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的歡快葬禮和十二個異鄉故事 - 第1章

書名:夢中的歡快葬禮和十二個異鄉故事

作者:[哥倫比亞]

加西亞·馬爾克斯


目錄



總統先生,一路走好!

聖女

睡美人航班

占夢人

「我只是來打個電話」

八月驚魂

瑪利亞·多斯普拉澤雷斯

十七個中毒的英國人

山魔

福爾貝斯太太的快樂夏日

光恰似水

雪地上你的血跡



本書中的十二個故事是在過去十八年間寫就的。在獲得它們現在的形式之前,其中五個是新聞報道和電影劇本,一個是電視連續劇。還有一個是十五年前我接受採訪時的錄音,聽我講述的那個朋友將其整理出來並發表了,我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重寫了一遍。這是一種很寶貴的創作經驗,值得在這裡絮叨一番,哪怕是為了讓那些有志於以後成為作家的孩子從現在就開始了解,寫作這種「惡習」是多麼貪婪和熬人。

第一次萌生這個念頭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緣於一個醍醐灌頂的夢。那時我已經在巴塞羅那住了五年。有一天,我夢見參加自己的葬禮,走在一群朋友中間,大家穿着肅穆的黑衣,氣氛卻像過節般熱烈。所有人都因為相聚而感到快樂。而我則比任何人都快樂,因為死亡給了我這個同拉丁美洲的朋友們歡聚一堂的好機會,他們都是我最老最親同時也闊別最久的朋友。葬禮結束,人們開始散去,我想陪他們一同離開。但其中一個朋友的話卻如當頭棒喝,讓我意識到,對我來說,節日已經結束。「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他說。直到這時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們在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一個很典型的夢,我卻將它解釋為自己身份認同感的覺醒,並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來寫一寫發生在那些旅居歐洲的拉丁美洲人身上的奇聞異事。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發現,因為那時候我剛寫完《族長的秋天》——那是我寫得最艱難、最冒險的一部作品——正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寫點兒什麼。

在大約兩年間,我把腦海中閃現的那些我沒拿定主意如何處置的題材都記錄了下來。在決定開始做這件事的那個晚上,因為家裡沒有筆記本,孩子們借給我一個學生用的作業本。在我們頻繁的旅行中,他們總是將它裝在書包里背來背去,生怕弄丟了。最後本子上積累了六十四個題材,以及相關的各種細節,只差落筆了。

一九七四年,從巴塞羅那回到墨西哥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本書不應該像我一開始計劃的那樣是一部長篇小說,而應該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在紀實報道的基礎上,以詩歌創作的匠心賦予它們靈性。到那時為止,我已經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說集,但沒有哪本是整體構思和處理的,每個故事都是獨立、偶然的個體。因此,如果能用一條線索將所有故事串聯起來,並賦予它們統一的基調和風格,使它們在讀者的記憶中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六十四個故事的寫作將會是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險。

頭兩個故事,即《雪地上你的血跡》和《福爾貝斯太太的快樂夏日》完成於一九七六年,立刻就在幾個國家的文學副刊上發表了。我一天也沒有停頓,但當第三個故事,也就是關於我自己葬禮的那篇寫到一半的時候,我感覺比寫一部長篇小說還要累。第四個故事也是如此。我根本沒力氣把它們寫完。箇中原因今天我已明了:寫一個短篇小說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亞於為一部長篇小說開頭。在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須把一切都確定下來:結構、語調、風格、節奏、篇幅,有時候甚至要確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徵。而之後的部分,作家體會到的則是單純的寫作的快樂,那是人類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種愉悅。如果一個作家沒有花費整個餘生來修改自己的作品,那是因為他在結束時和開篇時一樣意志堅定。而短篇小說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沒有感受到煎熬,那麼不管是我自己的還是他人的經驗都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好還是換個思路重新開始,或者直接把它扔進廢紙簍。不記得是誰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話精闢地總結了這一經驗:一個好作家被欣賞,更多的是由於他撕毀的東西而非他發表的。雖然並沒有把這些故事的草稿和筆記撕毀,但我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把它們遺忘了。

我記得那個作業本一直放在墨西哥家中的書桌上,淹沒在一大堆書本紙張里。直到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找別的東西時,我突然意識到已經很長時間沒看到它了,當時我沒有放在心上。但當確信它真的不在書桌上時,我感到一陣恐慌。我們找遍了家裡的每個角落,移開家具,還拆掉了書架,就為確定它沒掉到書架後面。我們還問遍了家裡的用人和朋友,現在看來這一舉動幾乎是不可寬恕的。然而這一切都徒勞無功。唯一可能的——或者聽上去合理的——解釋是,在我常常發起的紙張清理運動中,某一次,這個作業本被扔進了廢紙簍。

我的反應令自己都感到吃驚:那些被遺忘了近四年的題材對我來說成了一件關乎名譽的事。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恢復它們。通過努力,我得以重建其中三十個故事的筆記,過程之艱辛絕不亞於把它們寫出來。在努力回憶的同時,我也對這些材料進行了篩選。狠心剔除了那些我感覺難以處理的題材,最後剩下十八個。這一次我振作精神,決心一鼓作氣把它們寫出來,但是沒過多久就發現已經對它們失去了熱情。不過,我並沒有像平時忠告年輕作家的那樣,把手稿扔進廢紙簍,而是重新把它們裝訂存檔,以備萬一。

一九七九年,當開始寫作《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時,我發現自己在兩部作品之間的空檔喪失了寫作的習慣,重新提筆寫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三月間,我給自己規定了一項任務,每周為幾個國家的報紙寫一篇文章,以避免手生。那時我突然想到,我同筆記本上那些題材的齟齬之處仍然在於其文學體裁。事實上,它們不應該是短篇小說,而應該是新聞報道。在發表了其中五個之後,我再次改變了看法:它們更適合拍攝成影視作品。於是誕生了後來的五部電影和一部電視劇。

我事先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寫作新聞報道和影視劇本,使我對這些故事的看法發生了一些改變。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導演們在故事中注入了他們的想法,我在將它們寫成現在這個最終版本時,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這些想法從我自己的想法中挑出去。此外,同時與五個不同的創作者合作,讓我發現了一種寫這些故事的新方法:有空時就開始寫,感到疲憊或者有事情臨時插進來時就放下,然後開始寫另外一個。在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裡,十八個題材中的六個進了廢紙簍,其中就包括我的葬禮,因為實在無法描繪出夢境中那種歡欣的氣氛。而剩下的故事則像有了呼吸,獲得了長久的生命。

它們就是本書中的十二個故事。經過兩年時斷時續的寫作,去年九月它們已經準備好付印了。要不是因為在最後時刻我又產生了一個疑問,它們早已結束了不停地進出廢紙簍的朝聖之旅。這些故事發生在歐洲的幾個城市,我憑着遙遠的記憶描述那些地方。在過了近二十年之後,我想要印證一下我的記憶是否忠實。於是我開始了一趟短暫的追尋之旅,去了巴塞羅那、日內瓦、羅馬和巴黎。

這些城市沒有一個與我的印象有絲毫相似之處。跟今天的整個歐洲一樣,其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人吃驚,曾經的一切都變得虛無縹緲。真實的記憶就像記憶中的幻影,而虛假的記憶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現實,因此我無法分辨幻滅與懷舊的界線。這就是最終的答案。我終於找到了完成本書最需要的東西,這個東西只有時光的流逝能賦予我:一種置身於時間之中的視角。

這次幸運的旅行結束之後,我把所有故事從頭到尾重寫了一遍,在狂熱的八個月時間裡,我無須拷問自己,真實在哪裡結束,想象從哪裡開始,因為我懷疑,也許二十年前我在歐洲經歷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這種懷疑令我受益。從那時開始,寫作變得十分流暢,以至於有時我會覺得,寫下這些文字是出於純粹的敘述的快感,仿佛整個人都飄浮在空中。此外,同時寫作所有故事,隨心所欲地從一個跳到另一個,這種方式使我能夠盡覽全景,不但避免了因為頻繁地幵始而感到疲憊,也更容易發現文中無關緊要的冗餘詞句和致命的前後矛盾。我認為,我已經收穫了最接近我理想的短篇小說集。

經歷了長時間的反覆,克服了掙扎猶疑,現在這本書已經準備好被送到各位的書桌上。除了最早的兩個,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同時完成的,結尾處標註的是我動筆的時間。在這個版本中,故事是按照它們在筆記本上的順序排列的。

我一直認為,對一個故事來說,後一版總是比前一版更好。那麼如何確定哪個是最終版本呢?這是一個職業秘密,沒有理性原則可循,只能遵從直覺的魔力,就像廚師知道什麼時候湯熬得正是火候一樣。無論如何,以防萬一,我不會再去讀它們。我從來不會再去讀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因為擔心自己會後悔。讀過這些故事的人知道該怎麼處置它們。幸運的是,對於本書中的十二個故事來說,被扔進廢紙簍,它們應該會有回家的輕鬆感覺。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一九九二年四月於卡塔赫納

總統先生,一路走好!

空寂的公園裡樹葉已經變黃,他坐在樹下的木頭長椅上,雙手拄着手杖的銀質圓柄,望着湖中灰撲撲的天鵝,心裡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內瓦來的時候,這片湖還是寧靜而清澈的,有溫馴的銀鷗飛到跟前,在人們掌中啄食。傍晚六點,妓女們像幽靈般出現,打着絲綢陽傘,裙裾的褶邊薄如蟬翼。而現在,目力所及之處唯一可能出現的女性就是荒蕪碼頭上的賣花女。令人難以置信,時間不僅摧毀了他的生活,也讓世界變得同樣滿目瘡痍。

這座城市裡到處都是曾經顯赫如今卻鮮有人知曉的人,他不過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藍底色白條紋的外套、錦緞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禮帽,長着火槍手一樣高傲的鬍鬚,微微發藍的濃密鬈髮泛起浪漫的漣漪。他有一雙豎琴家的手,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代表鰥居的戒指,還有一雙歡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實健康狀況的只有疲憊蒼老的皮膚。但以七十三歲的年紀來說,他依舊堪稱風度翩翩。然而,在那個早晨,他卻感到所有的浮華都已煙消雲散。那些擁有榮耀和權勢的歲月已經無可挽回地遠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時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兩次世界大戰過後,他又回到了日內瓦,為馬提尼克的醫生們無法確診的疼痛尋求確切的答案。原以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經過了六個星期。日復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盡的檢查和不確定的結果,而且還不知何時才是盡頭。醫生們檢查了他的肝臟、腎臟、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尋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個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給他做過檢查的眾多醫生中最寂寂無聞的一位約他早上九點在神經科診室見面。

這間診室更像修士的小屋。醫生個子不高,神情陰鬱,因為拇指骨折,右手還打着石膏。當燈光熄滅,屏幕上出現了一張脊骨的X光片。直到醫生用指棍指給他看腰下兩塊椎骨的接合處,他才意識到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來自這裡。」醫生說。

但他覺得問題沒那麼簡單。這種疼痛飄忽不定,難以捉摸,有時候似乎在右側肋骨,有時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溝那裡經常會突然感到刺痛。醫生停下來聽他的申訴,指棍尖仍舊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們才會這麼長時間難以確診,」他說,「但現在我們知道了,就在這裡。」隨後他指着太陽穴補充說:

「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總統先生,所有疼痛都在這裡。」

在宣布診斷結果時,醫生的態度讓人如此緊張,以至於最後的治療方案顯得輕描淡寫:總統先生必須接受一次有風險的手術。被問及風險究竟有多大時,這位老醫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這個我們也無法斷言。」他說。

直到不久以前,他說,這種手術失敗致死的風險還相當大,而導致不同程度的癱瘓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兩次戰爭帶來的醫學進步使這些擔心都成了過去。

「您放心吧,」他最後說,「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後通知我們。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您別忘了,宜早不宜遲。」

這樣一個早晨不適宜消化這個不幸的消息,尤其是當天氣也突然變了臉。那天他很早就從旅館出來了,沒有穿大衣,因為當時窗外陽光明媚。他邁着沉穩的步子,從醫院所在的麗日大街來到幽會天堂英國公園。他在那裡待了一個多小時,一直在思考死亡。與此同時,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濤洶湧,有如怒海,狂風驚走了銀鷗,捲走了最後幾片枯葉。總統先生站起來,沒有買花,而是從公共花壇里折了一朵雛菊別在外套翻領上的扣眼裡,卻正好被那賣花女撞見。

「這些花不是上帝賜予的!先生,」她憤憤地喊道,「那是市政府種的花。」

他沒有理會,徑直大步流星而去,緊握着手杖的中間位置,不時轉上幾圈,有些輕佻,卻不失風度。在白朗峰大橋,人們正手忙腳亂地降下被狂風捲成一團的聯邦旗幟,永遠頂着泡沫的優美的噴泉也提前關閉了。總統先生差點兒沒認出碼頭上那家他常去的咖啡館,因為綠色的遮篷收起來了,夏天時綴滿鮮花的露台也已封閉。雖然是白天,大廳里也開着燈。弦樂四重奏樂隊正在演奏莫扎特那首預兆般的曲子。櫃檯上有一沓為顧客預留的報紙,他從裡頭取了一份,把帽子和手杖掛在衣鈎上,戴上金框眼鏡,選了一張最僻靜的桌子坐下開始讀報。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秋天來了。他從國際版讀起,這個版面偶爾會有一些美洲的消息,接着從後往前瀏覽,直到服務員送來他每天喝的依雲礦泉水。在醫生們的強制下,他戒掉喝咖啡的習慣已有三十多年了。但是他也曾說過:「如果有一天我確信自己行將就木,就重新開始喝咖啡。」也許現在是時候了。

「再給我一杯咖啡。」他用純正的法語說。隨即補充道:「要意式咖啡,能讓人起死回生的那種。」並沒有意識到話里的雙關含義。

他沒有加糖,慢慢地小口喝完,然後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這麼多年之後,終於有機會再次用咖啡渣來預測自己的命運。這久違的味道暫時將他從胡思亂想中解救出來。過了片刻,仿佛出於精準的直覺,他感到有雙眼睛正盯着自己。於是他假裝不經意地翻動報紙,從眼鏡上方看過去。那是一個面色蒼白、鬍子拉碴的男人,戴着一頂運動便帽,身上穿着一件翻毛外套。那人匆忙移開視線,避免與他目光相遇。

這張臉有些眼熟。在醫院的大廳里曾打過幾個照面,某一天看天鵝的時候也見過他騎着小摩托經過湖邊大道,但確實並不覺得認識。但也不排除這是他流亡生涯中諸多幻想中的迫害之一。

他不緊不慢地看完報紙,一邊沉浸在勃拉姆斯大提琴曲磅礴的旋律中,直到疼痛的感覺變得如此強烈,只靠音樂的撫慰已無法壓制。於是他從馬甲口袋裡掏出拴着鏈子的金表看了看,就着最後一口水服下兩片午間的止痛片。在摘下眼鏡之前,他拿起咖啡杯查看自己的命運,結果讓他打了個寒戰:未知。最後他付了賬,留下微薄的小費,從衣鈎上摘下手杖和帽子,來到街上,沒有再看那個窺視他的人。花壇被狂風攪得一片狼藉,他沿花壇邊走着,步履輕快,似乎已經對命運的預示釋懷。但突然他感覺到了身後的腳步聲,於是在拐角處停下,轉過身去。為了不撞上他,跟蹤的男人不得不來了個急剎車,在距離他的雙眼不到兩拃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總統先生。」男人囁嚅道。

「告訴那些花錢雇你的人,別做夢了,」總統依舊微笑着,嗓音充滿魅力,「我的身體毫無問題。」

「這件事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男人說,迎面而來的高貴感壓迫着他,「我在醫院工作。」

他說話的口音、節奏,甚至他的羞澀,都屬於地道的加勒比人。「別告訴我您是醫生。」總統說。

「我多麼希望我是,先生。」男人說,「我是救護車司機。」

「抱歉。」總統確信自己弄錯了,「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沒有您的工作辛苦,先生。」

總統毫不掩飾地打量着他,雙手拄在手杖上,饒有興致地問:「您是哪裡人?」

「加勒比人。」

「這點我看出來了,」總統說,「但是哪個國家的?」

「跟您一樣,先生。」這人說着向他伸出手來,「我叫荷馬·雷伊。」

總統驚訝地打斷了他,沒有放開他的手。

「是嗎?」他驚嘆道,「多有意思的名字!」

荷馬放鬆下來。

「這不算什麼,」他說,「我的全名是荷馬·雷伊·德拉卡薩。」

一陣凜冽的寒風突然襲來,站在街心的兩人毫無防備。總統感到一陣徹骨的寒冷。他意識到,在沒有穿大衣的情況下,自己不可能步行兩個街區到常去的那家窮人的小餐館吃午飯。

「您吃過午飯了嗎?

」他問荷馬。

「我從來不吃午飯,」荷馬說,「我每天就吃一頓飯,晚上回家吃。」

「今天破個例吧,」他施展出渾身的魅力,「我邀請您共進午餐。」

他挽起荷馬的胳膊,把他帶到馬路對面的餐廳。帆布遮篷上燙着金色的店名:皇冠牛排。店內狹窄而熱鬧,似乎沒有空位了。荷馬·雷伊很驚訝居然沒人認出總統,於是跑到大廳最裡面尋求幫助。

「他是現任總統?」餐廳老闆問。

「不,」荷馬說,「被推翻的。」

老闆報以會心的微笑。

「對於這樣的客人,」他說,「我特意準備了一張桌子。」

他們被帶到大廳最裡面一個僻靜的角落,在那兒可以輕鬆自在地交談。總統向餐廳老闆表示感謝。

「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樣承認流亡者的尊嚴。」他說。

這家餐廳的特色是炭烤牛排。總統和他的客人環視周圍,看到別的桌上擺着大塊的烤牛排,邊緣還帶着柔軟的脂肪。「這牛排看上去妙不可言,」總統喃喃地說,「但我不能吃。」他用頑皮的眼神盯着荷馬,改變了語調。

「事實上,我什麼都不能吃。」

「您也不能喝咖啡,」荷馬說,「但您卻喝了。」

「您注意到了?」總統說,「今天不過是特殊日子的特殊待遇。」

這一天的特殊待遇並不限於咖啡。他點了炭烤牛排,外加一份新鮮的豆角沙拉,除橄欖油外沒有任何調味品。他的客人點了同樣的東西,另外要了半瓶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