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遺事 - 第1章
司湯達
作者：司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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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譯文庫」總序
我們面前的這個文庫，其前身是「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或者說，現今的這個文庫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個書係為基礎的，對此，有必要略作說明。
原來的「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是明確以社會文化積累為目的的一個外國文學編選出版項目，該書系的每一種，皆以一位經典作家為對象，全面編選譯介其主要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的資料，再加上生平年表與帶研究性的編選者序，力求展示出該作家的全部文學精華，成為該作家整體的一個最佳縮影，使讀者一書在手，一個特定作家的整個精神風貌的方方面面盡收眼底。「書系」這種做法的明顯特點，是講究編選中的學術含量，因此呈現在一本書里，自然是多了一層全面性、總結性、綜合性，比一般僅以某個具體作品為對象的譯介上了一個台階，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進行到一定層次，社會需要所促成的一種境界，因為精選集是社會文化積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簡便有效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同時滿足閱讀欣賞、文化教育以至學術研究等廣泛的社會需要。
我之所以有創辦精選書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專業是搞文學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對綜合與總結總有一種癖好。另一方面，則是直受法國伽利瑪出版社「七星叢書」的直接啟發，這套書其實就是一套規模宏大的精選集叢書，已經成為世界上文學編選與文化積累的具有經典示範意義的大型出版事業，標誌着法國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視的高超水平。
「書系」於1997年問世後，逐漸得到了外國文學界一些在各自領域裡都享有聲譽的學者、翻譯家的支持與合作，多年堅持，慘澹經營，經過長達十五年的努力，總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種，編選完成八十種的規模，在外國文學領域裡成為了一項舉足輕重、令人矚目的巨型工程。
這樣一套大規模的書，首尾時間相距如此之遠，前與後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盡如人意是在所難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決。事實上，作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譯、名編選」為特點的文化積累文庫，在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的社會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確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這樣一個數千萬字的大文庫要再版重印談何容易，特別是在人文書籍市場萎縮的近幾年，更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出版家都會在這樣一個大項目面前望而卻步，裹足不前，儘管欣賞有加者、嘖嘖稱道者皆頗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這種令人感慨的氛圍中，北京鳳凰壹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老總賀鵬飛先生卻以當前罕見的人文熱情，更以迥然不同於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氣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氣魄與堅定決心，將這個文庫接手過去，準備加以承續、延伸、修繕與裝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擴建……
於是，這套「世界名著名譯文庫」就開始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當然，人文圖書市場已經大為萎縮的客觀現實必須清醒應對。不論對此現實有哪些高妙的辯析與解釋，其中的關鍵就是讀經典高雅人文書籍的人已大為減少了，影視媒介大量傳播的低俗文化、惡搞文化、打鬧文化、看圖識字文化已經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為縮減的外國文學閱讀中，則是對故事性、對「好看好玩」的興趣超過了對知性悟性的興趣，對具體性內容的興趣超過了對綜合性、總體性內容的興趣，對訴諸感官的內容的興趣超出了對訴諸理性的內容的興趣，讀書的品位從上一個層次滑向下一個層次，對此，較之於原來的「精選書系」，「文庫」不能不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與變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體作品的分量，而減少總體性、綜合性、概括性內容的分量，在這一點上，似乎是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後退，但是，列寧尚可「退一步進兩步」，何況我等乎？至於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經典名著與讀者青睞的佳作，只不過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與綜合性，把原來的一卷卷「精選集」，變通為一個個小的「系列」，每個「系列」在出版上，則保持自己的開放性，從這個意義上，文庫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與拓展。
面對上述的客觀現實，我們的文庫會有什麼樣的前景？我想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自稱繼承了世界優秀文化遺產，並已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中華大國，一個城鎮化正在大力發展的社會，一個中產階級正在日益成長、發展、壯大的社會，是完全需要這樣一個巨型的文化積累「文庫」的。這是我真摯的信念。如果覆蓋面極大的新聞媒介多宣傳一些優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從盈富的財庫中略微多撥點兒款在全國各地修建更多的圖書館，多給它們增加一點兒購書經費；如果我們的中產階級寬敞豪華的家宅里多幾個人文書架（即使只是為了裝飾）；如果我們國民每逢佳節不是提着「黃金月餅」與高檔香煙走家串戶，而是以人文經典名著饋贈親友的話，那麼，別說一個巨大的「文庫」，哪怕有十個八個巨型的「文庫」，也會洛陽紙貴、供不應求。這就是我的願景，一個並不奢求的願景。
柳鳴九
2013年元月
譯本序
司湯達的真名實姓是亨利·貝爾，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蘭西東南靠近意大利的一個重要省會格勒諾布爾。雖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紀，雖然參加了浪漫主義運動，而且在法蘭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戰鬥員，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卻屬於十八世紀戰鬥的唯物論的文學傳統。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的大師們，才是他的真正師承。
他曾經告訴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兩種真正的科學：
「一：認識人們行動的動機的科學。你一認識人們行動的真正動機，你就能設法促使他們完成結局對你是幸福的行動。在一八二二年，人們談起他們行動的真正動機，幾乎是永遠在撒謊。對於一個年輕人最有用的科學、證明他在二十歲上最有才情的科學，就是戳破這類謊話的科學。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動之上建立他的行動的方法而已。有一本書，題目應當是：發現人們行動的真正動機的方法。這本書就是愛爾維修的《精神論》。」
「二：第二種有用的科學，就是邏輯，或者是我們走向幸福而不發生錯誤的方法。」
這第二本書，他告訴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觀念學》。
對於司湯達，追求快樂是人生終極的目的，同時，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從他的唯物觀點出發，認為宇宙不是一個謎，只要我們肯去認識，而又掌握得住認識的科學或者方法，永遠尊重事實，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後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說：「徹底認識人，正確批判事物，這樣，就是向幸福邁進了一大步。」有這種唯物論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據，司湯達的思想，無論是表現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顯然就具備着高度進步的傾向。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點：他從寫作生涯一開始，就是挑釁的、戰鬥的。活着比他聲譽高，然而比他年輕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開始是保王黨、天主教徒，同時在寫作風格上是描寫的、抒情的；又如巴爾扎克，雖然對司湯達曾經表示衷心的欽佩，然而是右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斷改正自己的錯誤。司湯達在小說家之外，還是批評家、遊記家、自傳家，然而即使是寫遊記，他也從來不是描寫的；即使是寫自傳，他也從來不是抒情的；顯然他是那樣敏感，而且感情那樣容易激動。他不僅敢於在他的遊記或者小說中攻擊教會、教皇本人，而且還在教皇轄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遠是坦白從事、絕不客氣。
他的愛憎是分明的。高爾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傾向性：「我讀司湯達的長篇小說，是在學會了憎恨許多東西之後，他那沉靜的語言、懷疑的嘲笑，大大地堅定了我的憎恨。」
司湯達活着的時候，在文學事業和社會活動上，都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重視。他活在一個和他格格不入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是復辟的王朝，在文學上是浪漫主義的反動勢力和革命勢力並駕齊驅的時代。列寧曾經這樣肯定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唯物主義者的戰鬥作用並指出：
「在歐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在法蘭西發生了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制機關與農奴制思想的決戰的時期，唯物主義成了唯一徹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的學說，仇視迷信和虛偽習氣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敵就極力企圖『駁倒』、摧毀、誣衊唯物主義，而擁護那些歸根到底總是辯護宗教或維持宗教的哲學唯心主義派別。」
我們可以想見，到了十九世紀波旁王朝復辟期間，「民主派的仇敵」變本加厲，何等猖狂。夏多布里昂用富麗的詞句歌頌天主和神秘，在羅馬做大使；德·麥斯特，在更遠的莫斯科做大使，發表極端荒謬的言論，要全世界統一在一個教皇之下、一個國王之下，而且「無論如何，不應協助將知識普及於下層人民。」司湯達拒絕看夏多布里昂的傑作《阿達拉》，預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沒有人讀他的書。至於德·麥斯特，司湯達乾脆罵他是壞蛋，不然也是懦夫，從第一頁起就在撒謊。然而像司湯達這樣一個在巴黎以賣文為生的自由職業者、苟全性命於意大利的小領事，除去忿懣、郁怒，實際上是孤獨無力的。他給我們留下十四篇遺囑，這就是說，他當時起過十四回自殺的念頭。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兩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年各一篇。儘管絕望，他還是沒有自殺。他永遠和唯我主義者的「我」鬥爭着。他永遠在和醜惡的現實，在和造成這個現實的不合理的制度戰鬥着。在他幾次想到自殺的這些寂寞、悠長的歲月里，他寫着他的傑作，他發表了他的部分寫作，不多的讀者在讀他，最後，他得到了巴爾扎克的讚揚，說他是「觀念文學最卓越的大師之一」。他寫信給巴爾扎克表示感謝，說：「我夢想在一八六年或者一八八年左右，我也許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對自己的期許，和他某些其他預言一樣，歷史證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確。他深信未來屬於他，屬於《高老頭》的偉大作者，而不屬於那些揚揚得意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一種不屈不撓、樂觀而清醒的戰鬥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動力。
在「仇恨迷信和虛偽習氣」上，司湯達比前輩伏爾泰走得遠多了。他的年輕要好的朋友梅里美回憶他道：「我從來不曉得，他從什麼地方得來他的見解，談起一個問題來，他不幸幾乎和每一個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個格言就是永遠不饒恕謊話。在《紅與黑》正文開始之前，他放了一句丹東的話：「真實，嚴酷的真實」，說明全書的意圖。對於司湯達，「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惡，就是增加禍害。此外一切，只是虛偽或者資產階級的愚妄。應當永遠抓住機會教育青年」。他自己出身於外省的一個紳士家庭，但是他「對一切有關資產階級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飾的蔑視」。在《紅與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遺著《呂西安·婁萬》里，他對外省和巴黎的資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髮式的批評。
他更猛烈的鞭撻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時他說，「我以為羅馬天主教是一切罪惡的源泉」；一時又說，「貴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敵」。梅里美記述道：「他從來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個神甫和一個保王黨對他永遠是偽君子。」在另一個地方，更確定道：「他是一個極不信教的人，一個病入膏肓的唯物主義者，或者，說正確些，上帝本人的仇敵……他否認上帝，可是恨起他來，就像恨一個主子一樣。」我們曉得，說到最後，伏爾泰是一個泛神論者，而司湯達根本把上帝當作他的仇敵。德萊克呂日記錄他這方面的議論道：「就算有一個上帝吧，可是哪一個有理性的人相信過上帝是善良的啊？什麼！你希望我愛戴一個創造鼠疫和疥瘡的上帝？為了叫我受罪，一步給我來一個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來就害病，這是怎麼樣的上帝？」為什麼德·麥斯特是壞蛋？因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花子神甫做的。他們拿空洞的觀念代替事實，因為事實不像觀念那樣討人喜歡。事實是可以測，可以量，可以證明的」！高爾基在《底層》中所痛恨於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為他專拿謊話安慰人或者哄騙人。
所以，就在夏多布里昂歌頌天主的偉大的慈悲和織繪中世紀修道院的假想的靜修生活的時候，司湯達把聖母的無靈和地獄一樣戕害青年心靈的修道院攤給人看。在這一點上，《意大利遺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義。它的尖銳的鬥爭意義就在於它不是想象出來的，而是像司湯達自己說起的，他愛過這些真實的貴族家庭歷史的記述，是因為這裡打上了「司法的鐵掌」的銘記，而且在受害人「死後不幾天寫出來」，血還是熱的，這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對偽造歷史之流，如夏多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這些真實故事裡，受難的不再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膜拜的聖母和聖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壓壞了」的呼喚無門的男女。高爾基在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訴了我們：
「我熟悉好幾千本描寫秘密的與流血的罪行的小說。然而我閱讀司湯達的《意大利遺事》的時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這種事怎麼做得出來呢？這個人所描寫的本是殘酷無情的人、復仇的兇手，可是我讀他的小說，好像是讀《聖者列傳》，或者聽《聖母的夢》——一部關於她在地獄中看到人們遭受的《苦難的旅途》的故事。」
統治階級，無論是在巴黎、維也納或者羅馬，當然是討厭這種翻舊賬的作家的。年輕時候，屠格涅夫遊覽羅馬，請司湯達給他做了三天嚮導，當時寫信給朋友道：「這位聰明的法蘭西人，是最好的嚮導：他對古代羅馬和現代羅馬同樣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談闊論着。由於他，我曉得了羅馬一個大概Ansichten，它的內部情形，它的實際政策。他說的真話同調和這些真話的漂亮話，反而使這裡人不喜歡他，不過，就我看來，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