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 第2章
吳曉波
吳曉波
2015年5月4日於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上篇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自由與理想
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我進大學聽的第一次大型講座，是在復旦4號樓的階梯教室，因為到得遲了，教室里滿滿當當都是人，我只能掛在鐵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裡伸。那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剛剛如同幽靈般地襲入激變中的中國。
一位哲學系的青年講師站在台上，他大聲說，上帝死了。
如今想來，我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大抵是在那個復旦秋夜。我是一個屬於自己的讀書人。
「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這句詩也是在大學圖書館裡讀到的，不記得是哪本書了，但是過目即不忘，耿耿於懷。當時就想，中國書生的千年侷促與荒誕就在這14個字里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學習做一個「沒有君王的書生」。
在大學這樣的「真空狀態」下，當一個思想自由的讀書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對社會無所求，社會於你亦無所擾。可是出了校門，後來的20多年，卻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學畢業是在1990年。國家好像一夜之間被推進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後，一位熄燈之後闊談康德和北島的上鋪同學，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乾，如果能在南方找到銷路，可以發一筆上萬元的大財。又過了幾周，一位廈門的同學來信，說杭州海鮮市場的基圍蝦都是從廈門空運的，問我能不能聯繫一個下家。去電視機廠採訪，廠長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蓋了圓章的條子，說憑這個買彩電可以便宜300元——相當於我兩個月的工資。
還有一次，陪一位飲料公司老闆見市裡的副市長。副市長一表人才，氣傲勢盛。兩方坐定，老闆突然從包里摸出一部半塊磚頭大小的摩托羅拉移動手機，小心翼翼地豎在茶几前。副市長第一次親眼看見此物——在當年它的價格相當於高級公務員10年的工資，我分明感覺到他的氣勢硬生生地被壓下了半頭。
那個年輕的我，握着一管鋼筆的書生，夾在政商之間，猛然又想起性情與君王。
到了年底，單位把大家召集起來，談第二年的工作目標。輪到我發言，我說，明年的目標是掙到5000元稿費，做「半個萬元戶」。四座的叔嬸輩們齊齊把無比詫異的目光射向坐在牆角的我。
後來的幾年裡，瘋狂地寫稿子，為單位寫，為單位外的報紙、電台寫，為企業寫新聞通稿、匯報材料、講話稿甚至情況說明，為廣告公司寫報紙文案、電視廣告腳本，再然後，寫專欄、寫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書。
那些年，我開始信奉這樣一句格言——「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羅斯福的這句話里有一種決然的掙脫，它告誡我，讀書人應擺脫對任何外部組織的人身和物質依附，同時，其職業選擇應該來自興趣和責任，而與生存無關。這是一種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最遠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將具有道德行為能力的人局限於「有產男性公民」，即「無恆產則不自由，不自由則無道德」。在一個一切均可以用財富量化評估的商業社會裡，思想自由不再是一個哲學名詞，而是一種昂貴的生存姿態，它應基於財富的自由。
20世紀90年代末，房地產業悄然趨暖，在財經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對照歐美和亞洲列國的經驗，意識到這將是一個長期行情，而我一生中也許只能經歷一次。於是，我將幾乎所有的稿費積蓄都投擲於購房。這是一個特別單純的行動，無須尋租、無須出賣。你只要有勇氣並懂一些貨幣槓桿的知識，購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機會便抵押套現，再復循環，財富便如溪入壑，水漲船高。
2003年，我決定離開服務了13年的單位。那時是中國財經媒體的黃金時代，我設想創辦國內第一份商業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經寫出《大敗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譽，有人願意掏錢投資，有4A公司願意入股並包銷所有廣告。我把這些資源打包成一份創業計劃書，與至少3家省級報業集團洽談刊號，不出預料的是，他們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以國家政策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團表示可以讓民間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實在不能讓出來」。
但在我看來，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疆界。
最後，我放棄了商業周刊的計劃。因為，書生不能有「君王」，即便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辦雜誌，不能辦電視台，不能辦報紙，但我除了辦媒體又不會幹別的，於是，最後只剩下一條出路：辦出版。
出版的書號也是牌照資源，但它有一個「半公開」的交易市場。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實現。
於是，有了「藍獅子」。從第一天起，它的股東就全數為私人。
十餘年來，我一直被藍獅子折磨。就商業的意義上，出版是一個毛利率超低、賬期極長、退貨率讓人難以忍受的「爛行業」，在當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還在「先鋪貨，後收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藍獅子名聲在外，但規模和效益卻不盡如人意。不過，我卻從來沒有後悔和沮喪過，因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個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緊的是，與我的眾多才華橫溢的朋友們相比，我沒有為了理想，出賣我的「資本自由」。
浮生如夢，這一路走來三步一嘆，別彆扭扭。
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別處，它就在地上。作為一個讀書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時間，你能否自由地選擇和放棄職業，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櫻花，你能否自由地與富可敵國的人平等對視，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團的誘惑，這一切並不僅僅是心態或勇敢的問題，而是一種現實能力。
與自由相比，理想則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價值呈現的方式。千百年來，無數中國讀書人為了理想以身相許，他們把自由出賣給帝王、黨派或豪門，試圖以此換取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我看來，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個「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但是，自由不可須臾缺失。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論及「人的荒誕性」，曾說，「一個人始終是自己真理的獵物，這些真理一旦被確認，他就難以擺脫」。
那麼，一個人能否擁有與之制衡的能力？
加繆提供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我卻從來沒有後悔和沮喪過，因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個可以被掌控的理想。
孫午飛 攝
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國家、每個時代、每個家庭的年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所以，如果你僥倖可以，請千萬不要錯過。
每個父親，在女兒18歲的時候，都有為她寫一本書的衝動。現在，輪到我做這件事了。
你應該還記得，從很小的時候，我就開始問你一個問題：你長大後喜歡幹什麼？
第一次問，是在去日本遊玩的歌詩達郵輪上，你上小學一年級。你的回答是：遊戲機房的收銀員。那些天，你在郵輪的遊戲機房裡玩瘋了，隔三岔五，就跑來向我要零錢，然後奔去收銀小姐那裡換遊戲幣。在你看來，如果自己當上了收銀員，那該有多爽呀。
後來，我一次又一次地問這個問題：你長大後喜歡幹什麼？
你一次又一次地更換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是海豚訓練師，是看了戴軍的節目，覺得那一定特別酷。還有一次是寵物醫生，大概是送圈圈去寵物店洗澡後萌生出來的。我記得的還有文化創意、詞曲作家、花藝師、家庭主婦……
16歲的秋天，你初中畢業後就去了溫哥華讀書，因為我和你媽的簽證出了點狀況，你一個人拖着兩個大箱子就奔去了機場。你媽媽在你身後淚流滿面。我對她說，這個孩子從此獨立，她將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歡的大學、工作和城市，當然，還有喜歡的男朋友。
在溫哥華，你過得還不錯，會照顧自己，有了閨蜜圈，第一次獨自旅行，還親手給你媽做了件帶帽子的運動衫，你的成績也不錯，期末得了全年級數學一等獎。我們全家一直在討論你以後讀哪所大學，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還是QUEEN（Queen’s
University，女王大學）。
又過了一年，我帶你去台北旅行，在台灣大學的校園裡，夕陽西下中漫步長長的椰林大道，我又問你：你以後喜歡幹什麼？
你突然說，我想當歌手。
這回你貌似是認真的，好像一直、一直在等我問你這個問了好多年的問題。
然後，你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對流行音樂的看法，談了對中國當前造星模式的不滿，談了日韓公司的一些創新，談了你自認為的歌手定位和市場空間。你還掏出手機給我看MV，我第一次知道Bigbang，知道權志龍。我看了他們的MV，覺得與我當年喜歡過的Beyond和黃家駒那麼的神似，一樣的亞洲元素，一樣的都市背街，一樣的藍色反叛，一樣的如煙花般的理想主義。
在你的眼睛裡，我看見了光。
作為一個常年與數據打交道、靠理性分析吃飯的父親，我提醒你說，如果按現在的成績，你兩年後考進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大學，大概有超過七成的把握，但是，流行歌手是一個與天賦和運氣關係太大的不確定行業，你日後成為一名二流歌手的概率大概也只有10%，你得想清楚了。
你的目光好像沒有游離，你說，我不想成名，我就是喜歡。
我轉身對一直在旁邊默默無語的你媽媽說，這次是真的。
其實，我打心眼裡認同你的回答。
在我小時候，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從一年級開始，老師布置寫作文「我的理想」，保衛祖國的解放軍戰士、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或者是遨遊宇宙的宇航員。現在想來，這都是大人希望我們成為的那種人，其實大人自己也成不了。
這樣的後果是很可怕的。記得有一年，我去四川大學講課，一位女生站起來問我：「吳老師，我應該如何選擇職業？」她是一位物理系在讀博士生。我問她：「你為什麼要讀物理，而且還讀到了博士？」她說：「是我爸爸媽媽讓我讀的。」「那麼，你喜歡什麼？」她說：「我不知道。」
還有一次，在江蘇江陰，我遇到一位30多歲的女商人，她賺了很多錢，卻說自己很不快樂。我問她：「那麼，你自己喜歡什麼呢？」她聽到這個問題，突然怔住了，然後落下了眼淚。她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從很小的時候，她就跟隨親戚做生意，從販運、辦廠到炒房產，什麼賺錢幹什麼，但她一直沒有想過，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今日中國的90後們，是這個國家近百年來，第一批和平年代的中產階級家庭子弟，你們第一次有權利、也有能力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它們甚至可以只與興趣和美好有關，而無關乎物質與報酬，更甚至，它們還與前途、成就、名利沒有太大的干係，只要它是正當的，只要你喜歡。
喜歡，是一切付出的前提。只有真心地喜歡了，你才會去投入，才不會抱怨這些投入，無論是時間、精力還是感情。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國家、每個時代、每個家庭的年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所以，如果你僥倖可以，請千萬不要錯過。
接下來的事情，在別人看來就特別的「烏龍」了。你退掉了早已訂好的去溫哥華的機票，在網上辦理了退學手續。我為你在上海找到了一間日本人辦的音樂學校，它只有11個學生，還是第一次招生。
過去的一年多里，你一直在那間學校學聲樂、舞蹈、譜曲和樂器，據說挺辛苦的，一早上進琴房，下午才出得來，晚上回到宿舍身子就跟散了架一樣，你終於知道把「愛好」轉變成「職業」，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到底學得怎麼樣，是否有當明星的潛質，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你確乎是快樂的，你選了自己喜歡走的路。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這是台灣黑松汽水的一句廣告詞，大概是12年前，我在一本廣告雜誌上偶爾讀到。在遇見這句話之前，我一直被職業和工作所驅趕，我不知道生活的快樂半徑到底有多大，什麼是有意義的，什麼則是無效的，我想，這種焦慮一定纏繞過所有試圖追問生命價值的年輕人。是這句廣告詞突然間讓我明白了什麼，原來生命從頭到尾都是一場浪費，你需要判斷的僅僅在於，這次浪費是否是「美好」的。後來，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都會問自己，你認為它是美好的嗎？如果是，那就去做吧。從這裡出發，我們去抵抗命運，享受生活。
現在，我把這句話送給18歲的女兒。
此刻是2014年12月12日。我在機場的貴賓室完成這篇文字，你和媽媽在旁邊，一個在看朋友圈，一個在聽音樂，不遠處，工人們正在布置一棵兩人高的聖誕樹，他們把五顏六色的禮盒胡亂地掛上去。我們送你去北京，到新加坡音樂人許環良的工作室參加一個月的強訓，來年的一月中旬，你將去香港，接受一家美國音樂學院的面試。
說實在的，我的18歲的女兒，我不知道你的未來會怎樣，就好比聖誕樹上的那隻禮盒，裡面到底是空的，還是真的裝了一粒巧克力。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每個國家、每個時代、每個家庭的年輕人都有權利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未來。所以，如果你僥倖可以，請千萬不要錯過。
吳曉波 提供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為中年作準備
「一個不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事業英勇地獻身，一個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高尚的事業而卑賤地活着。」
——塞林格
立冬既過，窗外綠深紅淺。順手抓着一本陳從周的《說園》，錄下一段文字：
「萬頃之園難以緊湊，數畝之園難以寬綽。緊湊不覺其大，游無倦意，寬綽不覺侷促，覽之有物，故以靜動觀園，有縮地擴基之妙。而大膽落墨，小心收拾，更為要諦，使寬處可容走馬，密處難以藏針。」
這段文字，抄下來就很舒服。西湖邊有一郭莊，據說是陳從周的最後一個作品，也是他最喜歡的園林。瓊瑤的《煙雨濛濛》取景此處。前些年，我常帶人去那裡喝茶。郭莊很小，卻曲折從容，妙處無窮，深得「借」字真味。現在想來，真好比做一篇文章，傍着一個著名的西湖，卻自營造出一份獨屬的景致。
好文章，好人生，亦當如是。
這些年寫作企業史，常感人物故事紛涌而來，難以取捨，而時空一龐大，竟有駕馭不住的恐懼。讀了從公的道理，很是受益。
上月，還獨自一人去中國美院邊潘天壽的故居遊覽，在他的立天大畫前徘徊良久，看他謀篇行筆的大局和細處，當時已若有所悟，今日讀《說園》，再次回味其中巧妙，如清茗入口，實在受用。
近年來，還突然喜歡看建築師、設計師的文字，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實用感是我們這些做文章的人需要學習的，房子是建來讓人住的，服裝是裁剪出讓人穿的，所以，合體舒服是第一要義。做文章是讓人讀的，也應該這樣。山本耀司是我非常喜歡的日本服裝設計師，他很喜歡從老照片中吸取靈感，他說自己有很多世紀初人像攝影的圖書，喜歡那裡面人與衣服之間的關係，人們穿的不是時尚，而是現實（reality）。或者換句話說，山本耀司希望他設計的服飾能夠給穿它們的人這種感覺。我想，這是一種人們能夠通過自己的穿着認識自己的感覺，當你照鏡子的時候，你看到的是自己，而非衣服或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