌歌》。[14]

接下來,便是為它的出版而進行的一段長期的鬥爭——不是在英國,它在英國立即就出版了;鬥爭是在美國進行的:

起初,我計劃把《頌歌》寫成一個雜誌故事或者連載小說……但我想,當時是我的代理說,它不應該寫給雜誌,她很可能是對的。或者可能她試過,但沒有成功。她告訴我說,它應該作為一本書被出版,我完全沒有這樣想過。她把它同時提交給了美國出版商麥克米倫(Macmillan)和英國出版商卡斯爾(Cassell)。麥克米倫曾經出版過我的《我們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當時版權還在他們手裡。卡斯爾立刻接受了這本書。他們的老闆說,他不確定這本書是否能賣,但它很美,他從文學角度欣賞它,願意出版。而麥克米倫則拒絕了這本書。[15]

此後的八年裡,《頌歌》在美國一無所成。之後,在1945年,洛杉磯一個出版非虛構文章的小型右傾機構小冊子出版者(Pamphleteers)的倫納德·里德判定,《頌歌》應該被美國讀者看到。1946年,里德將它作為一本小冊子出版了。1953年,另外一家讀者寥寥無幾的右傾出版社卡克斯頓(Caxton)出版了它的精裝版。最後,在1961年,這本書寫作完成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新美國圖書館出版社(New

American

Library)終於發行了它的大眾平裝版。

通過這樣漫長而痛苦的一步一步,這個個人主義的國家終於獲許去發現安·蘭德這本個人主義的小說。迄今為止,《頌歌》的銷量已達近二百五十萬冊。

為了它的第一個美國版,安·蘭德重寫了這本書。「為了此次出版,我對(這個故事)進行了編輯,」她在1946年版的前言中寫道,「但儘量保持了它本來的風格……沒有添加或刪除任何理念或事件……這個故事保持了它的原樣。我提升了它的面孔,而非它的脊樑或精神;這兩者本來便無須提升。」[16]

直到年近四十,直到已經精通英語並完成了《源泉》的寫作,安·蘭德仍然沒有徹底滿意於自己對風格的控制。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她的早期作品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過度描述;有一次她告訴我,當某個觀點(或某種情感)已經充分客觀地表達過之後,她有時卻還是不太確定。到了1943年之後,她無論在藝術上還是英語上都已成為胸有成竹的專業人士,於是重新拾起了《頌歌》,其後又拾起了《我們活着的人》。憑藉如今成熟的學識,她開始修訂這兩部作品。

多年後她說,在編輯《頌歌》時,她主要關注的是:

精確、明晰、簡潔,並且消滅一切社論式的,或略顯華而不實的形容詞。你知道,嘗試使用那種半古體的風格非常困難。有些段落太誇張了。實際上,在某些地方我為了風格而犧牲了內容,純粹是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表達。當我在完成《源泉》之後修改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完全控制我的風格,也知道該如何通過簡單並直接的方式獲得同樣的效果,而不必與《聖經》太過相像。[17]

有些人想知道,在他們自己的作品中,該如何實現「精確、明晰、簡潔」——除了這些,我還得加上「美」,因聲與義的完美結合而產生的美。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在這一版中附上了英國原版《頌歌》的一個複印件,其中的每一頁上都有安·蘭德為美國版所做的編輯性修改,全都是她親筆所寫。拋開「聖經體」這一具體問題,如果隨着閱讀的深入,您一邊研究她所做出的修改一邊問「為什麼」,其實,您可以從寫作這件事裡學到的東西永無止境——無論是安·蘭德的寫作還是您自己的。

在努力思考的那段歲月里,關於自己的藝術,安·蘭德學到了很多。當然,關於其他的更多方面,她同樣學到了很多,其中包括如何應用她的哲學。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作為一個人,她是不可改變的。在蘇聯想象《頌歌》的那個孩子,與近三十年後對它進行編輯的那個女人有着同樣的靈魂——而又過了三十五年之後,她仍然為它而感到驕傲。

1936年,也就是寫作《頌歌》的前一年,她勉為其難地為《我們活着的人》這本書填寫了一份宣傳表格。在這份表格里,可以為她的這種不變性找到一個小小的例證。這份表格要求作者們闡述自己的哲學觀。時年三十一歲的她這樣開始了她的回答:「讓我的人生成為它自身的理由。一直到兩百歲,我都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你生活的目標並加以追尋。我崇拜個人,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的最高可能性;我厭惡人類,是因為他們沒能實現這些可能……」[18]

當我偶然發現早在1936年(甚至更早一些時候)安·蘭德便已列舉出的這些特徵時,我不禁想到了洛克的朋友奧斯頓·海勒(12)對洛克所做的一番評價(13):

我經常想,他是我們之中唯一獲得永生的人。我指的不是他的聲譽,也不是說他永遠都不會死。而是他正在永生。我覺得,他是永生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你知道,人們都渴望永生,但是他們正和生活過的每一天一起死亡。……他們改變,他們否認,他們反駁——而他們把這叫作成長。最終,沒有任何東西被留下來,沒有任何東西不被逆轉,不被背叛;就好像從來都沒有過實體,只有一連串形容詞在一團不成形的東西中忽隱忽現。他們連片刻都沒有擁有過,又怎麼能期望得到永生呢?但是霍華德——你可以想象他永遠存在。[19](14)

你同樣可以如此去想象安·蘭德。就上述的意義而言,她本人同樣永垂不朽,並已青史留名。因此,我期望她的作品可以與世長存。或許當另一個黑暗時代(15)可能或真的來臨的時候,它們甚至都可以虎口餘生,就像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一樣。

無論如何,《頌歌》活了下來。此時此刻,我非常高興能有機會為它在美國的五十周年紀念版作序。

正在閱讀這些文字的你們當中的一些人,將會在這裡慶祝它的一百周年。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不能要求你們對未來的歲月「保持信念」。取而代之的是,我要求你們:堅持理性。

或者用《頌歌》的風格來表述:愛你的自我,如愛你自己。因為這就是了。

——倫納德·皮卡夫(16)

加利福尼亞州歐文市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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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理查德·德米勒的信,1946年11月。

[2]

《蘭登書屋英語詞典》,校園版,1968年。

[3]

給洛林·普魯提的信,1946年9月。

[4]

給理查德·德米勒的信,1946年11月。

[5]

給洛林·普魯提的信,1946年9月。

[6]

《蘭登書屋英語詞典》,校園版,1968年。

[7]

蘭德女士為《源泉》二十五周年紀念版(平裝版第9頁)所作的序言。

[8]

私人通信。

[9]

給塞西爾·B·德米勒的信,1946年9月。

[10]

給羅斯·懷爾德·萊茵的信,1946年7月。

[11]

給華特·迪士尼的信,1946年9月。

[12]

傳記式面談的記錄,1960—1961。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頌歌》1946年版前言,第5頁。

[17]

傳記採訪的記錄,1960—1961。

[18]

《偷拍安·蘭德》,1936年6月。

[19]

《源泉》,平裝版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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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cond-hander,此處指沒有自我意志,全盤接受他人意見的人。參考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高曉晴、趙雅薔、楊玉所譯《源泉》一書中對該詞的譯法,將其譯作二手貨。——譯註

(2)

本書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頌歌」,中文版書名改為「一個人」,但為了文意的貫通,在序言中採取「頌歌」這一譯法。——譯註

(3)

據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高曉晴、趙雅薔、楊玉所譯《源泉》,並對其中表達不夠確切之處做了改動。——譯註

(4)

Hobbes,指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創立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完整體系。——譯註

(5)

the

fact-value

dichotomy,指源於休謨的對於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二分。——譯註

(6)

Cecil

B.De

Mille(1881—1959),百老匯及好萊塢著名導演與製作人,代表作有電影《十誡》的1923年版及1956年版。——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