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 - 第1章
東野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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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譜
一九五八年
這一年的二月四日，圭吾出生於大阪市生野區。我家裡經營着一個生意蕭條、賣鐘錶眼鏡貴金屬等飾物的小店。我是姐弟三人中最小的一個。我的戶籍所在地寫的是「東區玉造」，那是父親的出生地，我自己沒有在那裡住過。父親以「這個地方說起來比較好聽」為理由，就把我的戶籍地安到了這裡。結果，在之後很多年裡，想弄個戶籍複印件都要大費周章。而比我年長五歲的大姐卻把這事靈活地運用了起來，每當別人問她老家在哪裡的時候，她總是給出「我戶籍在東區」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答案。
圭吾對生野區這個生我養我的城市懷有深厚感情，不過，就像我在其他文章里提到過的那樣，這個地方也有不少問題。家裡的舊相冊中收藏着一張圭吾出生時光屁股的照片，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男孩兒出生的時候都要照這麼一張，這個疑問一直沒人給我解答。還有，「東野」這個姓氏本來讀作「TOUNO」，但是我父親非要把讀音改成「HIGASINO」，無論是按照五十音圖的順序，還是按照伊呂波的順序，「HIGASINO」都比「TOUNO」排得靠後，似乎這就是父親的理由。這大概與父親曾經在軍隊服役過的經歷有關吧。順便說一句，我父親曾是個軍曹。
一九五九年
這一年的某日，圭吾在有「日本人羅圈腿元兇」之稱的走步器里學走路，結果一不小心從幾十厘米的高處掉了下來，摔傷了臉蛋。右側臉頰的傷疤三年多都沒有消退，所以在最可愛的那幾年裡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不過，那個疤現在已經沒有了，有時摸摸顴骨那裡，還能隱隱感覺到皮肉上有一道裂痕。另外，我的鼻樑也被摔歪了，這一點讓我很是在意。
一九六二年
這一年的某日，圭吾第一次去了離家一公里左右的一個公園，結果在那裡迷了路。三個初中女生發現了哭泣的我，並把我帶到了派出所。結果，左等右等也不見父母提出尋人申請，所以又把我移交給轄區地的布施警察局。實際上，當時圭吾的父母正看相撲比賽轉播，看得入了迷，根本就不知道兒子丟了。當父母專注於大鵬力士的比賽分組時，圭吾正在布施警察局一遍一遍念叨着「東野、大成市場」這幾個字。大成市場就在我家附近，警局的人在市場裡播放了尋人廣播，但母親當然沒有聽見——她正坐在電視機前看比賽呢。相撲結束後，她到市場買東西時，鄰居告訴她「剛才廣播裡在找你呢」，她這才意識孩子不見了。父親趕到布施警察局的時候已經晚上八點多了，他一去就被警察罵了個狗血噴頭——圭吾心中暗喜。據說，當時我正在吃女警察給的香蕉。順便提一句，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白夜行》開篇提到了我曾經走失的那個公園。
一九六四年
這一年的四月某日，圭吾進入大阪市立小路小學讀書。公立學校人人都能上，不過也要參加一個所謂的智力測驗，就是讓小朋友照着範本畫出一樣的圖形之類的。讓我畫的是一個等腰三角形。不過，為什麼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我都會記得啊！就算當時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期吧，那也應該多記些有用的事才對。
應該就在這一年，東京舉辦了奧運會。阿貝貝在馬路上奔跑的英姿給圭吾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記得是看的直播，還是市川崑導演拍的紀錄片電影了。那個電影我看過兩次，這是我記憶中看過的第一部電影。話說回來，小學的伙食實在太差勁了。開學典禮後，給家長和學生準備的伙食還算不錯，但是從第二天開始伙食就難吃得要命。關於學校伙食的悲慘回憶實在不勝枚舉。欲知詳情，請閱讀《那時我們是傻瓜》一書。
一九六五年
這一年的某一天，「伙食蚯蚓」事件爆發，這件事也詳細記錄在《那時我們是傻瓜》一書中。別嫌煩，圭吾對小學伙食的怨念實在太深了。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的成績冊上全是三分，而在那個時代全是五分才是優秀生。大姐和二姐總能得到優秀生的獎章，所以學校的老師也對東野家的老三十分看好，而且又是男孩子，備受期待大概也是理所應當的事。然而，圭吾全科都是三分，語文、算數、理科、社會、體育、音樂，甚至是吃飯，全都是三分。三分也就等同於「一般」，就是說在整個班級里，既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屬於「最普通」這個等級。辜負了老師的期待，真是對不住了。每天都沐浴在老師失望而又悲哀的目光中，我心裡真不是滋味。
一九六六年
這一年的某一天，圭吾看到了《奧特Q》。其實此前我也看過怪獸，但是第一次在自家客廳看到也可以當成值得紀念的事件吧。如果我沒看到這個節目的話，那我也就不會看到《奧特曼》和《賽文奧特曼》，我也就不會在《小說SUBARU》上發表題為「怪獸少年的逆襲」的隨筆，這篇隨筆也就不能發展成為後來的《那時我們是傻瓜》這本書，也就不會給東野家丟人現眼了。所以說，到底是哪樣更好呢？
一九六八年
這一年的九月某日，不知為什麼，圭吾被推舉為兒童會（初中和高中叫作學生會）副會長的候選人。當時，五年級有五個班，每班選出一名候選人。能在這麼多人里被推選出來，就說明你很有領袖風範嘛——大概很多人出於好意會這樣解釋，但是圭吾確實不是這塊料。我就是「最普通」的那號人，就是典型的一般人。而且，我連班長都沒當過，充其量也就當過保健委員和園藝委員之類的（這都是什麼玩意兒啊）。所以，這次為什麼非要選我當兒童會副會長候選人呢？理由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好玩。大家都覺得「把圭吾同學選為候選人一定會很好玩」。候選人必須要在全校學生面前演講，讓圭吾同學上台演講會怎樣呢？大家都對此很感興趣，說不定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欺凌呢。但是我卻毫不在意，開始專心準備演講。另外，圭吾把演講和表演搞混了，我覺得表演的話必須得讓觀眾喜歡才行，於是就準備了一份笑料滿滿的講稿。結果，這一計劃居然大獲成功，我的演講備受好評。不僅如此，我還以絕對的優勢當選了。沒錯，圭吾是副會長了。連我父母都吃驚地說：「這也太不可思議了吧！」不過，圭吾意氣風發地當選之後，什麼事也沒幹，就在會長旁邊傻站了半年。
順便一提，這一年發生了三億日元事件。三億日元，就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因為這個金額實在高到沒有天理，所以圭吾並沒覺得犯人是壞蛋，反而覺得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周圍的大人們也夸那個犯人頭腦機靈，也許這就是我開始關注智慧型犯罪的契機吧。
一九六九年
這一年的四月某日，發生了一件事，讓圭吾覺得這樣真的沒問題嗎？可能是因為五年級時做的那個演講太成功的緣故，在我升上六年級以後，又被推選為兒童會會長的候選人。全班同學起鬨推薦了我，可是不管怎麼想這事都太亂來了吧。不過既然上了賊船，能力低微的圭吾就決定做個合格的候選人，並從那天開始專心練習演講。其實，我還是沒分清演講和表演，天天絞盡腦汁苦苦思考如何才能把觀眾逗笑。帶着這個誤解，演講結束了，結果我居然再次當選。當然，我不是靠成績被選上的，所以在擔任會長期間一直有些心虛。最辛苦的是，開會時我要擔任會議主席主持會議，這事我實在幹不了，所以我每次都讓擔任會議副主席的女生幫忙，自己只會在一旁傻笑。
順便說一句，那年年末圭吾剃了個圓寸，這倒不是因為遭遇了失敗，而是因為我知道上了初中反正也要剃成圓寸，所以不妨先適應一下。結果我剃了頭才發現自己後腦勺很平，特別難看。可是後悔也已經晚了。
一九七〇年
這一年的三月，世博會在大阪召開。三月份，圭吾還是小學生，我和朋友坐着地鐵去了會場，頓時覺得住在大阪真幸福。那時，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與外國人交流。當時很流行在地鐵里與外國人搭話，和外國人握手。圭吾只會「hello」這種簡單的詞彙，但是如果那時的積極性延續下來的話，也許現在英語已經很流利了吧。到九月世博會閉幕之前，圭吾好像一共去過二十次。美國館和蘇聯館的規模難分軒輊，但都一樣無聊。而華歌爾·力卡縫紉館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裡播放的尺度很大的裸體影片讓我的心怦怦直跳。
有個男人登上太陽塔，在太陽巨人的眼珠部分坐了一周之久，好像是在靜坐抗議。於是，圭吾一家開始就「那個人如何大便」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父親說：「就用紙包起來丟掉吧……」大姐立馬接口：「然後有人就撿起來打開了。」這一家真是傻到一塊兒去了。
順便說一句，這一年的四月，圭吾上初中了。姐姐們告訴我這個中學很爛，我進去一看，發現姐姐的話果然沒錯。初中里發生的那些事請參照《那時我們是傻瓜》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