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爾馬修道院 - 第1章
司湯達
作者：司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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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譯文庫」總序
我們面前的這個文庫，其前身是「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或者說，現今的這個文庫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個書係為基礎的，對此，有必要略作說明。
原來的「外國文學名家精選書系」，是明確以社會文化積累為目的的一個外國文學編選出版項目，該書系的每一種，皆以一位經典作家為對象，全面編選譯介其主要的文學作品及相關的資料，再加上生平年表與帶研究性的編選者序，力求展示出該作家的全部文學精華，成為該作家整體的一個最佳縮影，使讀者一書在手，一個特定作家的整個精神風貌的方方面面盡收眼底。「書系」這種做法的明顯特點，是講究編選中的學術含量，因此呈現在一本書里，自然是多了一層全面性、總結性、綜合性，比一般僅以某個具體作品為對象的譯介上了一個台階，是外國文學的譯介進行到一定層次，社會需要所促成的一種境界，因為精選集是社會文化積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簡便有效的一種形式，它可以同時滿足閱讀欣賞、文化教育以至學術研究等廣泛的社會需要。
我之所以有創辦精選書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專業是搞文學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對綜合與總結總有一種癖好。另一方面，則是直受法國伽利瑪出版社「七星叢書」的直接啟發，這套書其實就是一套規模宏大的精選集叢書，已經成為世界上文學編選與文化積累的具有經典示範意義的大型出版事業，標誌着法國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視的高超水平。
「書系」於1997年問世後，逐漸得到了外國文學界一些在各自領域裡都享有聲譽的學者、翻譯家的支持與合作，多年堅持，慘澹經營，經過長達十五年的努力，總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種，編選完成八十種的規模，在外國文學領域裡成為了一項舉足輕重、令人矚目的巨型工程。
這樣一套大規模的書，首尾時間相距如此之遠，前與後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盡如人意是在所難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決。事實上，作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譯、名編選」為特點的文化積累文庫，在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的社會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確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這樣一個數千萬字的大文庫要再版重印談何容易，特別是在人文書籍市場萎縮的近幾年，更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出版家都會在這樣一個大項目面前望而卻步，裹足不前，儘管欣賞有加者、嘖嘖稱道者皆頗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這種令人感慨的氛圍中，北京鳳凰壹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老總賀鵬飛先生卻以當前罕見的人文熱情，更以迥然不同於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氣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氣魄與堅定決心，將這個文庫接手過去，準備加以承續、延伸、修繕與裝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擴建……
於是，這套「世界名著名譯文庫」就開始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當然，人文圖書市場已經大為萎縮的客觀現實必須清醒應對。不論對此現實有哪些高妙的辯析與解釋，其中的關鍵就是讀經典高雅人文書籍的人已大為減少了，影視媒介大量傳播的低俗文化、惡搞文化、打鬧文化、看圖識字文化已經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為縮減的外國文學閱讀中，則是對故事性、對「好看好玩」的興趣超過了對知性悟性的興趣，對具體性內容的興趣超過了對綜合性、總體性內容的興趣，對訴諸感官的內容的興趣超出了對訴諸理性的內容的興趣，讀書的品位從上一個層次滑向下一個層次，對此，較之於原來的「精選書系」，「文庫」不能不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與變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體作品的分量，而減少總體性、綜合性、概括性內容的分量，在這一點上，似乎是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後退，但是，列寧尚可「退一步進兩步」，何況我等乎？至於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經典名著與讀者青睞的佳作，只不過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與綜合性，把原來的一卷卷「精選集」，變通為一個個小的「系列」，每個「系列」在出版上，則保持自己的開放性，從這個意義上，文庫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與拓展。
面對上述的客觀現實，我們的文庫會有什麼樣的前景？我想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一個自稱繼承了世界優秀文化遺產，並已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的中華大國，一個城鎮化正在大力發展的社會，一個中產階級正在日益成長、發展、壯大的社會，是完全需要這樣一個巨型的文化積累「文庫」的。這是我真摯的信念。如果覆蓋面極大的新聞媒介多宣傳一些優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從盈富的財庫中略微多撥點兒款在全國各地修建更多的圖書館，多給它們增加一點兒購書經費；如果我們的中產階級寬敞豪華的家宅里多幾個人文書架（即使只是為了裝飾）；如果我們國民每逢佳節不是提着「黃金月餅」與高檔香煙走家串戶，而是以人文經典名著饋贈親友的話，那麼，別說一個巨大的「文庫」，哪怕有十個八個巨型的「文庫」，也會洛陽紙貴、供不應求。這就是我的願景，一個並不奢求的願景。
柳鳴九
2013年元月
譯本序
《帕爾馬修道院》是法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在一八三九年所發表的長篇小說，是繼《阿爾芒絲》（一八二七年發表）與《紅與黑》（一八三年出版）之後司湯達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湯達是馬里-亨利·貝爾的筆名。亨利·貝爾出生於法國南方的一個名叫格勒諾布爾的城市裡。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湯達的筆名寫下了《紅與黑》、《帕爾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呂西安·婁萬》等在世界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作品，儘管他當過拿破崙·波拿巴的軍需官，並且有過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現在不見得有人還會記得他的名字吧。一八四年十月，貝爾為了《帕爾馬修道院》在給《人間喜劇》的作者巴爾扎克的覆信中曾經說過：「我想，五十年後，某一文學補綴家發表片段拙作，也許會以不矯揉造作和真實而為人悅讀吧」；他還在信上說：「一百年後，誰還說起維萊爾先生、馬爾蒂雅先生？即使達萊朗先生，也無能為力，除非他留下一部《見聞錄》，而且還要真好才成。」由此可見，他對自己的文學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對那些顯赫一時，然而無所作為的顯宦卻是十分輕視的。
小貝爾生在一個律師家庭里。在他七歲的時候，他母親就離開塵世。小貝爾的父親謝呂班·貝爾是個敬神的、敵視新思想和反對革命的有產者。他在喪妻以後續娶了他的小姨，那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專橫的女人。小貝爾從小被交給一個耶穌會神父撫養，但是無論是那個神父還是他的父親和後母，都不能對他的思想有所影響。恰恰相反，他對他們始終毫無好感。第一個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某些進步思想的可能是他的外祖父加儂大夫，一個伏爾泰的信徒。司湯達後來在回憶時說：「實際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愛的外祖父亨利·加儂教養成人的。」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監獄，當時只有六歲的貝爾對每一條從巴黎傳來的消息都感到心醉。他懷着興奮的心情目送共和國士兵沿着格勒內特廣場經過他家的門口。他聽到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的時候，是興高采烈的。在「恐怖時期」，他那個反動的父親不得不躲藏起來，但小貝爾卻為自己家庭的敵人的勝利而祈禱。他後來在回憶時說：「我縫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在共和黨人勝利的那些日子裡，我就獨自在我們那所大住宅的空房間裡舉着它。當我的旗子被撕毀的時候，我覺得我就像是殉國的烈士一樣。我酷愛自由……當時有過兩三句箴言，是我到處都在寫的；這些話常常使我感動得落淚。現在我還記得其中的一句是：『不自由，毋寧死。』」小貝爾由於對他反動的家庭深惡痛絕，站到了革命這一方面。從此，他就以雅各賓黨人自居。
一七九六年，貝爾進入格勒諾布爾的中心學校求學。這類學校是在革命年代建立起來的，存在的時間很短，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二年。它的宗旨是培養真正的愛國者、有思想的人才和幹練的專家。學校的主要課程是數學、力學和物理等自然科學，還有邏輯學、法學和歷史等。教師大多是啟蒙運動思想的擁護者，也經常用這種思想來教育學生。在學校里，貝爾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師格羅學習數學。他熱愛數學的無可爭辯的精確性及其論證的真實性；這種對於精確性和真實性的愛好，後來成為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一七九九年，貝爾在中心學校畢業，到巴黎去準備上專門培養軍事技術人員和炮兵軍官的綜合工科學校。但是在次年，當時他十七歲，他來到日內瓦，雖然從未學過騎術，卻跨上一匹馬，衝過阿爾卑斯山，越過聖貝納德山，在波拿巴經過後兩天追上了遠征軍。他在遠征軍中經歷了馬倫哥戰役，以後又在第六騎兵團當中士，不久升任少尉，擔任米蘇將軍的副官。他來到米蘭。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輝煌的藝術品和拉·斯卡拉劇院裡的出色的歌劇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一八一年十二月，亨利·貝爾脫離部隊，定居巴黎。他在昂紀維里大街的六層樓上勤奮地鑽研唯物主義的哲學和他心愛的文學作品，同時學習古希臘語和英語。愛爾維修、孔狄亞克、卡巴尼斯、蒙田、拉布呂葉、盧梭、阿爾菲愛里和莎士比亞等人的著作對他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盧梭浮誇的文體很快地使他感到不滿。他對矯揉造作是無法容忍的。
一八六年，他再度回到當時在德國的波拿巴皇帝身邊，在不倫瑞克當了皇室領地的總管。一八一年他在巴黎當參政院案辦，不久又當皇室產業總管。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波拿巴遠征俄羅斯。貝爾也參加了這次戰爭。他親眼目睹了莫斯科的熊熊烈火，最後他跟隨法國部隊一起倉皇撤退。從此他就脫離了軍界。拿破崙從厄爾巴島歸來，重登皇位時，他沒有再去投奔他。在《拉辛與莎士比亞》的第二部分中，他對波拿巴做了這樣的評價：「這個偉人有他敢作敢為的氣魄；他成功了；但是由於追慕表面的榮華和富麗的宮廷生活，他欺騙了民族，他自己也垮了台。……民族犯了錯誤，偉人自己也犯了錯誤。」作為一個雅各賓黨人，他譴責拿破崙的獨裁政治，譴責他從厄爾巴島歸來後不該賜封貴族，沉湎於逸樂，拋棄公正的、深得民心的理想。但是貝爾對拿破崙始終保持着敬仰的心情，因為他明白拿破崙保全了某些革命成果，雖然這些成果有利於大資產階級，但是比起革命以前的社會制度來終究有所進步。
拿破崙失敗以後，貝爾出於對音樂和藝術的愛好，從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一年，一直僑居在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米蘭，只有在一八一七年，他曾經到巴黎、倫敦和格勒諾布爾去過一次。意大利人民當時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奧地利政府在它統治下的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最嚴酷的警察制度。燒炭黨人為了擺脫外國奴役和統一意大利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貝爾不但同情那些革命者的鬥爭，而且同其中一些人如貢法洛尼里、蒙蒂、貝爾歇和貝利柯等交上朋友。他一直受到奧地利警察的監視，而且終於在一八二一年被作為一個燒炭黨人驅逐出境。意大利的革命風暴始終在他的胸中激盪。明媚的南歐陽光對他永遠是一個溫暖的回憶。多年以後，在中篇小說《法尼娜·法尼尼》中，他塑造了一個為了祖國利益而犧牲個人幸福的燒炭黨人彼耶特盧的高尚形象。在《紅與黑》中他描繪了流亡在巴黎的燒炭黨人阿爾泰米拉伯爵。僑居期間，貝爾開始寫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維也納來的書簡》於一八一四年問世。隨後他出版了《意大利繪畫史》、《羅馬、那不勒斯與佛羅倫薩》和《海頓、莫扎特與梅達斯泰斯生平》。這些著作他都是用筆名發表的。在意大利貝爾好用假名，不是沒有理由的。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來對付嚴密的警察統治。「司湯達」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羅馬、那不勒斯與佛羅倫薩》上。後來，他選中它作為唯一的筆名，在其他的著作上也都一律改用了這個名字。
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年他住在巴黎期間，經常在畫家兼文學批評家艾繼安納·德萊克呂士家裡出入，那裡聚集着一批反對王政復辟的文人如保爾-路易·庫里耶、小安貝、路易·維太和梅里美等。他們除了討論文學上的問題外，還討論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批評復辟政權的各種措施。
一八二二年他出版了《論愛情》。他根據孟德斯鳩論氣候的學說、愛爾維修關於人類有權享受幸福的理論、孔狄亞克和卡巴尼斯論感覺的學說建立了愛情論，但是這本書並未引起讀者的注意，在十一年中只售出七本。不過一八二三年出版的《羅西尼傳》卻獲得成功。他的文學論著《拉辛與莎士比亞》的第一部分在同年問世。第二部分出版於一八二五年，是對法蘭西學院院士奧瑞的答辯。他在這本書中所表達的見解，遠不是他的同時代人所能全部理解的。他提出莎士比亞作為浪漫主義的代表，來和拉辛相抗，主張必須揚棄古典悲劇，也即代表君主政體的偉大的十七世紀的悲劇，而用他所說的「散文體的悲劇」來代替它。在他看來，「……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他那個時代的浪漫主義者。而古典主義者則是那些在他們死了百年以後慣於去模仿他們，而不去睜開眼睛觀察和模擬自然的人。」他對浪漫主義這個名詞的解釋，實質上正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現實主義。他對古典主義的因襲模仿、矯揉造作的抨擊，實質上是對專制的君主制度的批判。事實上，儘管他舉出拉辛作為古典主義的代表，他倒並不反對拉辛本人，也不反對高乃依和莫里哀等偉大作家。他反對的只是那些十九世紀的低能的模仿者，因為他們死守着美學上的陳規不放，盲目模仿先人的作品，完全是脫離當前的現實。同時，他還反對消極的浪漫主義，對那些「探討『富於夢幻的風格』『靈魂的秘密』」的詩人們（其中有同他論戰過的拉馬丁）都嗤之以鼻，還是一八二年在騎兵隊裡當軍官的時候他就曾為了嘲笑「森林的模糊的樹梢」，差一點同夏多布里昂的崇拜者決鬥。總之，司湯達所謂的「模擬自然」，用今天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反映現實」。凡是脫離現實的作品，不管是古典主義的或是消極的浪漫主義的，他都容忍不了。他直率地指出：「要想模仿這個偉大的人物（指莎士比亞），就應該去研究怎樣觀察我們周圍的人們。」貝爾用司湯達發表的幾部偉大的作品《紅與黑》、《帕爾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呂西安·婁萬》等是實現了這個原則的，不過不是用戲劇的形式，而是用小說。
司湯達的頭一部小說《阿爾芒絲》在一八二七年出版，當時並未引起讀者的注意，甚至還受到他自己的朋友們如梅里美等的批評。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的是他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認這部小說「諷刺地描寫了工業家和特權階級的人們」。這位雅各賓黨人的政治觀點始終貫穿在他的著作中。他從來沒有對貴族和資產階級抱有好感，恰恰相反，他「總是極其鄙視資產階級，好像出於本能似的」。他在這部小說中描繪了一幅法國王政復辟時期貴族生活的陰暗的圖畫，刻畫了在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中，一對不安於現實的、熱情磅礴的青年奧克塔夫和阿爾芒絲的愛情和悲慘的結局。
一八二七年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