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難倖存者的故事 - 第1章
加西亞·馬爾克斯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
一個海難倖存者的故事
Relato
de
un
náufrago
沒有食物也沒有淡水
救生筏上的他在海上漂流了十天
被授予民族英雄稱號
得到了選美皇后的親吻
通過廣告大賺一筆
之後遭當局遺棄
被時代遺忘
故事背後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這天，人們得知一條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風雨中，哥倫比亞海軍的卡爾達斯驅逐艦上有八名水兵落水並失蹤。這艘軍艦在美國莫比爾市經過維修，當時正駛回哥倫比亞港口卡塔赫納，悲劇發生兩小時後，該艦準點到達卡塔赫納港。對海難者的搜尋工作立即展開，在南加勒比海地區實行警戒並從事其他善舉的美國駐巴拿馬運河區部隊也參與了合作。四天後，搜尋結束，失蹤水兵們被正式宣布死亡。然而，又過了一周，他們當中的一位氣息奄奄地出現在了哥倫比亞北部一處荒僻的海灘上，他在一隻隨波漂流的筏子上沒吃沒喝地度過了十天時間。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給我講述的故事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觀察家報》上刊登，本書即由此而來。
當這位海難倖存者和我一起努力把他這次奇遇一點一點重構起來的時候，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這種詳盡徹底的挖掘探詢竟讓我們捲入一場新的冒險，在國內釀成軒然大波，最終他損失掉的是他的榮耀與前程，而我則差一點送了命。哥倫比亞當時正處在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的軍事專制統治之下，能讓這位將軍載入史冊的有兩樁最為昭著的功績，一件是下令軍隊開槍驅散一次和平示威遊行，在首都市中心對學生進行屠殺，另一件是，由於在一個星期天的鬥牛場上，一群鬥牛愛好者朝着獨裁者的女兒發出噓聲，他授意秘密警察大開殺戒，遇害人數至今不詳。新聞媒體受到監控，反對派報紙每天只能找一些和政治毫無關聯的新聞來逗讀者開心。在《觀察家報》，從事這項高尚的烘焙工作的人有：社長吉列爾莫·卡諾、主編何塞·薩爾加爾和當記者的我。我們三個人當時都未過而立。
當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主動跑來問我們能為他的故事出多少錢的時候，我們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這已經是一條被炒過很多次的新聞了。軍方曾經將他在一家海軍醫院裡軟禁了好幾個星期，其間他所能接觸的只有官方記者，此外只有一位喬裝打扮成醫生的反對派記者。這個故事已經被拆解拼湊、翻來覆去地講了許多遍，被加工修補，乃至歪曲顛倒，讀者也早已厭倦了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錶做廣告，因為他那隻手錶歷經風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廣告，因為他那雙鞋結實異常，他幾次想把鞋撕爛吃進肚子裡都沒能成功；諸如此類烏七八糟的廣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勳章，也在廣播上發表過充滿愛國激情的演講，還作為未來一代的榜樣上過電視，他在鮮花和音樂的簇擁下逛遍半個國家，給人簽字留念，接受各地選美皇后的獻吻。他也發了筆小財。我們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見，這次他居然不請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經沒多少牛可以吹了，現在準是想編出點兒新花樣掙錢，而且哪些能講哪些不能講，政府也一定早就給他畫好了道道。於是，我們請他從哪個門進來還從哪個門出去。突然，吉列爾莫·卡諾心頭靈光閃動，在樓梯那裡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條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這簡直就像是給我手裡塞了個定時炸彈。
首先令我驚奇的是，這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出眾的敘事才能。他身材壯實，一張面孔與其說像民族英雄，還不如說像個小號手更為妥帖，他善於綜合概括，記憶力極強，還擁有天然的可貴品格，懂得自嘲那些英雄壯舉。就這樣，我們每天交談六個鐘頭，持續了二十天，其間，我一邊做記錄，一邊不時提些迷惑性的問題，看他的敘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後，我們完成了一篇文章，那是對他在海上漂流十日實實在在、清晰扼要的記述。這篇記述如此詳盡、扣人心弦，以至於對我來說，唯一有待解決的文學任務就是讓讀者相信它。出於這個考慮，加上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合適，我們商定文章使用第一人稱，並且署上他的名字。實際上，本次集結成書才使我的名字第一次和這些文字掛上了鈎。
而第二件讓我驚奇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事，發生在我們工作的第四天，當時我請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給我描述一下引發那起事故的暴風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來要說的話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說道：「根本就沒有什麼暴風雨。」還真是這樣：氣象部門證實了這一點，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個溫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時為止從未在報端披露過的真相是，在波濤起伏的大海上，一陣風使艦船發生了猛烈傾斜，造成了胡亂堆放在甲板上的貨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這一披露揭示了三個重大失誤：首先，驅逐艦上是絕對禁止運輸貨物的；其次，正是因為超載，這艘軍艦沒能採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後，驅逐艦上運輸的都是些走私貨：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現在問題很明白了，這篇記述，就和那艘驅逐艦一樣，帶了些不夠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貨物，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這篇故事被分為若干段，一連十四天在報上連載。一開始政府還頗為讚賞，認為他們的英雄終於奉獻出一部文藝作品了。接下來，當真相慢慢被披露之後，再想阻止連載的發行，明顯會被當作欲蓋彌彰的政治手段。報紙的發行量幾乎已經翻了一番，報社門前，讀者們爭相購買漏過的幾期報紙，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報道。專制機關，繼承了歷屆哥倫比亞政府的光榮傳統，想通過花言巧語來掩蓋事實，就此翻篇兒。他們發布了一份嚴正公告，否認驅逐艦上裝載有走私貨物。我們則想方設法為我們的指控尋找證據。我們請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艦上擁有照相機的水兵的名單。儘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正在全國各地休假，我們還是找到了他們，並出錢買到了他們在航行途中拍攝的照片。在連載完成的一周之後，我們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時，還特別附上從水兵們那裡買來的不少照片。從這些拍攝於公海上的朋友們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擺放着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紙箱，上面甚至還可以看見廠家的商標。專制機關面對這一重擊，採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彈壓手段進行報復，最終讓我們的報紙在幾個月之後關張了事。
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遭遇種種威脅利誘，儘管如此，對這篇記述，他沒有否定過哪怕一個字。他被迫離開了海軍，那是他過去唯一熟識的工作，而且迅速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兩年後，軍政府倒台了，哥倫比亞政權又幾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鮮了，可論起公正來，也未必能好到哪裡去。與此同時，我在巴黎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時時思念着故土，這倒真有點類似於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長時間裡都沒有人知道那個孤獨的海難倖存者後來怎麼樣了，直到幾個月前，才有位記者陰差陽錯地在一家公共汽車公司的辦公室里碰見了他。我見過那張照片，他年紀大了，有些發福，看得出來，他又有了不少的經歷，同時身上也增添了些許沉着安詳的氣質，那是一個有勇氣親手將自己的雕像炸毀的英雄。
十五年過去了，我沒再重讀過這篇記述。儘管並不完全明白集結成書有什麼用處，我還是覺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喪的是，相比對這篇文字價值的興趣，出版商們更在意它是由誰的名字發表的，其實我很難過，這個名字恰好屬於一個當紅作家。這一次它能以書的形式出版，是因為我並沒有深思熟慮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一九七〇年二月於巴塞羅那
Part
1
我那些葬身海底的朋友們
二月二十二日這天我們接到通知，說是要返回哥倫比亞。我們已經在美國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待了八個月，卡爾達斯號驅逐艦在這裡修理它的電子系統和武器系統。在艦船維修期間，全體水兵會接受特殊訓練。而不用上課的日子裡，我們會幹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時都會幹的事情：約女朋友去看場電影，然後再到港口一家名叫喬艾·帕洛卡的酒館，大家聚在一起痛飲威士忌，也時不時起起鬨打打架。
我女朋友叫瑪麗·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爾兩個月後通過另一個水兵的女友認識的。儘管她學起西班牙語來一點兒都不費勁，我還是覺得她從來都沒有弄明白為什麼我的朋友們都把她叫成瑪利亞·迪萊克西奧。一到假日我就會請她去看電影，可她好像更願意讓我請她去吃冰激凌。我們就這樣用我的半吊子英語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語交流，反正不管是在電影院還是去吃冰激凌，我們總能互相聽懂。
只有一次我不是和瑪麗一起去看的電影：因為那天晚上我和夥伴們去看了《凱恩號譁變記》。我們中有些人聽說，這是一部講述掃雷艇上生活的片子，很不錯。我們就都去看了。可那部電影裡最精彩的並不是掃雷艇什麼的，而是那場暴風雨。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在那樣一場暴風雨里，最恰當的做法就是轉變船隻的航向，就像那些譁變者所做的那樣。可是，不管是我還是那些夥伴們，誰都沒有遇過那麼大的暴風雨，因此，整場電影看下來，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數那場暴風雨了。我們回去睡覺時，水兵迭戈·韋拉斯克思還深深沉浸在那部電影之中，想想幾天之後我們就要去海上航行，他對我們說道：「要是我們碰上那樣一場暴風雨會怎麼樣？」
我承認我也被那部電影震撼。八個月來我幾乎已經忘記了海上那套生活習慣。我倒不是害怕，因為指導員早就教過我們落水時應該如何自救。可在看完《凱恩號譁變記》的那天晚上，我還是感到心中那陣不安並不尋常。
我並不是說從那一刻起我就對災難有了什麼預感。可是，我從未像這次這樣在臨近出航的日子裡感到如此害怕。小時候在波哥大，我常看連環畫，可從來也沒有想過會有人淹死在海里。相反，每次想到大海，我總是信心滿滿。加入海軍快兩年了，每一次出海航行，我也從未有過任何不安。
不過承認這個也沒什麼丟臉的，在看完《凱恩號譁變記》後，我心裡總有種近乎恐懼的感覺。我仰面朝天躺在自己的鋪位上——我睡的是上鋪——想念自己的家人，也想着我們回卡塔赫納的航程，久久不能入睡。我用雙手支着頭，耳邊迴響着海水輕輕拍打碼頭的聲音，以及睡在同一間艙房裡四十名水兵寧靜的呼吸聲。在我下鋪睡的是一等兵路易斯·任希弗，他的呼嚕聲大得像吹長號。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美夢，可倘若他知道八天以後自己將葬身海底，一定不會睡得這麼香。
整整一個星期，我都被這種不安所籠罩。起錨的日子飛快地臨近，我一直試圖通過和夥伴們聊天來放寬心情。卡爾達斯號驅逐艦已經整裝待發。這些天裡，我們都情不自禁地談論各自的家庭，談論哥倫比亞，也談及各自回去之後的打算。一點一點地，艦船上裝滿了我們要捎回家的禮物：大都是些收音機呀電冰箱呀洗衣機呀電爐什麼的。我只帶了一台收音機。
出發的日子一天天臨近，我完全無法排解那種揪心的感覺，於是我做出一個決定：一回到卡塔赫納，我就脫離海軍。我可不想再經受這種航行的風險。出發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瑪麗告別，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擔憂和決定一併告訴她的，但後來沒那麼做，因為我曾向她保證過一定會回來，如果我跟她說以後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會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蒙·埃雷拉透露了這個決定，他也對我坦言，說等回到卡塔赫納他也要脫離海軍。拉蒙·埃雷拉和我憂心忡忡，我們約上水兵迭戈·韋拉斯克思一起去喬艾·帕洛卡酒館喝杯告別威士忌。
本來我們只想喝上一杯，結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幾乎每晚都和我們廝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對我們的行程瞭若指掌，她們決定為我們餞行，要喝個一醉方休，還要痛哭一場以表情義。樂隊指揮是個神情嚴肅的男人，戴了副眼鏡，這讓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個音樂家，他把一組曼波還有探戈曲獻給我們，他一定是把這些都當作哥倫比亞樂曲了。我們的女友全都哭了起來，喝了不少一塊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為最後這個星期發了三回錢，我們決定好好揮霍一番。我是心裡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則是開心，他一向都開開心心的，他是阿爾霍納人，打得一手好鼓，還特別擅長模仿各路時髦歌手的演唱。
正當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一個美國水兵走到我們桌前，請求拉蒙·埃雷拉允許他邀請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頭金髮，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卻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實意。那美國佬說的是英語，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語回答：「你說的我他娘一個字兒也聽不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爾市最熱鬧的一次打鬥了，椅子在腦袋上砸得散了架，還驚動了巡邏的警車，來了不少警察。那個美國佬頭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兩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爾·桑托斯唱着歌回到軍艦上時，已經是凌晨一點了。他說這將是他最後一次登上這艘軍艦。實際上，這的確是最後一次。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點，卡爾達斯號從莫比爾港起航開往卡塔赫納。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開心不已。我們每個人都帶了些禮品給家人。最開心的要數槍炮大副米格爾·奧爾特加。我覺得米格爾·奧爾特加是最仔細和節儉的水兵。在莫比爾的八個月里，他沒浪費過一美元。發下來的每一分錢他都用來給在卡塔赫納等他的老婆買禮物了。軍艦起航的這天凌晨，米格爾·奧爾特加在艦橋上待着，還在講他老婆孩子的事，這倒不算什麼稀罕事，因為他只要一開口就不會說別的。他往回帶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動洗衣機、一台收音機，外加一個電爐。十二個小時後，米格爾·奧爾特加軍士長將會躺在鋪位上，暈得天旋地轉。而七十二小時之後，他將葬身海底。
死神的客人
艦船起航的時候，通常會下達這樣一道命令：「全體人員各就各位。」這時每個人必須待在自己的崗位上，直到艦船駛出港口。我靜靜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面對着魚雷發射架，眼見莫比爾的燈火消失在霧靄中，可此刻我腦海里想的並不是瑪麗。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們將駛入墨西哥灣，在一年的這個月份里，這條航線不算太平。天亮後我一直沒有看見海梅·馬丁內斯·迪亞戈中尉，他是艦上的二副，是這次海難中唯一殞命的高級軍官。他高大魁梧，寡言少語，我總共也沒見過他幾次。我只知道他來自托里瑪，是個大好人。
不過這天凌晨我見到了一級士官胡里奧·阿瑪多爾·卡拉巴約，他是我們的第二水手長，高高的個子，總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他從我身旁走過，看了一眼莫比爾逐漸淡去的燈火，便向他自己的崗位走去。我覺得這是我在艦上最後一次看見他。
整個卡爾達斯號上，要說起回家的快樂，誰也比不上士官艾里亞斯·薩博加爾，他是輪機長。他簡直就是頭海豹，身材矮小，皮膚黝黑，身體很壯實，特別能侃。他四十來歲，我猜這四十年他多半時間都在侃大山。
薩博加爾士官有理由比別人更高興些。在卡塔赫納等候他歸來的有他老婆和六個兒女。六個兒女中他只見過五個：最小的那個是我們在莫比爾的時候出生的。
直到天亮之前，這趟航行還算是風平浪靜。不到一個小時我就重新適應了航行生活。莫比爾的燈火消失在遠方，消失在寧靜清晨的薄霧中，東方已經能看到緩緩升起的太陽。這會兒我的不安情緒沒有了，只覺得很疲憊。我一整夜都沒睡覺，嘴裡渴得慌，翻上來的全是威士忌的苦味。
早晨六點，我們駛出了港口。這時又有命令下來：「撤崗，值勤人員各就各位。」聲音未落，我便向臥室艙房走去。我的下鋪，路易斯·任希弗已經坐起身來，正揉着眼睛，還沒完全清醒。
「我們到哪兒了？」路易斯·任希弗問我。
我告訴他說，我們剛出港。說完我就爬上我的床鋪，想好好睡上一覺。
路易斯·任希弗是個十全十美的水兵。他出生在遠離大海的喬科，可他血液里流淌着航海之魂。當卡爾達斯號前往莫比爾大修時，路易斯·任希弗還不是這艘艦船的成員。當時他正在華盛頓學習槍炮製造。他嚴謹好學，英語講得和西班牙語一樣順溜。
三月十五日，他在華盛頓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學位。一九五二年，他在那裡和一位多米尼加姑娘喜結良緣。卡爾達斯號大修的時候，路易斯·任希弗從華盛頓趕過來，成了艦上的一員。離開莫比爾前不久，他對我說，一到哥倫比亞，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安排，把他的妻子遷到卡塔赫納來。
路易斯·任希弗已經有好長時間沒航行了，我敢肯定他會暈船。就在這次航行的第一天凌晨，穿衣服的時候他問我：
「你還沒有暈船嗎？」
我跟他說沒有。然後任希弗說了句：
「再過兩三個小時，我就會看見你連舌頭都要吐出來。」
「我看你才會這樣。」我回敬了他一句。他又說道：
「想看我暈船，那得整個大海都暈了才行。」
我躺在自己的鋪位上，竭力想睡一會兒，可這時我的腦海里又出現了那場暴風雨。頭一天晚上那種恐懼的感覺又從我心底升起。我又變得憂心忡忡。我轉過身，衝着剛剛穿好衣服的路易斯·任希弗說：
「還是小心點兒。不要說不吉利的話了。」
在從英語轉譯為西班牙語的過程中，瑪麗（Mary）等同於西語裡的瑪利亞（María），而埃德瑞斯（Address）在英語裡有「地址」的意思，水兵們直接將之換作西語中的「地址」（Dirección）一詞，此處音譯為迪萊克西奧。
Part
2
我在「狼船」上的最後幾分鐘
「我們已經到墨西哥灣了。」二月二十六日，我起來吃午飯的時候，一個夥伴這樣對我說。前一天，我對墨西哥灣的天氣着實有些擔心。不過驅逐艦雖說有點晃動，前進得還算平穩。我很慶幸自己的擔憂只是無端的瞎想，便走到了甲板上。海岸的輪廓早已看不見了。四周只剩下碧綠的大海和蔚藍的天空。可在甲板中央，槍炮大副米格爾·奧爾特加面色煞白地坐在那裡，臉都扭曲了，他在忍受暈船的煎熬。這有一陣子了，在莫比爾的燈火還依稀可見的時候就開始了，按說米格爾·奧爾特加在海上並不是什麼新手，可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裡，他連站都站不起來。
米格爾·奧爾特加在朝鮮待過，在帕迪亞海軍上將號護衛艦上服役。他算是經多見廣，對海洋可以說再熟悉不過了。可這一回，儘管墨西哥灣風平浪靜，他還是得靠人幫忙才能起身去值勤。他就像是奄奄一息了，什麼都吃不下去，我們幾個和他一起值勤的夥伴要麼讓他坐在船尾要麼讓他坐在甲板中央，直到最後命令下來把他送到臥室艙房裡去。然後他就趴在鋪位上，頭朝外，隨時準備撕心裂肺地大吐一場。
二十六日夜裡，我記得是拉蒙·埃雷拉對我提起，說加勒比海上情況有點兒不妙。按照大家的計算，這一天的後半夜我們就應該能駛出墨西哥灣。我站崗的地方正對着魚雷發射架，我正滿心歡喜地想，就快到卡塔赫納了。這一夜很亮堂，高高的天穹上滿布星斗。我自打進海軍起就喜歡辨認星星。這天夜裡，卡爾達斯號波瀾不驚地駛向加勒比海，我則愉快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認為，一個游遍世界的老水手靠船隻晃動的不同情況就能判斷出這是哪一處海域。我第一次出海時的經歷告訴我，此刻已經到加勒比海了。我看了看手錶，是夜裡十二點半鐘。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十二點三十一分。就算船不怎麼晃動，我也一樣能覺察出這是到加勒比海了。而實際上船晃動得厲害。我這個從來不暈船的人也開始感到不安。我有一種奇怪的預感。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槍炮大副米格爾·奧爾特加，他正在下面的艙房，趴在鋪位上，連腸子都快吐出來了。
早上六點，驅逐艦像蛋殼一樣晃個不停。路易斯·任希弗躺在我的下鋪，沒有睡着。
「胖子，」他叫了我一聲，「你還沒暈船嗎？」
我說沒有，但我告訴他自己很擔憂。我剛才說過，任希弗是個工程師，勤奮好學，是個好水手，他給我列舉了種種理由，說卡爾達斯號在加勒比海上沒有一丁點兒危險，絕不會出事。「這是一艘狼船。」他這樣說道。他還跟我提起，就在這一片海域，二戰時這艘驅逐艦還曾擊沉過一艘德國潛水艇。
「這艦船穩着呢。」路易斯·任希弗說道。船晃來晃去，我躺在鋪位上實在睡不着，他這麼一說，我心裡踏實了許多。可左舷風越刮越大，我想象着卡爾達斯號在這樣的大浪之中會怎麼樣。就在這時，我想起了《凱恩號譁變記》。
儘管一整天的天氣都沒什麼變化，但我們的航行還算是正常。值勤的時候，我努力想象着到卡塔赫納之後要做哪些事情。我會給瑪麗寫信的。我打算每星期給她寫兩封信，說起寫信我這個人從不懶散。自從我加入海軍起，我每個星期都會給波哥大家裡寫信。我還常給奧拉亞街區我的那些朋友鄰里寫信，都還挺長的。因此我一定會給瑪麗寫信的，我這樣想着，一面還每隔一會兒就算一算還有多長時間才能到卡塔赫納：還得整整二十四個小時。這是我倒數第二次值勤。
拉蒙·埃雷拉幫我一起把槍炮大副米格爾·奧爾特加弄到了他的床上。他的狀態越來越糟了。自從三天前我們駛離莫比爾港，他就什麼東西都沒吃過。他現在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臉色發綠，整個人都走了形。
舞會開始
船從夜裡十點鐘開始跳起舞來。二十七日的白天卡爾達斯號也一直在晃動，可比起二十七日的夜裡，就不算什麼了。我躺在鋪位上，為在甲板上值勤的夥伴們擔心。我知道，躺在各自鋪位上的人也沒有誰睡得着。快十二點的時候，我對下鋪的路易斯·任希弗說：
「你還沒暈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