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宣言 - 第1章

安·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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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譯者後記

序言

一 藝術的精神認識論

二 哲理與人生觀

三 藝術與人生觀

四 藝術與認知

五 文學的基本原理

六 何謂浪漫主義

七 當今的美學真空

八 不可告人的浪漫主義

九 藝術和道德背叛

十 《九三年》序

十一 我為何寫作

十二 舉手之勞——一個短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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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後記

「我們還能等到一次美學的文藝復興嗎?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那些在為未來奮鬥的人,現在就置身於美學的文藝復興當中。」

我很榮幸能有機會第二次翻譯安·蘭德的書,並為之作序,也很高興這部《浪漫主義宣言》可以和《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及《一月十六日夜》一起,加入中國讀者的收藏單。

《浪漫主義宣言》成書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如今從21世紀的角度回顧上個世紀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我們眼前浮現的一定是「咆哮的20年代」的爵士樂、好萊塢、百老匯,以及從文學到雕塑的種種革命性的運動。安·蘭德經歷了這一切。她穿梭在好萊塢的人潮當中;她的劇作《一月十六日夜》在百老匯享有盛名;她生活在紐約,一個不知不覺間取代了巴黎成為全世界藝術中心的大都市。面對藝術的空前繁榮,她崇拜、被崇拜,批判、被批判。這個從蘇聯流亡到美國的小姑娘成長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哲學家,而《浪漫主義宣言》繼總銷量超過《聖經》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之後,也成為20世紀藝術領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安·蘭德作品登陸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她的名字在美國20世紀文學、哲學和社會運動中舉足輕重。安·蘭德1905年出生於沙皇俄國統治下的聖彼得堡。重壓的統治以及政變、暴亂的威脅並沒有扼殺她對藝術的熱愛,本書中多次提到她七歲時對藝術的見解。她八歲開始寫劇本,十歲開始寫小說。政治的動盪毀掉了安·蘭德原本幸福祥和的中產階級家庭。在結束了長時間顛沛流離的生活,完成學業後,1926年她遠渡重洋來到紐約。

輾轉來到好萊塢的她從群眾演員做起,最終通過寫作得以立足於美國主流社會。《阿特拉斯聳聳肩》獲得極大成功之後,她的視野就不再集中於小說,而開始發展自己的哲學思想,遊走於各地巡迴演講,在報紙雜誌上刊文,直到晚年身體狀況開始惡化。《浪漫主義宣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從1962年到1976年,安·蘭德創辦了刊物:《客觀主義者》(原名為《客觀主義者通訊》)和《安·蘭德通訊》,她既是這些刊物的發起者,也是每期的撰稿人。本書收錄的是從1966年至1971年發行的《客觀主義者》中精選出的篇目。安·蘭德的哲學思考全部注入在這些專欄文章中,之後她出版的每一部哲學作品基本都摘選了這兩種刊物中的文章。

安·蘭德文集作品,有的偏向於哲學,有的偏向於政治,而《浪漫主義宣言》探討的是藝術和人生觀。書中所選文章的一大共性是安·蘭德對同年代的藝術圈的不滿,然而本書的標題卻包含着一對矛盾。「浪漫主義」是安·蘭德認為現代藝術所缺失的東西,而「宣言」卻恰恰是20世紀現代藝術的圈子中最流行的一種寫作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較有影響力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都發表了各自的「宣言」,達利1950年也發表了《神秘主義宣言》以聲張自己的觀點。這些宣言一般都以最直白的文字表述藝術家自己或者某個流派的主張,藝術也因此被賦予了更加廣泛的意義。正因如此,《浪漫主義宣言》的標題蘊含着一種奇妙的辯證:一方面,安·蘭德將自己與跟自己人生觀不同、被自己「唾棄」的藝術家並列在一起;另一方面,她又聲稱,她的時代沒有浪漫主義。這樣的一種情感貫穿本書,也貫穿安·蘭德一生的奮鬥。

由於《浪漫主義宣言》所選文章的時間跨度大,相互之間的連續性並不強。非要勉強從中尋找聯繫非但不能幫助讀者理解,反而會破壞這些文章內在的邏輯關係。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給讀者提供我的幾點解讀,以拋磚引玉。

安·蘭德對藝術的原理做了大量的研究。這一領域至今存在很多爭議,但是安·蘭德認為藝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沒有直接感知價值觀的能力,所以需要將人生觀和價值判斷轉化為有形的現實。因此,她將藝術定義為「藝術家的形而上學價值判斷的選擇性重塑」,藝術的核心功能是傳遞人生觀。這一點劃清了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界限,而安·蘭德認為後者不是藝術。藝術必須是現實的「程式化」,也就是說,藝術家選擇出他眼前的現實,把那些值得成為藝術的元素重塑為藝術。

自然主義者放棄這樣的選擇,美其名曰「寫實」,在安·蘭德看來,這實際上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藝術中的現實從來就不是現實本身,任何一個被藝術表達的對象都被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加入了藝術家思考的元素。同樣的人,被雕塑、繪畫、文學和舞台重塑之後,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畸形。這並不取決於藝術家看待現實的角度,而取決於藝術家的希冀。所謂藝術,不是討論這個世界「現在怎麼樣」,而是這個世界「可以怎麼樣」,未來「應該怎麼樣」。

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話題是「人」,因為安·蘭德認為只有人性可以為現實添加形而上學的內涵,故能產生藝術。例如,繪畫的本質既不是它的顏料、線條,也不是它受畫框限制的空間,而是藝術家在其中傳遞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藝術無論如何,都不能獨立於人而存在——藝術必須是人的鏡子。安·蘭德信仰人的理性和意志,認為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她認為人的一生就是追逐理想的一生,而這個理想一般都是遙不可及的。因此,文學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支援這種追求,為讀者勾勒他們想成為的人,鋪展美好世界的藍圖。她做到了這一點,她創作的小說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定激發了很多人心中久久沉睡的理想。以上的思想深深地紮根於安·蘭德的整個哲學思想當中。她提出的客觀主義哲學可以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一句話來總結:「我的哲學就是個人至上,以個人幸福為其人生的意義,以獲得利益為最高尚的活動,以理性為其絕對的原則。」個人主義永遠矗立在安·蘭德創作小說的最中心。安·蘭德作為哲學家所論證的和作為文學家所宣揚的都是個人價值凌駕於其他一切價值,而個人的理想也是最高貴的理想。

藝術不僅僅是人的鏡子,也是時代的鏡子。安·蘭德經歷了俄國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巨大反差,又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的猖獗,有理由厭惡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在她的時代的瘋狂和泛濫。她認為這樣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和藝術風格,都在蠶食人類的理性,威脅人類的個人意志。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主要分歧就在於,前者強調統計學的大多數,並以此作為道德的準繩,而在安·蘭德看來這恰恰是一種美學犯罪和道德犯罪。在本書中她說道:「美學中浪漫主義的徹底毀滅就像倫理學中道德的徹底毀滅和政治學中資本主義的徹底毀滅一樣。」在冷戰的背景下,她將自然主義和集權主義視為等同的威脅,這與她的時代是分不開的。

應該注意的是,安·蘭德的藝術本身就有着哲學和政治的雙重基礎。她在本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哲學上,她認為亞里士多德開啟了人類思想的大門,解開了套在人類靈魂上的枷鎖;政治上,她認為只有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才是保護人類的物質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唯一制度。她沒有看到冷戰的結束——相反,她所一見鍾情的美國制度,也在新政等的影響下不斷地喪失民主和自由。她於是用筆來宣洩她的擔憂,她發現浪漫主義是跟她理想的哲學和理想的政治所對應的藝術流派,於是誕生了她的藝術理論。

回顧了安·蘭德藝術的理論基礎,再來看她的許多觀點、許多激進的言辭便可以說得通。例如,安·蘭德在本書中近乎瘋狂地反對攝影,這一點遭到很多後人的攻擊。她認為攝影只是一種愚蠢技術的體現,完全剝奪了人選擇和創造的能力。在她活躍的年代,攝影的技術稱不上有多高明,膠片技術在發展之初確實缺乏創新的空間,設備也較為笨重。她指的是,這樣的攝影毫無篩選地記錄下鏡頭前的一切,等於是讓客觀現實左右了人的意志。安·蘭德從未認為這是一件壞事,但認為這很明顯不符合藝術的標準。另外,傳統藝術之於攝影本就存在着微妙的關係,這不是安·蘭德的發明,但是她給出了二者之間矛盾的一個說法。

藝術需要時間的沉澱,藝術是時代的縮影。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民族有什麼思想,有什麼哲學,有什麼價值觀,就會產生什麼藝術,以及生發出相對應的文化和政治。安·蘭德也認為她的時代沒有藝術,她認為浪漫主義早已銷聲匿跡,「頂級、純粹、始終如一的藝術家」少之又少。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中,受到安·蘭德諷刺和批評的藝術家大多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小說獎,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輝煌,但安·蘭德依然擔心他們所引領的藝術航行的方向。

《浪漫主義宣言》不僅僅是閱讀安·蘭德諸多著作的優秀參考,也是閱讀藝術、閱讀時代大潮流的優秀指導。安·蘭德說她把一生獻給「偉大的人類」。也許她的眾多觀點被很多批評家認為稍有偏頗,但是每個人都應該永不放棄對「偉大」的嚮往和追求。人應該生而偉大,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我們的時代在我們的努力下可以成為也應該成為一個偉大的時代。

鄭齊

序言

「宣言」[1]在字典里的解釋是:「由政府、首腦或組織發表的,關於意圖、觀點、理念或思想的公開聲明。」(《蘭登書屋英語字典》,大學版,一九六八年)

因此,我必須要提前聲明,這個宣言不是以任何組織和藝術運動的名義發表的,只代表我個人的觀點。當今的藝術潮流中早已經沒有了浪漫主義的身影。如果未來的某一天又會有浪漫主義興起的話,那麼本書將榮幸地成為一隻推手。

根據我的哲學理念,一個人要切忌在沒有闡明理由的情況下表達他的「意圖、觀點、理念或思想」——比如在沒有充分考慮它們的現實背景的情況下討論這些。正因如此,所謂的宣言——有關我自己的個人理念和思想——其實在本書的末尾,在闡述完使得我具有這些理念和思想的理論基礎之後。這些屬於宣言的部分是本書的第十一章「我為何寫作」和第十章「《九三年》序」的一部分。

我建議那些認為藝術是出離理性之外的人最好還是放下本書:他們會找不到任何共鳴。那些認為一切皆屬理性的人則會將本書視為理性美學的基石。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基石的缺失,當今的藝術才會變得如此烏煙瘴氣、污穢不堪。

從第六章借用這樣一句話:「美學體系中浪漫主義的沒落——就好像道德體系中個人主義的沒落或是政治體系中資本主義的沒落一樣——都來自於哲學闡釋的匱乏……這三種情形都與最基礎的價值觀本質相關,然而闡幽探賾又不曾有。這就使得問題的關鍵在討論中反而被認為無關宏旨,因此價值觀就被那些不知道他們丟失了什麼或者為什麼丟失了這些東西的人打入冷宮。」

就浪漫主義來說,我一向認為我是聯結迷霧中的過去以及未來的一座橋樑。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的驚鴻一瞥讓我有幸見到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閃耀的文化氛圍的最後一抹餘暉(創造這一切的當然不是俄國,而是西方世界)。這團文化之火強烈得不可能一瞬間熄滅:即便是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我在大學學習時雨果的《呂意·布拉斯》[2]和席勒的《唐·卡洛》[3]依然是戲劇的保留劇目。這些劇目不是被當作歷史片段的復刻重鑄,而是被看作當今世界的美學欣賞。這代表了大眾的人文關懷和人文水準。如果一個人目睹了那樣的藝術——或者推而廣之:那樣的文化竟然曾經存在過——「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