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芒絲 - 第1章
司湯達
作者：司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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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譯文庫」總序
我們面前的這個文庫，其前身是「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或者說，現今的這個文庫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個書係為基礎的，對此，有必要略作說明。
原來的「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是明確以社會文化積累為目的的一個外國文學編選出版項目，該書系的每一種，皆以一位經典作家為對象，全面編選譯介其主要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的資料，再加上生平年表與帶研究性的編選者序，力求展示出該作家的全部文學精華，成為該作家整體的一個最佳縮影，使讀者一書在手，一個特定作家的整個精神風貌的方方面面盡收眼底。「書系」這種做法的明顯特點，是講究編選中的學術含量，因此呈現在一本書里，自然是多了一層全面性、總結性、綜合性，比一般僅以某個具體作品為對象的譯介上了一個台階，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進行到一定層次，社會需要所促成的一種境界，因為精選集是社會文化積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簡便有效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同時滿足閱讀欣賞、文化教育以至學術研究等廣泛的社會需要。
我之所以有創辦精選書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專業是搞文學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對綜合與總結總有一種癖好。另一方面，則是直受法國伽利瑪出版社「七星叢書」的直接啟發，這套書其實就是一套規模宏大的精選集叢書，已經成為世界上文學編選與文化積累的具有經典示範意義的大型出版事業，標誌着法國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視的高超水平。
「書系」於1997年問世後，逐漸得到了外國文學界一些在各自領域裡都享有聲譽的學者、翻譯家的支持與合作，多年堅持，慘澹經營，經過長達十五年的努力，總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種，編選完成八十種的規模，在外國文學領域裡成為了一項舉足輕重、令人矚目的巨型工程。
這樣一套大規模的書，首尾時間相距如此之遠，前與後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盡如人意是在所難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決。事實上，作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譯、名編選」為特點的文化積累文庫，在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的社會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確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這樣一個數千萬字的大文庫要再版重印談何容易，特別是在人文書籍市場萎縮的近幾年，更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出版家都會在這樣一個大項目面前望而卻步，裹足不前，儘管欣賞有加者、嘖嘖稱道者皆頗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這種令人感慨的氛圍中，北京鳳凰壹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老總賀鵬飛先生卻以當前罕見的人文熱情，更以迥然不同於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氣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氣魄與堅定決心，將這個文庫接手過去，準備加以承續、延伸、修繕與裝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擴建……
於是，這套「世界名著名譯文庫」就開始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當然，人文圖書市場已經大為萎縮的客觀現實必須清醒應對。不論對此現實有哪些高妙的辯析與解釋，其中的關鍵就是讀經典高雅人文書籍的人已大為減少了，影視媒介大量傳播的低俗文化、惡搞文化、打鬧文化、看圖識字文化已經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為縮減的外國文學閱讀中，則是對故事性、對「好看好玩」的興趣超過了對知性悟性的興趣，對具體性內容的興趣超過了對綜合性、總體性內容的興趣，對訴諸感官的內容的興趣超出了對訴諸理性的內容的興趣，讀書的品位從上一個層次滑向下一個層次，對此，較之於原來的「精選書系」，「文庫」不能不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與變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體作品的分量，而減少總體性、綜合性、概括性內容的分量，在這一點上，似乎是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後退，但是，列寧尚可「退一步進兩步」，何況我等乎？至於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經典名著與讀者青睞的佳作，只不過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與綜合性，把原來的一卷卷「精選集」，變通為一個個小的「系列」，每個「系列」在出版上，則保持自己的開放性，從這個意義上，文庫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與拓展。
面對上述的客觀現實，我們的文庫會有什麼樣的前景？我想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自稱繼承了世界優秀文化遺產，並已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中華大國，一個城鎮化正在大力發展的社會，一個中產階級正在日益成長、發展、壯大的社會，是完全需要這樣一個巨型的文化積累「文庫」的。這是我真摯的信念。如果覆蓋面極大的新聞媒介多宣傳一些優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從盈富的財庫中略微多撥點兒款在全國各地修建更多的圖書館，多給它們增加一點兒購書經費；如果我們的中產階級寬敞豪華的家宅里多幾個人文書架（即使只是為了裝飾）；如果我們國民每逢佳節不是提着「黃金月餅」與高檔香煙走家串戶，而是以人文經典名著饋贈親友的話，那麼，別說一個巨大的「文庫」，哪怕有十個八個巨型的「文庫」，也會洛陽紙貴、供不應求。這就是我的願景，一個並不奢求的願景。
柳鳴九
2013年元月
譯本序
這篇小說的題名似乎叫《奧克塔夫》更為確切，因為小說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並不是阿爾芒絲，而是奧克塔夫這個哈姆雷特式的青年人。
自從莎士比亞塑造出那位憂鬱的丹麥王子以後，憂鬱症就成了西方文學作品中不少格調不凡、聰俊靈秀的青年主人公的通病。這種患者在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文學中，幾乎就是成批地出現的：塞南古的奧培曼鬱鬱寡歡，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諾迪埃的沙爾在生活中處處都擺脫不了「煩惱的心情」；夏多布里昂筆下的勒內的愁緒似乎充塞了整個宇宙，還有繆塞的沃達夫，他自稱屬於「憂鬱的母親們生下的神經質的蒼白的激動的一代兒女」，從小就染上了「精神上的病毒」。
「當時生活在這個破碎了的世界上的，就是這樣一代憂愁的青年」，他們的憂鬱症被稱為「世紀病」。
司湯達的奧克塔夫屬於他們的行列。
他年輕貌美，自不待言。在十九世紀文學，特別是浪漫主義文學或者是頗有浪漫情調的文學中，這似乎已經是作品主人公所必備的條件。為此，司湯達賦予了他「頎長的身材」，「高雅的舉止」，還有一雙「烏黑的美妙無雙的眼睛」。同樣自不待言的，是他聰明穎慧、才智高超、博覽群書、出口不凡。以其才貌而言，他比他上述的那些同胞兄弟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屬於傳統文學中那種「風流小生」、翩翩美少年的類型，所不同的是，那些風流小生的才貌似乎生來只是為了在情場上一帆風順或無堅不克的，而奧克塔夫的才貌，在司湯達的安排下，卻註定要在他自己的憂鬱中白白地消耗掉。這是司湯達既落俗套又不落俗套的第一個所在！
奧克塔夫的憂鬱，即使不比文學中其他那些憂鬱症患者嚴重，但也是難以緩解的，他明明是爵爺府第里的一個少爺，卻認為「我的生活步步不幸，處處辛酸」，他不是「心情一直悽苦莫名」，就是「目光流露出地獄的痛苦」，舒適的生活、家庭的寵愛、周圍人的逢迎、愛情與結婚，都沒有使他擺脫這種「精神病」。這無疑是一種奇特的病症，與飽食終日的凡夫俗子、追求享受的紈絝子弟無緣。那麼，這種憂鬱症的內情是什麼？病根何在？
如果說，憂鬱與痛苦，是這種病的狀態，那麼，對外在的現實生活的反感與對自身存在的厭倦就是這種病的實情。當然，最初的典型病例仍然是那位丹麥王子。自從哈姆雷特對自己所處的王國發出「這是一座荒蕪不治的花園，裡面長滿了惡毒的莠草」這一指責，對自己的生命提出「活下去還是不活」的疑問以後，法國那些憂鬱症的患者也莫不對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牢騷滿腹、落落寡合、橫眉冷對、憤世嫉俗，而對自己則又厭世輕生。奧克塔夫也正是這樣。他對他的社會，厭惡地發出這樣的感慨：「人有多麼卑劣啊！」對於他自己，他這樣沉思：「為什麼不了結這一生呢？」甚至痛苦地呼喊：「天哪，怎麼不把我壓死呀！」
儘管莎士比亞從十八世紀開始就對法國作家有了影響，而其影響到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又更為明顯，但我們很難說，法國文學中的這些憂鬱症的患者，就一定是對哈姆雷特的模仿。問題在於，哈姆雷特體現了這樣一個矛盾，即優秀個性與卑污社會環境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階級社會裡，又恰巧是帶有普遍性或永恆性的，並且，因個性愈是出類拔萃、社會環境愈是惡劣而愈有感人的悲劇意味，於是，這樣一個矛盾、這樣一種格局在以後的文學中就有可能重現。
如果考慮到法國十九世紀初正經歷着封建關係被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秩序正在建立與鞏固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既有與舊時代、舊階級血肉相連因而在新時期喪失了一切，因而痛苦莫名、鬱鬱寡歡者，也有本來對新時期、新秩序充滿了幻想，但在並不美好的資本主義秩序面前感到失望與幻滅，因而陷於不可排遣的煩惱者，那麼，就不難理解，在法國十九世紀初期的文學中何以成批地產生了一批哈姆雷特式的憂鬱症患者。而且，作家們也基本上分為這兩種人，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上，把自己痛苦的感受加以詩化，賦予正義的或可同情的性質，注入形象之中，染上悲劇的色彩，前一種情況如夏多布里昂和他的人物勒內，後一種情況則有塞南古和他的奧培曼、諾迪埃和他的沙爾，這就好像歌詞與曲調，雖然歌詞各有不同，但「痛苦」與「憂鬱」是它們共同的曲調，而其共同的深刻的病根，則又都是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
顯然，這裡有一個文學形象的類型的問題。在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中，總可以找到一些類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繪出來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屬於某一種類型或某一種系列，這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作家往往面臨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們所描寫的人性又往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現形式。不過，傑出的作家之所以傑出，就在於他的人物儘管屬於某種類型，然而並不公式化、程式化，而總有內在的充實的時代社會內容。奧克塔夫當然也帶有類型性、系列性，而他的憂鬱與痛苦也同樣來自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問題在於，他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究竟有什麼具體的社會時代內容以及表現得是否深刻？
司湯達把奧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復辟王朝時代，這正是法國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曲折與倒退的時期。被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薩克的刺刀保護下回到了巴黎，並進而企圖恢復革命前的封建貴族土地所有制與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統治，在封建勢力這種倒行逆施的過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無雙議會」通過向革命時期流亡國外的貴族賠償十億法郎的法案，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件。司湯達在一八二七年把這個事件當作他小說故事的歷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銳的社會政治意義。而且，他又在這個背景上，展現出「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龍的幾個場面」，實際上就是製作出復辟時期貴族社會的縮影。他通過粗略但清晰的線條，勾畫了一些貴族社會的人物，表現出他們那種陳腐的精神狀態和逆潮流而動的意志願望。他們在一個已經揚棄了他們的世紀裡迴光返照、苟延殘喘，然而卻自以為是在迎着舊朝代復興的偉大的曙光；他們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根基、他們的財富與力量，但他們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統、門第這些早已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自傲，以裝腔作勢來掩蓋他們的虛弱與貧乏，用虛榮的、硬撐門面的辦法來掩蓋他們的寒酸與破落；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早已經是一個「最缺乏生命的階級」，然而他們卻頑固地夢想恢復早已被大革命徹底清掃了的舊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轉時代歷史的車輪；而從他們的人品與私德來說，他們絕不是一批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壯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沒有見識、沒有崇高的感情、沒有純正的趣味、空虛無聊的小人，在他們之中，卑劣的感情、「壞心眼」、邪惡與陰險、自私自利等則到處可見。這就是奧克塔夫所處的，也是他與之對立的社會環境。
而奧克塔夫的個性呢？是什麼樣的個性？這一個性的全部內容幾乎都與他的社會環境針鋒相對。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上流社會裡的人無一不是卑鄙的，在這個社會裡，他不是傲氣十足，就是不屑於理睬；與此同時，他對自己是這個社會裡的一員、與這些人同類而感到痛苦，因而，離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樂趣，即使對自己所享受的物質條件，那座舒適的府第，他也很是厭惡，寧可回到學校里那簡樸的寢室里去；他是陳腐的貴族的血統門第觀念、特權觀念的對立面，竟然那麼厭棄直接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賠償法案；他與復辟時期貴族社會裡那種力圖恢復封建專制舊秩序的反動願望與反動意志相反，與他們作為垂死的階級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計較相反，具有「正直而堅強的心靈」、「高尚的品格」和「榮譽感」，並且還根據他的良知擬訂過各種各樣的行動計劃，而最後，他也的確採取了拜倫式的出走行動，當即將抵達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戰的希臘時，他在一種對「英雄的國家」的敬意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奧克塔夫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是整個小說的基礎，而奧克塔夫與阿爾芒絲的愛情故事與感情糾葛，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這一基本矛盾的一種外延。這不僅因為奧克塔夫與阿爾芒絲的結合、他個人生活的幸福，並沒有使他擺脫由於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而產生的憂鬱，他的命運並沒有因愛情而有所改變，倒仍然是按這一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必然方向走向結局，還因為他與阿爾芒絲之間存在着隔閡與誤會，而這種隔閡與誤會正是由於奧克塔夫與社會環境對立而產生的，是他在自己所厭棄的社會中有了一種過分的敏感而造成的。在這裡，司湯達首先顯示了一種對社會歷史的興趣，他首先想要表現的是社會歷史的內容，而不是兩性關係的內容，如果要把《阿爾芒絲》看作一部愛情小說的話，那麼就應該說，司湯達多麼善於在愛情故事裡、在微妙的愛情心理的描寫中，灌注充實的社會歷史內容！
當然，奧克塔夫作為貴族社會的一個成員，何以與自己的社會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對立？這是一個問題，對此，司湯達做了可信的交代：他是一個受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哲學家影響的貴族青年，而十八世紀啟蒙哲學所提供的理性王國的理想與十九世紀並不理想的社會現實的對照，形成了十九世紀青年人不滿現實的「世紀病」的根子，這在司湯達的時代本來就是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至於在奧克塔夫身上，則是這樣一個矛盾：精神上受了獅子的哺育，偏偏卻身落在狼窩裡。這樣一個矛盾在復辟時期是無法解決的，因而，奧克塔夫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得到緩解。對於司湯達來說，這既是他所要描寫的一種社會現實，也是他要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手段，他正是要通過奧克塔夫身上的矛盾來對復辟時期的貴族階級進行批判，他想說明，貴族階級衰朽沒落、陳腐頑固、倒行逆施，即使是在貴族社會內部，也已經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強烈厭棄。
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中，司湯達與巴爾扎克可以說同為把復辟時期的社會矛盾揭示得最為深刻、最為出色的兩位大師。如果說，巴爾扎克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經濟問題備嘗種種辛酸，而特別善於從金錢關係去觀察、發掘與表現復辟時期的社會階級矛盾的話，那麼，司湯達則因為他在當代政治階級鬥爭中經歷過坎坷道路，因而特別善於揭示與描寫那個時代里由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所決定的社會心理。司湯達本人也屬於受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哺育並直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風暴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還長期是把資本主義關係帶到歐洲各國的拿破崙大軍中的一員。他的榮辱與命運是和拿破崙這個資產階級皇帝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拿破崙的失敗，也就意味着他個人的困頓與逆境，復辟時期伊始，他就成為一個「丟了飯碗」「被掃地出門」的人，他不得不旅居意大利達七年之久，一八二一年回到巴黎後，當然仍舊是清貧的生活。他的困境無疑使他對復辟時代的個人命運問題有深切的感受，因而，他成了復辟時代里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這一主題最深刻的表現者。他幾乎把這個時期的這個主題的各個方面都寫全了，一八二七年的《阿爾芒絲》是開始，繼而有一八三〇年的《紅與黑》，後來還有一八三九年的《帕爾馬修道院》，只不過，《紅與黑》所表現的是一個有才能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個性與阻礙他、扼殺他的社會環境的矛盾，《帕爾馬修道院》所表現的是一個崇拜拿破崙的貴族青年的個性與浪費他、銷蝕他的社會環境的矛盾。
三部作品，情勢不同，主題與格局卻基本一致。就其深刻與成熟的程度而言，《阿爾芒絲》與後兩部傑作是不能相比的，但從作品的產生與作品的主題思想來說，它既是後兩部傑作的先導，也是後兩部傑作的補充。
柳鳴九
一九八五年元月
◎塞南古（1770—1846）：法國作家，奧培曼是他同名書信體小說中的主人公。
◎諾迪埃（1780—1844）：法國作家，沙爾是他的小說《薩爾茨堡的畫家》中的主人公。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作家，勒內是他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
◎繆塞（1810—1857）：法國作家，沃達夫是他著名小說《世紀兒的懺悔》中的主人公。
◎繆塞《世紀兒的懺悔》第一部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