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 第1章
東野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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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說
《信》解說——書信不能承受之「輕」
天蠍小豬
（本文涉及劇透，請閱畢正文後，再行瀏覽！）
◎「誰叫他哥殺了人呢？」
關於東野圭吾，有這麼一個專屬名詞，叫做「東野圭吾路線」，指的是同一位小說家數度入圍直木獎決選卻最終落選的日本文壇怪現象，至今尚未擺脫這一魔咒的還有伊坂幸太郎、馳星周等知名推理作家。既然該現象從命名上看，明顯與東野有關，那麼很自然的，執行這一路線的第一人便是本書的作者東野圭吾。
《信》是東野第四度入圍直木獎的作品，日文原名《手紙》。該作先是在「日本三大報」之一的《每日新聞》周日版上連載，於2003年3月由每日新聞社出版單行本。三年後被搬上銀幕，由偶像影星山田孝之、玉山鐵二和澤尻英龍華擔當主演。2006年底，與電影同期推出的文庫本小說，一個月內即熱賣100萬冊，創下了出版方「文藝春秋」旗下圖書銷量突破百萬的最快紀錄。然而，這樣的一本暢銷作品，卻幾乎在2003年的諸個推理獎項和推理榜單中均未予列名，可見其推理成分之弱。延伸開來說，東野入圍直木獎的五部作品（依時間先後，分別是《秘密》、《白夜行》、《單戀》、《信》和《幻夜》，其中最不「推理」的就是讀者諸君剛剛看完的這本《信》），都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推理小說，即便有所謂解謎的元素，也大抵是在揭示和剖析社會謎團吧。若非東野向以推理作家的身份著稱於世，恐怕連「社會派」的標籤都不會貼在本書上。或許，從另一個層面我們也可以說，《信》已經跳出類型、流派的格局限制，兼得犯罪小說、成長小說、言情小說、社會問題小說之趣，是部集大成的作品。當然，這種「非類型化」，也正是東野圭吾自1990年的《宿命》以降、始終貫徹如一的創作理念。
作為一名「創新型」作家，十分注重觀察、體悟生活環境的東野圭吾，喜歡將自己的創作理念直接經由作品體現出來，這就造成了東野的作品不管是題材上還是結構上，都深具創新實驗性和時代前瞻性。關於這一點，東野曾如是闡述道：「每次更換領域的最大理由是我自己生厭，如果反覆一直寫類似的東西；自己也對許多事物都有興趣，所以有時想寫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我就是這樣一路寫下來的，所以每次都變成不同的作品。」因此，我們才會看到東野的作品主題本本不同，比如揭示醫療黑幕的《宿命》、描述虐童事件的《我以前死去的家》、涉及文學界「影子作家」捉刀現象的《惡意》、討論家庭倫理關係的《秘密》、試探日本升學教育問題和大人、小孩之間冷淡疏離關係的《湖邊兇殺案》、探究少年犯罪問題的《彷徨之刃》、牽涉詐騙犯罪行為的《流星之絆》等等，上述種種無一不是作家對於所處的時代、社會能夠予以細緻觀察的佐證。而東野圭吾的這本《信》也是以具備社會意義的內容為作品主題的，此次他關注的是犯罪者家屬的生存問題。
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對在父母死後相依為命的兄弟：哥哥武島剛志，為了籌備弟弟的學費，鋌而走險犯罪殺人；而弟弟武島直貴，則不得不背負哥哥一手製造的精神債務，從此墜入社會歧視的輪迴。「誰叫他哥殺了人呢？」這是直貴的一個同學在醉酒之後的無意之語。幾乎每一位登場人物都必須針對這一問題，決定各自的言行。本作就是以加害人家屬的視角和其他人的態度為切入點的，這一特徵倒是可以和同為東野作品的《彷徨之刃》（2004年）進行對應說明，因為後者正是從被害人家屬的視角和其他人的態度切入，牽扯出了問題多多的《少年法》。不管是《信》中的殺人犯弟弟，還是《刃》中的死者父親，他們都因為一樁突如其來發生在親人身上的犯罪事件，不得不面對人生道路的易轍，並逐漸深陷被宿命無情嘲弄的泥淖而不得解脫。就是這樣相對的兩個「命運」，演繹出了兩場典型的社會悲劇。東野圭吾用他那獨特的筆觸，將問題直接拋至讀者面前，以淡於批判的口吻，訴說着我們所熟知卻明顯忽視了的哀傷。這種哀傷借着一封封輕質的信紙傳達開來，那是「難以言喻」的沉重嗎？
◎「歧視是理所當然的。」
在閱讀《信》這本小說的過程中，筆者曾反覆捫心自問，我有沒有過歧視別人的經歷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讀者您是百年一遇的聖人，否則也應該和我一樣吧。所歧視的對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屬」這類接觸機會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會是以下弱勢群體當中的一種吧：下崗職工，無業游民，乞討者，殘疾人，農民工，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傳染或特殊疾病患者（甚或只是病毒攜帶者），來自偏遠貧窮地區的人，從事髒活、累活以及特定行業的服務人員，……還需要再羅列嗎？這樣的歧視對象是不勝枚舉的。也就是說，歧視無處不在，它是人類社會中十分普遍的行為。所以《信》中直貴身邊的人們一旦得知剛志的事情，反應便會像那個大鬍子店長一樣，「很快地就壘出一堵牆，只是不同的人壘出的牆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時候即使很難說達到可以稱為「歧視」的那種嚴重程度，但至少區別於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謂「偏見」也還是有的吧。
所謂偏見，就是不平等看待，其產生的根源就在於人的自私本性。這裡的不平等看待，其實可以視為一種處理各種社會關係時的態度平衡缺失，而總是向有利於自己的一方傾斜，除非不同的立場之間不存在利害衝突。一般情況下，人都是首先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會力圖站在他人的立場來考量，完全意義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維定勢，偏見遂自然而生。所以對於犯罪嫌疑人，其家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不相信和質疑，進而認為嫌疑人是無辜的，並尋找各種理由、藉口、措辭來驗證自己的這種「偏見」。《信》中直貴在聽聞剛志殺人的消息之初產生了虛幻感、與現實脫線，《刃》中少年犯的母親偏執地堅信自己的兒子不會觸犯姦殺少女這樣的大罪，皆緣於此。而其他人的第一反應則往往是盲目相信電視、報紙等媒體的報道，主觀上便完全認定嫌疑人就是罪犯、理應得到懲處，雖然不時也有些理智的聲音指出「他們的家屬也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真的這麼看。《信》中的倉田、寺尾和白石，先後給予了直貴認同感，並非他們是目光高出傳統偏見的聖人，而是其各自的人生經歷、性格特徵等因素所誘發的態度逆向，使得三人對無辜受殃的直貴抱持着好感。然則這樣的人畢竟是極其稀罕的，一般的人若能做到如大鬍子店長一般，雖不伸出援手，但卻願意送上祝福，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這樣看來，直貴的人生也並不是沒有未來，甚至可以說是幸運的。我覺得那些因為家人犯了重罪而始終得不到任何人平等對待、一輩子抬不起頭的人，肯定是存在於世的，以他們的立場來反觀《信》的男主角，或許不會覺得囹圄內外的兩兄弟有多麼可憐吧。
我們說，當不同的偏見各自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會發展成為不同的歧視。每個人都有歧視他人的行為，不過表現在不同的領域裡，其輕重程度也各不相同。由於通常的偏見和歧視不具備明顯和激烈的利害性，很難為當事人所自我覺悟，大概也只有非自然的突發嚴重事件，才能凸顯「歧視早在我們心中生根發芽，成為世界觀的一部分」這一事實吧。東野圭吾通過《信》告訴了我們關於歧視的兩個「真理」：一、歧視是本來存在且威力巨大的；二、歧視是理所當然必需存在的。對直貴來說，哥哥的犯行只是一個契機，它猶如一個潘多拉魔盒，將世間所有不和諧的災厄音符釋放出來，在自己的心頭奏起，社會上的歧視原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帶來的痛苦似乎更是無遠弗屆、永無休止的。他因此不得不放棄了夢想、丟掉了工作、失去了戀人，卻仍然無法逃脫被歧視的命運。而當平野社長以仿佛在談論天氣一般的尋常口吻對他說：「歧視是理所當然的……我們需要對你區別對待，這也是為了讓所有的犯罪者知道，自己要是犯了罪親屬也會痛苦。」他方始頓悟，原來「自己現在的苦難，正是對剛志所犯罪行作出懲罰的一部分。犯罪者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時也抹殺了自己親屬在社會上的存在。為了顯示這種客觀事實，也需要存在歧視」。
其實，不妨試着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歧視」這種漠然的輕視姿態，又何嘗不能是追求公平的方式呢？偏見可能只是下意識的，但歧視就多少帶有着一些主觀故意的味道了，而且這種主觀故意甚或有着相當冠冕堂皇和正氣凜然的理由，就是通過群體性的歧視，將受害人及其家屬因嚴重的罪愆所承受的痛苦，轉嫁至加害人及其家屬的身上，以顯示公平正義的力量。有罪必有罰，且罰的加重率應遠高於罪的加重率；亦即，對於殺人這樣的罪大惡極行為，其代價必須是探觸到社會道德倫理最深處的身心雙重刑罰，這時就不得不用到「歧視罰」。其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在小說末尾，直貴赫然發現這種懲罰甚至會波及尚在成長中的女兒，於是最終不惜與哥哥斷絕血脈聯繫，以逃脫充斥歧視的世界，從而獲得自己的新生。揭示看似輕、實則重的「歧視罰」之存在及其合理性，《信》這本書的主題興許就是如此吧。
◎「彼此，都很漫長啊！」
我國古代常用「詩眼」來指稱一首詩中最精煉傳神的一個字；既然如此，一部小說中最精彩傳神的一個字，則可以稱之為「文眼」了。而就《信》來說，它的「文眼」毋庸置疑便是一「信」字。
基本上，信是連綴全書重要情節、製造波動和轉折的超級道具。直貴的幾乎每一次人生嬗變，都因緣際會來自一封書信的催化——
首先，正是剛志的第一封信，告訴了直貴其殺人罪行的動機和細節。如果不是哥哥有着「長兄如父」的傳統觀念和自己有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撫養直貴讀完大學的義務，他就不會將緒方老人的家作為最理想的行竊目標。而若非剛志對於弟弟喜歡吃糖炒栗子的錯誤記憶，他也不會重返犯罪現場，犯下那一連串的錯誤，撩撥起延盪一生悲劇宿命的漣漪。對於剛志來說，弟弟就是整個世界；而信紙作為了解這個世界變化的唯一自由出口，成了其傳達心意的管道，家書承載了他確認自身存在意義的小小希望。當然，他的這種親情表達，卻反而造成了弟弟的苦惱，一個痴狂的親情動機和無奈的錯置記憶之後，直貴不得不面對開始逆轉、崩壞的人生。
其次，正是剛志的又一封信，重新勾起了直貴求學若渴的心緒。曾經蹲過監獄的倉田，湊巧看到信上的櫻花圖章，於是發現了直貴還有一個服刑哥哥的隱私。非是如此，他們倆便不會「不打不相識」，直貴也沒有機會來幫助倉田進行數學輔導，更不會有後來的在一摞教科書中的宣傳手冊上收穫「函授教育上大學」這一途徑。在這個節點上，信的作用展露無遺，因為從後文來看，直貴遇到寺尾並經此激活了自己的音樂才華，進而遭遇人生又一大挫折，都是基於這封信的蝴蝶效應。
再次，正是剛志的再一封信，直接締造了直貴的愛情幻滅。本來，儘管前有朝美父母的漠視和不屑，後有「戀愛競爭者」孝文的蔑視和威脅，但由於朝美本人的堅決態度，似乎直貴升入上流社會的美夢還絕非渺不可及。可惜的是，信的碰巧出現，在易手覽閱之後，情勢立轉。那一瞬間，誠如該書的改編電影《手紙》中，小田和正所唱的那樣：「還沒完結的愛情卻已然斷絕，就像走到了生命盡頭……心在哭泣，難以言喻。用可笑的理由欺騙自己，接受這樣的藉口。可夢想已經消失……心在悔恨，難以言喻……」東野圭吾這本書最令讀者心折的一個場景，便是此處。作者點出最讓人不忍的真實，對服刑者以及家人來說，信已經不再是感情的結點、希望的延續了，它將昭告無止盡的「歧視罰」的完全啟動，並以最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毀直貴苦心經營的愛情大廈，撕碎偏離軌道的美好藍圖，不斷鞭笞着僅存的情感與人性。直貴終於開始拒絕閱讀，再也不願意收到哥哥的信了。
然後，正是白石由實子的信，直貴從逃避現實轉向正視現實、尋求救贖之路。在直貴和朝美的關係走向決別之前，她對直貴的情愫狀似始終游離於摯友與戀人之間，甘願做一位默默的支持者。但當直貴在事業和愛情兩方面皆遭重創之後，由實子果斷地以自己的方式，為直貴在內心的荒漠廢墟上重建希望的家園。她寫給平野社長的申訴信和寫給武島剛志的代筆信，救活了自己，更救活了背負宿命的難兄難弟，對於帶動全書整個情節的發展和開啟主題部分的詮釋，都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後，正是直貴寫給剛志的告別信和加害者剛志寫給受害者家屬的完結信，將一場曠日持久的愛恨糾纏和精神角力推至終點。藉由緒方家長男的一聲嗟嘆：「彼此，都很漫長啊！」在《信》一書中悉數登場的所有角色，似乎都長舒了一口氣。一段緣分的終結，意味着新的一段緣分的肇始。人們將站在時間的彼方，眺望着直貴一家的未來之旅。而留給演員直貴的仍是恆久的無奈，是面對台下的觀眾剛志想唱卻唱不出來的無奈，正如電影《手紙》里的直貴的台詞所說：「即便哥哥是垃圾，可還是我的哥哥，我們始終是兄弟。」
家信的溫暖，雖療救不了困頓的生命，卻印證着斬不斷的親情。我和獄中的剛志一樣，依然憧憬着直貴再次拆開那一紙方箋的瞬間。
它輕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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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上這戶人家並沒有特別的理由，頂多是因為多少知道點兒這家的情況。剛志決心下手乾的時候，腦子裡首先浮現出來的，是住在這兒叫緒方的老太太，滿頭漂亮的銀髮梳理得非常整齊，一身打扮也顯露出尊貴的品位。
「辛苦啦！還這麼年輕，真了不起！」她一邊說一邊遞過來一個小小的裝禮金的紙袋。剛志後來一看，裡面有三張千元的紙幣。從開始幫搬家公司幹活兒以來，剛志是第一次收到這樣的東西。
從她微笑的臉上看，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像是一道道的皺紋都透着慈祥。剛志匆匆地點了下頭。「喂，還不趕緊道謝！」前輩訓道。那時剛志剛滿十九歲，說起來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江東區木場這個地方有很多木材批發店，據說從江戶時代就是這樣，木場這個地名好像也是由此而來的。在去緒方家途中的卡車上，剛志聽前輩這樣說道。緒方家也曾經是這樣一家批發商，擁有緒方商店的商號。但現在商店好像只是空有虛名，僅僅依靠把以前用於堆放木材的土地用作別的用途來獲取收入。
「就是什麼都不干也吃不完啊！一定。」在卡車上，前輩羨慕地說道，「不光是停車場，肯定還有公寓和高級住宅之類的房地產。老太太一個人用也用不完的錢，每個月嘩嘩地流進來！所以，兒子說想要自己的房子，一下子就把錢拍出來了。」
「兒子的新居，也是那老太太買的呀？」剛志好奇地問道。
「不清楚，大概是吧，聽說她兒子沒繼承家業，只是普通的公司職員，大概不那麼容易買得起吧。」
一看就知道前輩只是憑想象說的。可是，到了緒方家的時候，剛志覺得前輩說的可能差不太多。那是棟日式和西洋式結合、現在很罕見的平房，也就是說占了相當大的一片土地。房子對面是一個收費停車場，豎立在那裡的牌子上也寫着緒方商店的字號。
房子南側有一個寬闊的庭院，足夠再建一棟小點的房子，一條小牛般大小的白狗在來回走動。老太太說那是大白熊犬，一種名犬。那條大狗在見到剛志他們之前就大聲咆哮，顯示出強烈的戒備心。大概早就察覺到了陌生人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