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風箏的人 - 第1章

卡勒德·胡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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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風 箏 的 人 | 前 言

如同《追風箏的人》中的阿米爾,我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喀布爾開始寫作,當時還是孩子。雖然我用來寫作的語言已經變了——從法爾西文、法文,到如今的英文,但有個因素卻始終未變:我向來只為一個讀者寫作——我自己。某個特定的人物或者場景激起我的興趣,我坐下來,強迫自己將其完成。《追風箏的人》正是這樣寫就的。我腦海中有兩個男孩,其中一個在感情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從,搖擺不定;另外一個單純、忠誠,生性純良正直。我知道這兩個男孩的友誼前景暗淡,兩人的決裂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內中緣由是促使我在2001年3月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原因。我必須將其找出來,因為到頭來,於我而言,寫作總是服務於我自己,是一種把故事告訴我自己的行動。

我從不曾想過還有別的人會真的閱讀這本書。也不盡然。我知道我的妻子羅雅會看。我的父母、兄弟和姻親也會。我想或許還能哄騙一兩個表親來看。在我腦海中,我會說出阿米爾的故事,然後書稿將會安放在儲藏室的書架上,和我那些裝滿小故事和短篇小說的牛皮紙信封相伴。

我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六個月後,雙子塔倒塌了。

不久之後,我的妻子建議——實際上是要求——我把手稿投出去。當時我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我每寫出一章,羅雅便讀一章。我反對將這本書投給出版商。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夠好。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全美國沒有人會聽一個阿富汗人的訴說,不過這個想法似乎錯得更加厲害。你們一定理解的,當時那次襲擊發生未久,傷口尚新,民憤高漲。現在阿富汗人備受歧視,我對羅雅說。就算我接受這個滑稽的假設,認為我的書有可能出版,但人們幹嗎要買它呢?那些在美國的土地上製造了有史以來最大慘案的人就在某人的祖國進行訓練,人們幹嗎要把錢放進他的口袋呢?況且,我還擔心,當時把書稿投出去會有機會主義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個悲劇——儘管我創作這本書早在阿富汗人成為國際社會關注點之前。

羅雅不贊同。她認為這是我獲得更多讀者的機會。她信心十足,費了好大勁說服我。她覺得當時實際上是向世界講一個阿富汗故事的良機。那些日子——很悲哀,直到如今——關於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數圍繞着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戰爭展開。到處是對阿富汗人的誤解和偏見。你的書能讓他們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羅雅說。我雖然猶豫,但不得不認可她的部分觀點。《追風箏的人》很大部分發生在20

世紀70年代,蘇聯戰爭之前的時期,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實際上是個盲點。甚至還有相當多的篇幅談到流亡美國的阿富汗人,而至少是在小說界,這些人很少被提起。羅雅最後的也是產生作用的理由是:他們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

情況並非全然如此,我們兩人都知道。隨着時間的流逝,我們已經見到多數美國人民不再妖魔化阿富汗人。他們的憎惡直接發泄向塔利班——而人們無法妖魔化那些已經是魔鬼的人。此外,她對這未完稿的前景的估計,我認為很善意,但過於樂觀。儘管如此,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2002年6月,我把書稿寄到紐約,給一位可愛的女士,名字是伊蓮·科斯特,是個文學經紀人。7月的一個炎熱下午,她給我打電話,說的話跟幾個月前羅雅說過的差不多。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她給《追風箏的人》找到了家。這本書於2003年6月在美國出版。

這本書自出版之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備受歡迎,你們能想象得到我有多麼吃驚。別忘了,我寫下它的時候,意識中的讀者只是我自己;所以,能收到印度、南非、特拉維夫、悉尼、倫敦、阿肯色的讀者來信,表達他們對我的感情,我非常地驚訝。很多人想捐錢給阿富汗人。有些人甚至還告訴我,他們想收養阿富汗孤兒。在這些信中,我看到小說作品獨有的聯結人們的力量,我還看到了人類的體驗有多麼普遍:羞恥、負疚、後悔、愛情、友誼、寬宥和贖罪。

對我來說,這些讀者來信是巨大的滿足感的來源,也不斷提醒我,我娶了一位賢妻,沒有她,這本書可能還擺放在我的儲藏室里。身為作家,若讀者對這個故事、對裡面的人物和他們的艱苦、對情節的糾纏轉折有所觸動,我感到激動。身為阿富汗人,當讀者告訴我,閱讀這本小說讓他們對阿富汗人有了具體的認識,他們再也不把我的祖國看作僅僅是一片不幸、麻煩不斷、災難深重的土地,對此我深感光榮。

我希望你們也這樣。

謝謝你們閱讀這本書,願你們的風箏飛得又遠又高。

卡勒德·胡賽尼

| 追 風 箏 的 人 | 簡 介

「許多年過去了,人們說陳年舊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終於明白這是錯的,因為往事會自行爬上來。回首前塵,我意識到在過去二十六年裡,自己始終在窺視着那荒蕪的小徑。」

12歲的阿富汗富家少爺阿米爾與僕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場風箏比賽後,發生了一件悲慘不堪的事,阿米爾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責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隨父親逃往美國。

成年後的阿米爾始終無法原諒自己當年對哈桑的背叛。為了贖罪,阿米爾再度踏上暌違二十多年的故鄉,希望能為不幸的好友盡最後一點心力,卻發現一個驚天謊言,兒時的噩夢再度重演,阿米爾該如何抉擇?

小說如此殘忍而又美麗,作者以溫暖細膩的筆法勾勒人性的本質與救贖,讀來令人盪氣迴腸。

第一章

2001年12月

我成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個陰雲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歲。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牆後面,窺視着那條小巷,旁邊是結冰的小溪。許多年過去了,人們說陳年舊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終於明白這是錯的,因為往事會自行爬上來。回首前塵,我意識到在過去二十六年裡,自己始終在窺視着那荒蕪的小徑。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電話,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廚房裡,聽筒貼在耳朵上,我知道電話線連着的,並不只是拉辛汗,還有我過去那些未曾贖還的罪行。掛了電話,我離開家門,到金門公園北邊的斯普瑞柯湖邊散步。晌午的驕陽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數十艘輕舟在和風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頭,望見兩隻紅色的風箏,帶着長長的藍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們舞動着,飛越公園西邊的樹林,飛越風車,並排飄浮着,如同一雙眼睛俯視着舊金山,這個我現在當成家園的城市。突然間,哈桑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為你,千千萬萬遍。哈桑,那個兔唇的哈桑,那個追風箏的人。

我在公園裡柳樹下的長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電話中說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齊飛的風箏。我憶起哈桑。我緬懷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爾。我想起曾經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個改變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第二章

小時候,爸爸的房子有條車道,邊上種着白楊樹,哈桑和我經常爬上去,用一塊鏡子的碎片把陽光反照進鄰居家裡,惹得他們很惱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們相對而坐,沒穿鞋子的腳丫晃來盪去,褲兜里滿是桑葚干和胡桃。我們換着玩那破鏡子,邊吃桑葚干,邊用它們扔對方,忽而吃吃逗樂,忽而開懷大笑。我依然能記得哈桑坐在樹上的樣子,陽光穿過葉子,照着他那渾圓的臉龐。他的臉很像木頭刻成的中國娃娃,鼻子大而扁平,雙眼眯斜如同竹葉,在不同光線下會顯現出金色、綠色,甚至是寶石藍。我依然能看到他長得較低的小耳朵,還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來像是一團後來才加上去的附屬物。他的嘴唇從中間裂開,這興許是那個製作中國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於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時在樹上我還會慫恿哈桑,讓他用彈弓將胡桃射向鄰家那獨眼的德國牧羊犬。哈桑從無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會拒絕。哈桑從未拒絕我任何事情。彈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親阿里常常逮到我們,像他那樣和藹的人,也被我們氣得要瘋了。

他會張開手指,將我們從樹上搖下來。他會將鏡子拿走,並告訴我們,他的媽媽說魔鬼也用鏡子,用它們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讓他們分心。「他這麼做的時候會哈哈大笑。」他總是加上這麼一句,並對他的兒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會咕噥着,低頭看自己的雙腳。但他從不告發我,從來不提鏡子、用胡桃射狗其實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條通向兩扇鍛鐵大門的紅磚車道兩旁植滿白楊。車道延伸進敞開的雙扉,再進去就是我父親的地盤了。磚路的左邊是房子,盡頭則是後院。

人人都說我父親的房子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華麗的屋宇,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全喀布爾最美觀的建築。它坐落於喀布爾北部繁華的新興城區,入口通道甚為寬廣,兩旁種着薔薇;房子開間不少,鋪着大理石地板,還有很大的窗戶。爸爸親手在伊斯法罕選購了精美的馬賽克瓷磚,鋪滿四個浴室的地面,還從加爾各答買來金絲織成的掛毯,用於裝飾牆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掛着水晶吊燈。

樓上是我的臥房,還有爸爸的書房,它也被稱為「吸煙室」,總是瀰漫着煙草和肉桂的氣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後,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書房的黑色皮椅上。他們填滿煙管——爸爸總說是「餵飽煙管」,高談闊論,總不離三個話題:政治,生意,足球。有時我會求爸爸讓我坐在他們身邊,但爸爸會堵在門口。「走開,現在就走開,」他會說,「這是大人的時間。你為什麼不回去看你自己的書本呢?」他會關上門,留下我獨自納悶:何以他總是只有大人的時間?我坐在門口,膝蓋抵着胸膛。我坐上一個鐘頭,有時兩個鐘頭,聽着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談話聲。

樓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擺着專門定做的櫥櫃。裡面陳列着鑲框的家庭照片:有張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納迪爾國王在1931年的合影,兩年後國王遇刺。他們穿着及膝的長靴,肩膀上扛着來復槍,站在一頭死鹿前。有張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裝,朝氣蓬勃,臉帶微笑的媽媽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還有一張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夥伴拉辛汗站在我們的房子外面,兩人都沒笑,我在照片中還是嬰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嚴厲。我在爸爸懷裡,手裡卻抓着拉辛汗的小指頭。

凹壁可通往餐廳,餐廳正中擺着紅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綽綽有餘。由於爸爸熱情好客,確實幾乎每隔一周就有這麼多人坐在這裡用餐。餐廳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爐,每到冬天總有橙色的火焰在裡面跳動。

拉開那扇玻璃大滑門,便可走上半圓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兩英畝的後院和成排的櫻桃樹。爸爸和阿里在東邊的圍牆下辟了個小菜園,種着西紅柿、薄荷和胡椒,還有一排從未結實的玉米。哈桑和我總是叫它「病玉米之牆」。

花園的南邊種着枇杷樹,樹蔭之下便是僕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簡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親住在裡面。

在我母親因為生我死於難產之後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誕生在那個小小的窩棚裡面。

我在家裡住了十八年,但進入阿里和哈桑房間的次數寥寥無幾。每當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開了。我穿過那片薔薇,回到爸爸的廣廈去;哈桑則回到他的寒廬,他在那兒出世,在那兒度過一生。我記得它狹小而乾淨,點着兩盞煤油燈,光線昏暗。屋裡兩端各擺着一床褥子,一張破舊的赫拉特出產的地毯四邊磨損,擺在中間。屋角還有一把三腳凳,一張木頭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畫畫。此外四壁蕭然,僅有一幅掛毯,用珠子綴着「Allah-u-akbar」(真主偉大)的字樣。那是爸爸某次去麥什德旅行時給阿里買的。

1964年某個寒冷的冬日,正是在這間小屋,哈桑的母親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媽媽因為生產時失血過多而謝世,哈桑則在降臨人世尚未滿七日就失去了母親。而這種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數阿富汗人看來,簡直比死了老娘還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藝人跑了。

哈桑從未提及他的母親,仿佛她從未存在過。我總是尋思他會不會在夢裡見到她,會不會夢見她長什麼樣子,去了哪裡。我還尋思他會不會渴望見到她。他會為她心痛嗎,好比我為自己素昧平生的媽媽難過一樣?有一天,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電影,我們從爸爸家裡朝扎拉博電影院走去。我們抄了近路,穿過獨立中學旁邊的軍營區——爸爸向來不許我們走那條捷徑,但當時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們跨過圍繞着軍營的藩籬,跳過一條小溪,闖進那片開闊的泥地,那兒停放着積滿塵灰的廢舊坦克。數個士兵聚集在一輛坦克的影子下抽煙玩牌。有個士兵發現了我們,用手肘碰碰身邊的傢伙,沖哈桑嚷嚷。

「喂,你!」他說,「我認識你。」

我們跟他素不相識。他又矮又胖,頭髮剃得很短,臉上還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臉帶淫褻,朝我們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亂。「繼續走!」我低聲對哈桑說。

「你!那個哈扎拉小子!看着我,我跟你說話吶!」那士兵咆哮着。他把香煙遞給身邊那個傢伙,用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圍成圓圈,另外一隻手的中指戳進那個圈圈,不斷戳進戳出。「我認識你媽媽,你知道嗎?我和她交情不淺呢。我在那邊的小溪從後面幹過她。」

眾士兵轟然大笑,有個還發出一聲尖叫。我告訴哈桑繼續走,繼續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緊!」那士兵邊說邊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後來,電影開始了,我在黑暗中聽到坐在身邊的哈桑低聲啜泣,看到眼淚從他臉頰掉下來。我從座位上探過身去,用手臂環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認錯人了,」我低語,「他認錯人了。」

據說莎娜芭拋家棄子的時候,沒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古蘭經》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輕19歲的莎娜芭,這個女人美貌動人,可是不潔身自愛,向來聲名狼藉。人們對這樁婚事大皺眉頭。跟阿里一樣,她也是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哈扎拉族人。她還是他的第一個堂妹,因而他們天生就應該是一對。但除了這些,至少在他們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無共同之處。風傳莎娜芭那善睞的綠眼珠和俏皮的臉蛋曾誘得無數男人自甘墮落,阿里則半邊臉罹患先天麻痹,因此他無法微笑,總是一副陰鷙的臉色。要判斷石頭臉的阿里究竟高興還是難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只有從他眯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斷其中是歡樂的閃爍,還是哀傷的涌動。人們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用在阿里身上再貼切不過,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聽說莎娜芭步履款款,雙臀搖擺,那誘人的身姿令眾多男人跟他們的愛人同床異夢。但阿里得過小兒麻痹症,右腿萎縮,菜色的皮膚包着骨頭,夾着一層薄如紙的肌肉。我記得八歲那年,有一天阿里帶我到市場去買饢餅。我走在他後面,嘴裡念念有詞,學着他走路的樣子。我看見他提起那條嶙峋的右腿,搖晃着劃出一道弧形;看見他那條腿每次踏下,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右邊傾低。他這樣蹣跚前進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說是個小小的奇蹟。我學着他走路,差點摔進水溝,忍不住咯咯笑起來。阿里轉過身,看到我正學着他,他什麼也沒說。當時沒說,以後也一直沒說,他只是繼續走。

阿里的臉龐和步伐嚇壞了某些鄰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煩的是那些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過,他們總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魯」,也就是專吃小孩的惡魔。「喂,巴巴魯,今天你吃了誰啊?」

他們一起歡樂地叫喊,「你吃了誰啊,塌鼻子巴巴魯?」

他們管他叫「塌鼻子」,因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種外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哈扎拉人的了解就這麼多:他們是蒙古人的後裔,跟中國人稍微有些相似。學校的教材對他們語焉不詳,僅僅提到過他們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書房翻閱他的東西,發現有本媽媽留下的舊歷史書,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書上的塵灰,那天晚上偷偷將它帶上床,吃驚地發現裡面關於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寫了滿滿一章。整整一章都是關於哈扎拉人的!我從中讀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圖人曾經迫害和剝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紀時,哈扎拉人曾試圖反抗普什圖人,但普什圖人「以罄竹難書的暴行鎮壓了他們」。書中說我的族人對哈扎拉人妄加殺戮,迫使他們離鄉背井,燒焚他們的家園,販售他們的女人。書中認為,普什圖人壓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前者是遜尼派穆斯林,而後者是什葉派。那本書記載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師從未提及,爸爸也緘口不談。它還訴說着一些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比如人們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載貨蠢驢」等。我曾聽到有些鄰居的小孩這麼辱罵哈桑。

隨後那個星期,有天下課,我把那本書給老師看,指着關於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幾頁,嗤之以鼻地把書還給我。「這件事什葉派最拿手了,」他邊收拾自己的教案邊說,「把他們自己送上西天,還當是殉道呢。」提到什葉派這個詞的時候,他皺了皺鼻子,仿佛那是某種疾病。雖說同屬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鄰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據說她憎惡他的相貌,已經到了盡人皆知的地步。「這是個丈夫嗎?」她會冷笑着說,「我看嫁頭老驢子都比嫁給他好。」

最終,人們都猜測這樁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親之間的某種協定。他們說阿里娶他的堂妹,是為了給聲名受辱的叔叔恢復一點榮譽,儘管阿里五歲痛失怙恃,也並無值得一提的財物或遺產。

阿里對這些侮辱總是默默以待,我認為這跟他畸形的腿有關:他不可能逮到他們。但更主要的是,這些欺辱對他來說毫不見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經找到他的快樂、他的靈丹妙藥。那真是足夠簡單的事情,沒有產科醫生,也沒有麻醉師,更沒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儀器設備。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張髒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麼也沒墊着,阿里和接生婆在旁邊幫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幫助,因為,即使在降臨人世的時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無法傷害任何人。幾聲呻吟,數下推動,哈桑就出來了。臉帶微笑地出來了。

先是愛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訴鄰居的僕人,那人又到處宣揚,說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懷中的嬰兒,瞥見那兔唇,發出一陣悽厲的笑聲。「看吧,」她說,「現在你有了這個白痴兒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願抱着哈桑,僅僅五天之後,她離開了。爸爸僱傭了那個餵過我的奶媽給哈桑哺乳。阿里跟我們說她是個藍眼睛的哈扎拉女人,來自巴米揚,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這麼說。她唱什麼歌呢?哈桑跟我總是問,雖然我們已經知道——阿里已經告訴過我們無數次了,我們只是想聽阿里唱。他清了清喉嚨,放聲唱起來: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喚阿里的名字,神靈的獅子

啊~

阿里,神靈的獅子,凡人的國王

給我悲傷的心靈帶來喜悅

然後他會提醒我們,喝過同樣的乳汁長大的人就是兄弟,這種親情連時間也無法拆散。哈桑跟我喝過同樣的乳汁。我們在同一個院子裡的同一片草坪上邁出第一步。還有,在同一個屋頂下,我們說出第一個字。我說的是「爸爸」。他說的是「阿米爾」。我的名字。如今回頭看來,我認為1975年冬天發生的事情——以及隨後所有的事情——早已在這些字里埋下根源。

Isfahan,伊朗中部城市。——譯者注,下同​

Calcutta,印度城市。​

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國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殺。​

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

Mashad,伊朗城市。​

伊斯蘭教分為遜尼(Sunni)和什葉(Shi』a)兩大派系。兩派的分別主要在於對於穆罕默德繼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認上。按什葉派的觀點,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後裔才是合法的繼承人,而遜尼派承認艾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阿里四大哈里發的合法性。​

Hazara,阿富汗民族,主要分布在該國中部省份。​

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將麵團抹在烤爐上烘焙而成。​

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語言普什圖語為阿富汗官方語言。​

Bamiyan,阿富汗城市,在喀布爾西北150

公里處。​

第三章

傳說我父親曾經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一隻黑熊搏鬥。如果這是個關於別人的故事,肯定有人會斥之為笑話奇談。阿富汗人總喜歡將事物誇大,很不幸,這幾乎成了這個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噓說他兒子是醫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經在高中的生物學測驗中考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從來沒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倘使有人質疑,那麼,爸爸背上那三道彎彎曲曲的傷痕就是證據。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擊的場面,甚至有時連做夢也夢到了。而在夢中,我分不清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颶風先生」,這隨後變成遠近聞名的綽號。這個綽號可是名副其實。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圖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濃密的小鬍子,捲曲的棕色頭髮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樣不羈;他雙手強壯,似乎能將柳樹連根拔起;並且,就像拉辛汗經常說的那樣,黑色的眼珠一瞪,會「讓魔鬼跪地求饒」。爸爸身高近兩米,每當他出席宴會,總是像太陽吸引向日葵那樣,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裡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蓋住頭,但爸爸的鼾聲宛如轟轟作響的汽車引擎,依然穿牆越壁而來,而我們的房間中間還隔着客廳呢。媽媽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個房間?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見到我的媽媽,我還有一長串問題要她解答呢。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歲的樣子,爸爸決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訴我的。他說爸爸親自設計施工圖,儘管他根本沒有半點建築經驗。人們對此表示懷疑,勸他別犯傻,雇個建築師得了。當然,爸爸拒絕了,人們大搖其頭,對爸爸的頑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們又開始搖頭了,不過這次是帶着敬畏,對他成功的法門稱讚不已。恤孤院樓高兩層,位於喀布爾河南岸,在雅德梅灣大道旁邊,所耗資費均由父親自己支付。拉辛汗說爸爸獨力承擔了整個工程,工程師、電工、管道工、建築工,這些人的工錢都是爸爸支付的。城裡的官員也抽了油水,他們的「鬍子得上點油」。

恤孤院工程耗時三年,蓋好的那年我八歲。我記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帶我去喀布爾以北幾英里遠的喀爾卡湖。他讓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謊,說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屬我一人。再說,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爾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頭跳了八下,我用盡力氣,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邊看着我們,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後背,甚至還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

我們在湖邊的野餐桌旁邊坐下來,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夾餅——就是饢餅夾着肉丸和醃黃瓜。湖水澄藍,波平如鏡,陽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輝。每逢周五,總有很多家庭到湖邊,在陽光下度過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兒只有我們——爸爸和我,還有幾個留着鬍子和長發的遊客,我聽說他們叫「嬉皮士」。他們坐在碼頭上,手裡拿着釣魚竿,腳板在水裡晃蕩。我問爸爸,為什麼那些人留着長頭髮,但爸爸沒有回答,只哼了一聲。他正準備翌日的演講,翻閱着一疊手稿,不時用鉛筆做些記號。我吃一口雞蛋,告訴爸爸,學校裡面有個男孩說,要是吃下雞蛋殼,就得將它尿出來。我問爸爸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聲。

我咬一口夾餅。有個黃頭髮的遊客放聲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後背。遠處,在湖那邊,一輛卡車蹣跚着轉過山路的拐角處,它的觀後鏡反射出閃閃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