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莊園:附錄：《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序 線上閱讀
喬治•奧威爾
〔1947年3月，奧威爾為烏克蘭文版《動物農場》專門寫了一篇序，該版由慕尼黑烏克蘭流落異國者組織於同年11月發行。奧威爾原稿已不可覓，這裡發表的是根據烏克蘭文譯文重譯回英文的。〕
我受囑為《動物農場》烏克蘭文譯文版寫一篇序言。我很明白我是在為我根本不了解的讀者寫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們大概也從來沒有絲毫機會了解我。
在這篇序言中，他們大概最希望我談一談《動物農場》是怎麼起意的，不過我首先要談一談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態度的經歷。
我於1903年生於印度。我的父親是那裡的英國行政機構的一名官員。我的家庭是軍人、教士、政府官員、教員、律師、醫生等等這種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我是在伊頓受的教育，那是英國公學中最昂貴和最勢利的。但是我只是靠獎學金才進去的；否則，我的父親無力供我上這樣一種類型的學校。
我離校以後不久（當時我還不滿二十歲），我就去了緬甸，參加印度帝國警察部隊。這是一支武裝的警察部隊，一種憲兵一樣的隊伍，很像西班牙的國內警衛隊或法國的別動隊。我在那裡服役五年。它不適合我的個性，使我痛恨帝國主義，雖然那時候緬甸的民族主義感情並不十分顯著，英國人和緬甸人的關係並不特別壞。1927年我回英國休假時辭了職，決定當作家。開始時並沒有特別成功。在1928—1929年之間，我住在巴黎，寫沒有人會出版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後來我把它們都銷毀了）。在以後幾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強糊口，過一天算一天，好幾次還挨過餓。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夠靠寫作的收入生活。與此同時，我有時接連好幾個月生活在窮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間，他們住在窮人區的最破爛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偷竊。那個時期我因為沒有錢才同他們為伍，但到了後來，他們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花了好幾個月（這一次是十分有系統地）研究英國北方礦工的狀況。到1930年為止，就整體來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我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我所以成為擁護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中比較窮困的一部分受到壓迫和忽視的情況感到厭惡，而不是出於對計劃社會有什麼理論上的想望。
我在1936年結婚。幾乎就在那同一星期，西班牙爆發了內戰。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為西班牙政府作戰。我們一等到我手頭在寫的書寫完，六個月內就做好了準備。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貢前線呆了幾乎六個月，一直到在韋斯卡被一個法西斯狙擊手打穿了我的喉嚨。
在戰爭初期，外國人總的來說是不了解各個擁護政府的黨派之間的內部鬥爭的。由於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沒有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參加國際縱隊，而參加了P.O.U.M.(1)的民兵。
【注釋】(1)西班牙一小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縮寫。
因此在1937年中，共產黨得到了對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權（或者說部分控制權）並且開始迫害托派以後，我們夫婦倆發現自己已屬受迫害之列。我們很幸運活着逃出了西班牙，連一次也沒有被捕過。我們的許多朋友被槍決，其他的在獄中關了很久，或者乾脆失蹤了。
西班牙的這些大搜捕是與蘇聯國內的大清洗同時發生的，可以說是對大清洗的補充。在西班牙和在蘇聯都是一樣，攻擊的罪名（即與法西斯分子共謀）是同樣的，但就西班牙而論，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這些攻擊都是莫須有的。這一切經驗是一個寶貴的客觀教訓：它告訴我極權主義的宣傳能夠多麼輕易地控制民主國家開明人民的輿論。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無辜的人被投入監獄，僅僅因為他們被懷疑有不正統思想。但是，在我們回英國以後，我們發現許多思想開明和消息靈通的觀察家們居然相信報界發自莫斯科審判現場關於陰謀、叛國和破壞的荒乎其唐的報道。
因此我也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蘇聯神話對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極影響。
這裡，我必須停下來談一談我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
我從來沒有去過俄羅斯，我對它的了解只是通過讀書看報而得到的。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蘇聯內部事務：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是，西歐的人們應該看清楚蘇聯政權的真正面目。自從1930年以後我很少看到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蘇聯是在向我們可以真的稱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相反，我對它轉變成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的明顯跡象感到吃驚。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統治者像任何其他統治階級一樣都不願意放棄權力。此外，在英國這樣一個國家裡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都無法理解今天的蘇聯已完全不同於1917年的它了。這一部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理解（即他們希望相信在什麼地方的確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習慣於公共生活中的比較自由和節制的環境，極權主義是他們完全不能了解的。
但是你必須記住，英國並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極大的階級特權和（即使在現在，在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之後）極大的貧富懸殊。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一個人民生活了好幾百年而沒有發生內戰的國家，法律相對來說是公正的，官方的新聞和統計數字幾乎可以一概信任，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持有和發表少數派意見並不會帶來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氣氛中，像集中營、大規模強制遷移、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讀到的關於蘇聯這種國家的報道都自動地化為英國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極權主義宣傳的謊言。到1939年為止，甚至在此以後，大多數英國人不能認識德國納粹政權的真正性質，而現在，對蘇聯政權，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處在同樣一種幻覺的下面。
這對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造成很大的危害，對英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的確，在我看來，沒有任何東西有像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它的統治者的每一行動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須予以辯解的這種信念，那樣，對社會主義的原來思想就造成了更大的腐蝕。
因此在過去的十年中，我一直堅信，如果我們要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是必要的。
我從西班牙回來後，就想用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它要能夠為幾乎每個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譯成其他語言。但是這個故事的實際細節在相當時期內一直沒有在我的腦海中形成，後來終於有一天（我當時住在鄉間一個小村莊裡）我看到一個小男孩，大概十歲，趕着一匹拉車的大馬在一條狹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馬一想轉彎，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這使我想起，如果這些牲口知道它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無法控制它們，人類剝削牲口就像富人剝削無產階級一樣。
於是我着手從動物的觀點來分析。對於它們來說，顯然人類之間階級鬥爭的概念純粹是錯覺，因為一等到有必要剝削牲口時，所有的人都聯合起來對付它們：真正的鬥爭是在牲口和人之間。從這一點出發，就不難構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沒有動手，到了1943年才寫，因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沒有餘暇。最後，我把有些大事，如德黑蘭會議，包括了進去，我在寫作時，會議正在開。這樣，這個故事的主要輪廓在我腦中存在了六年之久我才實際開始寫作。
我不想對這部作品發表意見；如果它不能自己說明問題，那它就是失敗之作。但是我想強調兩點：第一，雖然有些情節取自俄國革命的真實歷史，但它們是作了約縮處理的，它們的年代次序作了顛倒，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點是大多數批評家所忽視的，可能是因為我沒有予以足夠強調。許多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可能有這樣的印象：它以豬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場。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來是要在一種很不協和的高音符上結束，因為我是在德黑蘭會議以後馬上寫的，大家當時都認為該會議為蘇聯和西方建立了可能範圍內最好的關係。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良好關係會維持很久，而事實證明，我沒有錯到哪裡去……
（董樂山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