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 第1章
嚴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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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者》
第01章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電話，我就知道他已經不在了。我聽說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國菜、聽二胡曲、過猶太禮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實我和他之間，並不是人們定義的那種關係。人嘛，總想在一個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慾的事。
好吧，隨你們的便。把「情婦」這個字眼用來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發窘的地步。沒有這名分已經夠受。你的書我讀過幾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說什麼，都不會照實出現在你書里。干你們這行的，非得添枝加葉，對此你們沒辦法。
首先要告訴你一個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猶太難民卸貨一樣傾瀉在碼頭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頓時黑了一大片的那個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猶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讓他們靠的岸。場面相當壯闊，不難想象這個以遷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遷移：三世紀猶太種族全體從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圖被抹煞，首都被更名。十三、十四世紀從英格蘭、從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趕盡殺絕。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猶太佬們站在甲板上，趴在欄杆上，陌生的上海撲面而來。你不難想象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兩百多萬他們的同胞被逐出俄國國境，就帶着跟他們一模一樣的憔悴和疲憊，向全世界各個角落四散。
有時候，在上海靠岸的遠洋輪嘩啦一下打開底艙，裡面裝成緊緊實實：一個巨大的人餅。那就是從集中營直接上的「貨」。這樣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會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撥拉開上海本地猶太人的迎接隊伍，衝進底艙，把殺虱子、跳蚤，以及種種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藥粉慷慨揚撒。剎那間，一片黑的人餅就成了一片雪白。
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辮子的中國男人被消防水龍頭當街沖洗，沖得大醉般東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們從站着沖成蹲着，然後跪下，最後全趴成一片。
告訴你的這個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種人。這個上海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勉強把有英國國籍的塞法迪猶太闊佬看做人，猶太闊佬又把俄國流亡的猶太人勉強當人看，而所有這些人再把有錢的中國人勉強當人看，把沒錢的中國人完全不當人。再來看看中國人。中國人在這裡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強當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錫克人當「紅頭阿三」，把歐洲來的猶太難民當「猶太癟三」。假如中國有個說法是「三教九流」，那麼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義比較馬虎，卻都是和平主義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開進來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說：這下好了，打也打進來了，就不會再打了，讓西洋人來，總不見得不讓東洋人來。到了三八年大批猶太癟三來的時候，上海人夸誰家小姑娘漂亮不說她漂亮，會說：「這個妹妹像煞個小東洋！」
你大概知道，我當時是復旦大學二年級學生，修財會專業。學校內遷重慶的時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國舊金山去繼續學業。
告訴你們的這個上海有個最大特徵，就是氣味。氣味可不怎麼樣。成千上萬輛馬桶車走出縱橫交錯的里弄，走過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濃稠的黃色液體。馬桶車向裴倫路的糞碼頭匯集，如同好東西一樣給仔細裝上船，順着臭墨汁一樣的蘇州河走去。河邊擠滿烏篷船，所有沒錢住陸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裡晃悠悠地洗涮、飲用、排泄。
什麼都不能打擾上海人過他們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艙一艙被殺菌藥粉撒白了的猶太癟三。那個時候我怎麼會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齒罵我年輕的繼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時，一艘遠洋輪的底艙打開了，其中一個叫彼得·寇恩的年輕人成了我這個故事的起點。
年輕的彼得。二十五歲，看上去更年輕一點，因為瘦弱，誰都能傷害他似的，也因為兩隻憂傷的六神無主的眼睛，任何時候都在等你現成的主意。發現他其實蠻有主意，是一年多以後的事。那時他的上海經歷及難民的嶄新身份使他脫胎換骨。那個時代一夜間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嶄新身份，不該脫胎換骨地去叛變、出賣或者反抗、犧牲嗎？三七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臨城下，中國軍人們要與陣地存沒與共，突然有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們脫胎換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時候我和同學們往陣地上送裝着糖果和香煙的慰問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槍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
彼得·寇恩濃黑捲曲的頭髮上一層白藥粉，走出船艙，絕望了：船艙外是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上海，廣漠的腥臭來自誰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艙里好多少。
彼得是個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寬肩細腰，明目皓齒，看着你的時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暫，但你相信那一瞬間他什麼也沒幹就是專門在看你；所有的思維都空出來，把看到的你放進去。他走上碼頭，拎着兩個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張張猶太臉龐，一張張女性臉龐。女性都是些歲數一把的人，卻很沒出息的認為這小伙子對於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對其他女人來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關的繁文縟節時，我正在我父親在卡德路的房子裡預謀出走。
先要告訴你們，我的父親是誰。他是個值得問一問「是誰」的人。因為他是誰決定了我是誰。再決定我下面這段故事必將發生。我父親假如走到你們面前，你們會為他的體態、嗓音吃驚。其實他並沒有那麼高大，只不過他動作起來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顯得高大。還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個人，相對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適。我繼母把這叫做「洋派」。可他這是裝的。他的樣子讓你認為他屬於倒頭就能睡着，一覺睡到大天亮的那種人，吃起來胃口特別好，好吃不好吃都不會挫傷他對吃的熱情。其實他失眠加胃潰瘍，兩種病都跟他過分敏感緊張有關。他也許不知道自己在裝，但我知道，因為我也裝。我要說這些，是因為這些導致了我的新身份：一個出生在美國，成長在中國，眼下正離家出走的女大學生。所以你還要忍受我跑一會兒題。
我父親出生在美國，家裡開洗衣坊。那時十個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個開洗衣店。不像現在，這又累又不賺錢的行當幾乎讓韓國人壟斷了。我們的祖先是客家人，長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潑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臉。我父親的兄弟們把祖父留下的幾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遠也搞不清他們有多少抵押，多少貸款，永遠也搞不清是賠是賺。我父親是我祖父投資教育的唯一一個兒子。讀財會專業。出來好做事。報紙上天天都有招財會的廣告。我祖父貧賤慣了，一分錢學費都不能在我父親頭上白花。學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親學完財會很不走運，那年各校的財會畢業生大豐收，華人的公司里的出納位置都是一個坑三人填。他聽說接着念書可以白花學校的錢。只要不花他父親的錢，他不反對一個個學位念下去。這樣，他學出了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後。他突然覺得他懂了華人在美國為什麼混得那麼慘。那不賴他們；那是幾千年來中國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愚盲。父親那時知道一個叫馬克思的猶太經濟學家，他很喜歡他著《資本論》的文采，可《資本論》對中國也不幫忙啊。中國得從掃盲開始。
好，對我的家史我就說到這兒。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十二歲。那年父親的朋友把他介紹到聖約翰大學，做政治經濟學教授。我父親是到上海之後，在男女方面才開竅的。其實上海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給自己放放假就來上海。再說，各國在上海的租界裡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風化也只能管到某條大街之內，而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圖總是留下死角和夾縫。所以我父親一來上海，才發現自己在風月方面是運道很好的人。
他最終挑了個年紀僅比我大六歲的女人。他們結婚時我十六歲。在娶這個女人之前我們有過無數次失敗的長談。等他的小夫人住進來，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處滾動着她的話梅核、五香豆殼的時候，我便威脅父親要住到學校去。那時我還在念高中。我指着父親的小夫人罵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點也不覺得我在罵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第02章
我把這句話大聲小聲罵了好幾年，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見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會向父親訛詐，逼出一筆錢來；看見她坐轎車出去，等車一回來，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幾條馬路兜風也好。一九三八年之後，我乘車兜風時，常看見穿着皺巴巴的西裝、背着雜貨箱串門賣貨的猶太癟三。這是我活到二十歲見過的最淒切的面孔。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們做得那麼認真，那麼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們還希望你千萬別看到他不體面的西裝、集中營髮式。我突然覺得冬天的灰色黃昏中那些蒼白面孔擊中了我，擊中了我心裡一塊從未發現的傷。
彼得的面孔跟他們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動人的一張。就在他頭一次站在領救濟餐的長隊中，向一大鍋捲心菜洋蔥湯移動時，我提着箱子、臉盆從父親的房子裡走出來。讓你這個上海小女人贏一把吧，我想。你這個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頭油、噴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門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個好樣子給父親和小繼母凱瑟琳看看。我要他們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麼一回事。父親還要談政治經濟救國，連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們家的政治經濟就是讓他們明白高尚不分先後，自立老少咸宜。我將自給自足，掙出去美國繼續學業的船票錢。
對我來說，理想的職位是不需要踩着鐘點上下班的那種。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做白日夢。我有兩個選擇：到一家高級餐廳去彈鋼琴，或去一個闊佬家私授兒童芭蕾或者鋼琴。但我馬上發現私授芭蕾、鋼琴並不逍遙，男主人像所有惡俗羅曼蒂克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上來就動女家教的壞腦筋，而女主人都是讀這種羅曼蒂克小說長大的，嚴防自己成為這類故事的犧牲者，因此對於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來就滿懷敵意。做了三個月，我辭職四次。
一九三九年底的一個傍晚，我從靜安寺街上的一個英國豪宅里走了出來。從那個女主人藍灰色的眼睛前面「滾出去」了。在這之前我用英國人十分鄙視的美國唐人街英語說她的女兒一邊屁股蛋比另一邊大，沒法學最基本的芭蕾招勢。她叫一個中國用人把工錢給我，叫另一個中國用人到馬路上去為我叫黃包車，又叫第三個用人去清點一下她女兒臥室的東西，看看少了什麼長絲襪或緞髮帶沒有。我往門外走的時候，她又把我叫住，「請」我走側邊的門。因為之所以設正門和側門就為了主、仆永遠不會肌膚相觸或撞個滿懷。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我讓車夫把我拉到徐家匯。在馬路上晃蕩一會兒，走過一家法國餐館，又返了回去，因為支在門口的黑板上除了當晚的特例菜還有一則招聘廣告。
走進去的時候，一個瘦削的身影已經在鋼琴前面彈奏。肖邦的《蜜蜂》。他一面彈一面向周圍張望，這樣輕鬆的彈奏只能讓他當音階練習。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西服筆挺的黑髮黑髯男子。法國人，或半個法國人。那一半大概是阿爾及利亞人。半個法國老闆聽得無動於衷，眼睛流星一樣不斷向幾個坐着客人的餐桌隕落。在鋼琴左邊，坐了五個男人，一律的難民面容。到了這一會兒，上海人對於救濟餐餵出來的半飢半飽的難民辨識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國人用英文交談了幾句。他用差勁的英語說我現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說正彈奏的這支曲子還沒完，他大聲說完不完他一句話。
坐成一排的五個男人全部朝我們瞪着眼。全是瞪着一塊巨大而無形的肉，或者（來得實惠些）一塊巨大而無形的麵包。他們靜默地坐在那裡，其實早已撕咬成一團，結果一隻橫飛出來的母貓一口叼住麵包的邊角。你們真該看看他們的臉。
五個人中的一個忍不住了，站起來叫我坐到第七個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樣子就是那種無是生非從家裡出來找事做的女人：一條墨綠色低領口連衣裙，雖然是美國舊貨店裡來的，但它畢竟是闊佬的垃圾，質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個聖誕節就和一堆闊佬們的垃圾用海運寄給我了。還有就是我的態度：逍遙自在，去留兩可，這是半法國人最中意的一點，也是六個猶太癟三即便變成肖邦自身也敵不過我的一點。
半法國人正要還擊那個抗議者。我笑笑說，插隊是我們中國人的壞習慣，我願意改正。於是我抓起掛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準備往第六位候補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過來。這個瞬間我正好離鋼琴不到一步，在彈琴人的右側。
不知為什麼，我心亂了。是一時間想到許多很不具體的悲哀事物的那種亂。似乎包括我那個被消防水龍頭的淋浴沖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這六位，抖掉頭上的消毒藥粉，立刻滿城鑽營，即便報上登的「此房不對難民出租」、某某職位「歡迎應聘，難民除外」都擋不住他們。
台上的人彈完了。另一個走上去。我好像同時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麼都沒想。我被另一個人的彈奏驚醒。這人大約二十四五歲，也是個瘦子（瘦子已經不能作為猶太難民的相貌特徵了）。這個年輕的瘦子彈得好極了，好得我應該站起來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沒有一個願意走，他們衷心希望老闆是個老粗，此刻甄別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國人的一半。
不過他們坐得越來越不安。這個人彈這麼好，幹嗎不去別處高就，來搶他們一小時六角錢的工錢？
等這個人彈完，我被老闆叫了起來。老闆其實沒什麼不對，他找我這樣的年輕女鋼琴師可以興旺生意，等他發了財，他的孫輩可以做沙遜、嘉道理那樣的大善人。他叫我彈剛才那個琴手彈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說我沒有翻譜的呀。老闆叫剛才的琴手別走，坐下來為小姐翻譜。
其他人都請坐吧。老闆打了個手勢，讓五個考生坐在一張桌上。不久，法式麵包捧來了，黃油和果醬跟着來了。老闆真有做嘉道理的潛質呢。
其中一個五十來歲的瘦子對老闆說，起碼應該聽一聽他的彈奏。他五歲就參加過鋼琴比賽。法學院畢業的時候，他參加了德累斯頓交響樂團。他做律師的二十年從來都是交響樂團的候補鋼琴手。對了，也許老闆也需要一位候補琴手？哪個劇團都有A、B角啊…這個小姐看起來纖細脆弱，說不定會頭疼腦熱，總需要個B角吧？
老闆對大家說每個人都可以做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會請他們來，由B角變成A角。
前律師說，到那時他的全家已經餓死了。他衝着我來了，問我是不是缺了彈琴這碗飯就會餓死。
我剛才說過，我心裡特亂。一團大亂。我和我父親一樣，常常會有這種滿心大亂的時刻。這是突發奇想，或者大徹大悟，或者產生什麼大善大惡念頭的時刻。一般在這個時刻我目空一切，周圍發生什麼我都充耳不聞。我在一片混亂的思緒中似乎抓到了什麼，但再一理，發現抓到的已經溜掉。似乎是一個關於責任的追問：誰該對我眼前看到的飢餓的悲哀的面容負責。不該我負責。仔細一想，也不完全該希特勒負責。因為類似的大迫害在幾千年的人類史上早就發生過多次。只是希特勒由於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這迫害變得如此浩大。
我旁邊的人說話了。他對我說他非常需要這份工作，因為他得掙錢養活一家五口。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負責」的事。你要養活一家五口，就靠一小時六角錢，這該誰負責？早期來上海、更早期到哈爾濱的猶太難民，他們九死一生、迢迢萬里，這些都該誰負責？我祖父登上美國海岸時，消防水龍頭把他沖趴下，這可不是我把一個琴凳讓給你能夠解決的。
旁邊這個人說我的小指沒力氣。我說我知道，謝謝。他問我幹嗎不請一個人做教練，訓練小指頭，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給訓練好。我笑了笑。
我可以做你的教練，他說。
我看他一眼。這是個帶些貴氣的模樣。那雙手細長無節，簡直沒得說。
年輕的瘦子非常靦腆。如此靦腆，卻找上門要掙我的錢，給我這個毫無指望彈鋼琴獨奏的人訓練小指頭。他可真被逼急了。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沒見過那樣的眼睛，幾乎沒有白眼球。你別忘了，我不是個對外族男子缺見識的女人。我在美國長到十二歲，是讓異族人當異類看待的。但身邊的年輕瘦子不一樣。我說過街上那些背貨箱的難民有一天讓我突然感動不已，讓我發覺了心靈某處秘密存在的一塊傷，那麼，這個猶太青年讓那傷刺痛起來。他想賺我一票、想玩一點手腕讓我雇用他的企圖太可悲了。他還想讓兩步之外的老闆聽到他對我琴技的診斷，這些都讓我心裡發堵。
第03章
老闆怎麼會在乎我毛病百出的琴技呢？雇用難民會成為他慘澹經營的徵兆，客人們會看破它。老闆讓所有考生吃完麵包就回去等候消息，也讓我回去等他的電話。我在霞飛中路560弄的住址告訴了他，彈鋼琴這碗飯對於我來說可吃可不吃。
所有的考生（尤其五十歲的前律師）都對那巨大無形的麵包眼巴巴地瞪了最後兩秒鐘，不甘地陸續站起來。忍了半天不去抓渾身的癢，這下不用忍了，狠狠地抓了幾下。他們幾百人住一個大宿舍，虱子、跳蚤、臭蟲在夜間從一具肉體逛到另一具肉體上去嘗鮮。
好吧，我對年輕的瘦子說。
你是指當教練這事嗎？他問道。他的英語相當倫敦味。
我回答說不是的，我是指「A角」。這個鋼琴手的A角理所當然該是他的。但我暫時急需這位置。如果他願意，我可以再幫着找幾個比我還沒音樂天分的學生。因為他們學不出來，所以他可以永遠教下去，永遠有收入。我不記得自己當時會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張口就這麼玩世不恭。但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是個不會正經八百的人。
我說：怎麼樣？你可以忙得不得了，不過你要做好捶胸頓足的打算。他們比我還沒指望。
他說：那你呢？
我說：我你就放棄吧。我豈止是小指頭的毛病？
他說：我是問，那麼好的掙錢機會，你為什麼不去？
他朝我側轉臉，鋼琴上的蠟燭映在他眉弓下兩泓深深的潭水裡。
我突然感到了我們肌膚的接觸。凳子不大，我和他一直你擠着我，我貼着你。奇怪的是，只有心裡突然有了什麼，肌膚廝磨才發生意義。所以一切都是心靈作怪。我馬上向旁邊移了一點。沒有用，他的體溫和氣息與我的仍在交融。一陣燥熱來了。我的避讓反而使我們更敏感。
也許我在美國生活的那十二年（雖然成長在洗衣坊的後院），讓西方男人感到我像改良過的中餐一樣容易接受。也許是從小讓我母親的戒尺抽着學芭蕾，弄出了個優雅的假象。也許很簡單，我就是那種讓男人們認為很好上手的女人。後來彼得·寇恩說：你一進來，我就被你的優雅美麗征服了。陳詞濫調，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們都看慣了好萊塢的浪漫故事，對類似浪漫的陳詞濫調充滿期待。別出心裁的浪漫語言，反而流行不了。
我一邊彈奏，一邊告訴年輕的瘦子（要到一個多小時之後，我才會知道他的名字叫彼得·寇恩），我選擇這個餐館，因為這一帶的書店和圖書館都是我父親常來的。我墮落到做餐館琴手，他看到一定受刺激。
他顯然沒聽懂，這是什麼樣的父女關係。
我要我父親看到他女兒自食其力的場面。這可是經典場面，多有戲劇性？
不用告訴你了，我當晚就被半法國老闆留下來，彈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那幾個陳詞濫調。現在，年輕的瘦子開始打聽我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小姐？
你呢？我問他。
現在他不用給我翻譜了。那些調調太熟，自己找到路，從我指尖跑到黑白琴鍵上。我希望他緊挨着我坐在同一個凳子上，一直坐到我結束這一晚的工作。
他說他叫什麼、姓什麼。就是我已經告訴你們的那個常見的猶太姓名：彼得·寇恩。
我告訴他我叫玫，是英文May的諧音。五月的女兒，所以就叫五月。我們唐人街洗衣坊的成年人在起名字方面挺圖省事。但我在家裡叫「妹妹」，因為我伯父、姑姑們的孩子都年長於我，我是所有晚輩的「妹妹」。
May？五月。我喜歡這個名字。彼得說。
我看了他一眼，想拿他的名字和他的模樣對號。我懷疑彼得是表面消極、被動，實際上頗有攻擊力的小伙子。他馬上問我，結束工作後能不能一塊兒出去走走。去哪裡走走？你說呢，May？反正在外白渡橋宵禁之前，過到橋那邊就成。一點鐘宵禁嗎？嗯，所以還會有不少時間。來了上海我哪裡都沒去過，這個招聘廣告還是我在一張猶太人的免費報紙上看來的…你看，我賣琴藝不妨礙我和彼得閒聊。
要不要我等你下班？他說。
我心跳了，手指頭也開始亂。他那麼想把這個夜晚變成我們倆的，卻又那麼六神無主地看着我，要我把他對我的邀請變成我對他的邀請。不知怎麼，這一點特別打動我。走走有什麼不好？它是最沒有後果，最不需花費的溫馨時光。這是一片淪亡的國土，周圍全是亡國的人們，和這個清秀優美、祖上就沒有任何國土的小伙子走一走…我點點頭。
餐館在十一點就基本沒什麼客人了。到底是個新餐館，來這兒的人都是為了趕飯，不是圖享樂。名牌餐館到凌晨天蒙蒙亮，還會有新到達的食客。上海有身份的人總是會在那幾個餐館照上面。
就像現在一樣，你去上海的幾家名餐館名酒吧，常常看見的就是那幾幫人。
我們在十一點十分走出餐館。他兩手插在褲兜里，微微縮着脖子。才當幾個月的難民，就有了難民的倉皇寒酸的姿態。可以想見我祖父他們走到舊金山金融街（註：舊金山的金融街和唐人街幾乎相連）的樣子；自己都嫌自己不知趣。
下面彼得對我講起他的家庭。
我們走在法國梧桐的影子裡。十二月初的樹葉落了不少，剩下的干縮了，捲起邊，風從樹里過去，發出紙張的聲響。我一邊聽一邊想象那個維也納近郊的房子，男主人和幾個合伙人創辦了一家私人銀行，做得勤勉之極，放在一九九○年代的中國，就是個優秀企業家。經理太太和其他猶太妻子一樣，相夫教子，任勞任怨，理財方面無師自通。家裡沒有任何事情不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包括這次逃離奧地利。母親和父親在一年前就悄悄地幹了起來，把房產出手，銀行兌現，向十多個國家申請移民簽證（不久是三十多個國家，一年後是五十多個國家），而要去的所有國家都拒絕了他們的移民申請。美國的領事對他們說，不服的話，歡迎他們半年後再次申請。
美國也是個排擠歧視猶太人的地方，你能相信嗎？！彼得停下講述，朝我睜圓巨大的黑眼睛，討公道地攤着兩隻蒼白的巴掌。美國給猶太人的簽證定額並不因為納粹的迫害而增加。
我心想，我表哥一次去猶太人住的豪華社區送洗乾淨的衣服，回來時腦瓜讓猶太男孩兒們開了瓢。同一個表哥，有一次和幾個唐人街的男孩兒開了一個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國是個好地方，各種人都能找着歧視的對象，形成一個歧視的大環鏈。
彼得接着往下講。
彼得的母親可沒閒着，在丈夫被五十多個國家的領事館拒簽之後，她找到了一個地址。中國總領事館的地址。不少猶太人開始傳遞這個地址，說是那裡可以簽發去中國上海的簽證。母親告訴全家，中國領事館裡有個何總領事，所有在總領事館門口大排長龍的猶太人都是等何先生開恩的。何先生一開恩可以讓全家到中國上海。上海？那是個什麼鬼地方？太遠了，彼得的父親反對。太遠？彼得的母親反問：離哪裡太遠？！母親這句話使全家苦笑了。對於從來沒國土的寄居者來說，哪裡算是太遠？！「far
from
where？（離哪裡太遠？）」問這話的似乎不止母親。寄居者們幾千年來都會這樣苦笑着玩味這句詰問。
就像母親做任何事都留一手一樣，辦理去中國的簽證也是她的留一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水晶之夜」爆發了。父親的一個合作夥伴被打死了。父親並不曉得厲害，利用他在商界的影響想跟一個在政界的熟人「談一談」。第二天一清早，父親就被堵在浴缸里，水淋淋地穿上了大衣皮鞋，被帶走了。彼得抱着他的內衣內褲、降壓藥片、安眠藥片、床邊書籍追了兩條街，不知怎麼一回事，負責逮人的男子一順手把彼得連同包裹一塊兒拎上了囚車。
母親的留一手太英明了。貝多芬廣場邊的中國領事館對於彼得母親毫不陌生。此前她已經來過兩次，每次都因為排隊的人太多而放棄。第三次是春天的清晨，領事館的大門上貼了納粹的封條，說是「此建築為猶太人產業，已被政府沒收」。而在不遠處的約翰路街口，一大片黑衣黑帽的猶太人。彼得的母親在這裡聽說，納粹封了中國領事館之後，何先生自己花錢租了一間私人公寓，掛出了領事館牌子，繼續辦公，給猶太難民發放去上海的簽證。等候簽證的人攻城一樣，里三層外三層圍着領事館的院牆。一片竊竊私語，說不知誰告發了何領事，何領事的上司派了調查員來，看看何領事到底一張簽證賣多少錢。人們開始對小公寓內大聲說話：我們可以做證啊，何先生一分錢的賄賂也沒收過；假如何先生可以賄賂，我們寧願讓他發財，也不願把帶不走的動產不動產留給納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