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產階級 - 第1章
傅高義
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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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信息
標題：日本新中產階級
作者：〔美〕傅高義
譯者：周曉虹 周海燕 呂斌
產品經理：邵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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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這本著作是根據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間我以中產階級家庭為對象所做的一項研究寫成的，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的出版社會對這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有關日本家庭的著作發生興趣。
當然，近來許多中國家庭已經步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他們中的一些人尤為關注日本中產階級的現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影響。
在研究日本之前，我和我當時的妻子（她現在已經離世）在波士頓地區研究美國家庭。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我們開始在東京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日語，此後搬到近郊市川市的一個當地街區生活，碰巧郭沫若及其日裔妻兒多年前也在這裡住過，他們的房子離我們的咫尺之遙。
我的妻子去日本人家訪談妻子，我則訪談男性。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每周都去這六個日本家庭訪談，我們的兒子則在當地一家日本人的幼兒園裡開始接受啟蒙。就這樣，我們和訪談對象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家的妻子現在仍然在世，而我們和我們的孩子也一直與這六戶家庭的孩子們保持着聯繫，他們現在也都成了兒孫繞膝的祖輩。
我們發現這些人家的丈夫都為大公司或政府部門工作——日本人稱之為「工薪族」，社會學家們則稱之為「新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老中產階級」（小型獨立家族企業或小公司雇員）迥然不同。
在我們的著作中，我描述了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他們如何撫育孩子，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又如何適應經濟的變動。
和大多數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大相徑庭的是，日本的婦女都是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幾乎花費了所有的時間照看家庭和孩子。我的妻子稱其為「職業主婦」，因為她們以非常專業的方式扮演着主婦和母親的角色，似乎那就是她們的工作。這使得她們的丈夫能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並和一起工作的同事建立起密切的社會關係。
和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父母也都全力以赴支持孩子們備考，以便他們能夠在學業考試中出類拔萃。日本社會流行「教育媽媽」一詞，因為她們花了大量的時間，竭盡全力幫助孩子成就學業。
在我們與日本人的接觸過程中，我們覺得他們已經全然拒絕了二戰時期及之前盛行的軍國主義精神，他們致力於世界和平。因為中國人在二戰時期與日本人有過親身接觸，十分自然的是，許多中國人仍然會將日本人視為軍國主義者。不過，如果中國人能夠對日本家庭有更深的了解，他們將意識到日本人已經放棄軍國主義。如果不是因為現在中日關係惡化的話，日本人是願意與中國人做朋友的。[1]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
傅高義
二〇一七年春
[1]我要感謝譯者周曉虹教授和他的兩位學生。在本書中文版的導讀中，他出色地追溯了我的學術生涯，交代了我對日本新中產階級興趣的由來。他也講述了我們之間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話。——傅高義
導讀
東亞的審讀與傅高義的人生
第一次見到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個清晨。當時我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一年，因為去的時候不是學年之間的交替時節，一時找不到住處，就暫居在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的家裡。那時候裴老師家裡養了一條名叫Randall的牧羊犬，每天清晨，只要天氣晴朗，裴老師都會去坎布里奇西北面的鮮湖（Fresh
Pond）遛狗，我有時也會陪着一起去。那天，我們去鮮湖的路上碰上了正在跑步的傅高義和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夫婦，就停下來聊了一會，從那以後我就與這可愛的老人有了一系列交往。
我與傅高義教授相識的時候，他已年近七十，考慮到我們遇見他們夫婦的地方離其居住的薩姆納街估計有五英里左右，這意味着他們那天上午晨跑的距離當在十英里以上，憑此你就知道這位老人的精力是多麼的充沛。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來哈佛訪問的舍友、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的李大華教授一起選修了傅高義教授在社會學系開設的中國研究的研討課程。現在想來，那時他在哈佛任教的時光已經進入倒計時，1而我們可能是他課堂上的最後一批外國學人。
因為自己的專業是社會學的緣故，更因為當時正在撰寫《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一書，這以後，就像我常常會去弗朗西斯街六十五號看望丹尼爾·貝爾教授一樣，我也常常會去叩開不遠處的薩姆納街十四號傅高義教授的家門，或邀他去哈佛廣場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飯店小酌，聽他聊哈佛大學社會學的歷史，尤其是憑結構功能主義君臨天下的帕森斯（Parsons）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讀研究生期間，傅高義就選修過帕森斯的美國社會研究課程，這不僅影響到他後來選擇以社會學為志業，而且後者的社會均衡的觀點還左右了他最初對中國社會的研究。
一九三〇年代，帕森斯在英國和德國接受社會學教育後回到美國，通過翻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寫《社會行動的結構》（一九三七），一方面將韋伯和歐洲社會學引入美國，另一方面則成為美國社會學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國人索羅金（Sorokin）出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兩年後即將社會學系改名為社會關係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將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囊括殆盡。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強調整合與均衡的結構功能理論在米爾斯、達倫多夫、古爾德納等人的持續批判下，尤其是面臨一九六〇年代後半期美國社會的風雨飄搖，已經開始式微。用那時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傅高義的研究生趙文詞的話說，當時最能言善辯的研究生們都以諷刺帕森斯為能事。2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七〇年代初擔任系主任的霍曼斯（Homans）將社會關係系改回社會學系，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則各自回了同在詹姆士樓（James
Hall）的人類學系和心理學系。一時間帕森斯苦心經營起來的「帝國」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訪問時，只有詹姆士樓西側的圖書館還保持着「社會關係圖書館」的名稱（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訪問時，連圖書館都改了名）。難怪傅高義會告訴我，那時剛剛退休還常常去系裡拿信的帕森斯會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罵霍曼斯，把系裡的行政人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時候，傅高義已經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十年。往前回溯，這位一九三〇年出生於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華市的猶太后裔，二十歲時畢業於衛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軍隊服了兩年兵役後，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傅高義一直給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後者告誡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並意欲以研究美國社會為志業的傅高義：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國社會，「就應該負笈海外，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浸淫其間」。3因為太平洋戰爭期間曾參與美國戰時情報處的工作，克拉克洪對日本人的價值觀和民族性多有研究，就建議傅高義不妨去日本從事研究。恰巧另一位哈佛的人類學家威廉·考迪爾（William
Caudill）博士剛剛從日本結束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回國，4克拉克洪的建議獲得了考迪爾的積極贊同。第二年，二十八歲的傅高義偕當時的妻子蘇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們剛剛一歲的兒子前往東京，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異國之行。
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傅高義參加了人類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和心理學家約翰·施皮格爾（John
Spiegel）聯袂指導的一項有關家庭和心理健康的大型調查，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婚姻關係與受情緒困擾的孩子》。因此，一開始傅高義日本之行的目的不過是想將這項研究擴大到不同的人種學背景中去。不過，在快要完成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之時，傅高義開始對自己似無新意的研究產生了倦怠之感。相反，在東京市郊真間町（文中稱為M町）的田野研究的過程中，他開始意識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機構工作的工薪雇員（salary
man）家庭和小農場主或獨立商人家庭之間倒存在較大的差異」，5而家庭模式上的差異與更廣泛的教育和社會問題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樣一來，原先有關家庭與兒童心理健康的議題被後來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即工薪族的議題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資料返回美國的傅高義最初是到耶魯大學任教的，然而不久之後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機會。進入一九六〇年代，因為麥卡錫主義在政治上逐漸失勢，而美國人也清晰地意識到社會主義中國將作為一個重要的對手長期存在，曾作為「危險領域」的中國研究又重新被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