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致謝 線上閱讀

致謝

 

對於本書的寫作，我要感謝很多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感謝我的母親蘇西拉·葛文德（Sushila Gawande）和我的妹妹米塔（Meeta）。我知道，把我父親生病、亡故的故事寫進書中，無疑又一次提醒了她們寧肯不去重溫的時刻，而且她們也不一定用我的方式敘述那些時刻。儘管如此，她們總是時時處處幫助我，回答我提出的難題，搜索她們的記憶，為我查找從筆記到病歷在內的所有資料。

美國和國外的親人也提供了必要的幫助。特別是印度的叔叔雅道勞（Yadaorao Raut），他寄給我舊書信和舊照片，搜集家族成員對我父親和爺爺的回憶，幫我核實了諸多細節。娜恩、吉姆、查克和安·霍布森慷慨分享了他們對愛麗絲·霍布森生活的回憶和記錄。

我也受惠於我認識的許多人，他們給我介紹他們對老年或重病的體驗，或者處理家庭成員中老年疾病患者的經驗。有兩百多人願意花時間給我講他們的故事，讓我了解他們的生活。書中明確提到名字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那些沒有提到的人也要在此一併感謝。

我還要感謝幾十位來自養老院的一線員工、姑息治療專家、善終服務工作人員，以及療養院改革者、先驅和反對者。他們帶我參觀，分享了很多我聞所未聞的觀念。我尤其想感謝兩個人：羅伯特·詹肯斯（Robert Jenkens），他為我敞開大門，帶我認識了一大群改造老年支持服務的人們；達納·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蘇珊·布洛克，她不僅把我領入姑息治療和善終護理世界，還讓我成為她的合作夥伴，共同研究如何應用本書描述的這些洞見，使之成為我們工作的地方及其他地方的醫療的一部分。

布萊根婦女醫院和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是我的根據地，15年來給我的工作提供了難以置信的支持。我在阿里亞德妮實驗室（Ariadne Lab）的團隊，即我所帶領的聯合創新中心，不僅使得手術、衛生制度研究和寫作三項事務同時進行變得可行，而且根本就是一件賞心樂事。如果沒有卡莉爾·希奇阿嵐（Khaleel Seecharan）、凱蒂·赫爾利（Katie Hurley）、克里斯蒂娜·維特克（Kristina Vitek）、塔尼婭·帕里特（Tanya Palit）、詹妮弗·納德爾森（Jennifer Nadelson）、比爾·貝利（Bill Berry）、阿尼俄·愛潑斯坦（Arnie Epstein）、奇普·穆爾（Chip Moore）和邁克爾·津納（Michael Zinner），這本書根本就不可能成書。戴利亞·利特曼（Dalia Littman）幫我做事實核查。最不可缺少的是聰明、無畏的埃米·喀拉基（Ami Karlage），過去三年他作為研究助手、分鏡藝術家、手稿組織者、被徵詢意見者，以及需要的時候，Bourbon Brambles雞尾酒提供者，參與了本書的創作。

《紐約客》雜誌是我的另一個創意之源。能夠為這份令人驚異的雜誌寫文章（感謝你，戴維·雷姆尼克[1]），能夠有偉大的亨利·芬德爾（Henry Finder）做我的編輯和朋友，我覺得自己真是太幸運了。他見證了我為雜誌撰寫成為本書基礎的那兩篇文章的過程，並介紹給我許多關鍵的新思想（是他推薦我讀約書亞·喬伊斯[Josiah Royce]）。

[1] David Remnick，《紐約客》雜誌總編。——譯者注

蒂娜·班尼特（Tina Bennett）是我不知疲倦的代理人、我全力的保護者。從大學時代開始，她就是我的好朋友。雖然關於出版的很多規矩都在改變，但她總是為我找到一條途徑，使我能擴大讀者群並堅持寫我願意寫的東西。她真的無與倫比。

洛克菲勒基金會為我提供其漂亮的貝拉吉奧中心。我在這裡開始本書的寫作，後來又在這裡完成了第一稿。我同亨利、蒂娜、戴維·西格爾（David Segal）及雅各布·韋斯伯格（Jacob Weisberg）的交談改變了我看待本書的方式，促使我把它從頭到尾修改了一遍。利奧·凱里（Leo Carey）對最後一稿做了逐行編輯，他對語言的敏感及清晰的表達能力極大地提升了本書。里瓦·霍切爾曼（Riva Hocherman）在每一個階段都給我極大的幫助，並對本書做了一次非常珍貴的最後通讀。也謝謝格里戈里·托夫比斯
（Grigory Tovbis）和羅莎琳·施洛斯（Roslyn Schloss）的重要貢獻。

我的妻子凱瑟琳·霍布森（Kathleen Hobson）對於本書的重要性超出了她的想象。書中的每一個想法和故事我們都一起討論過，很多情形也是我們的共同經歷。她給予了我永遠的支持和鼓勵。我從來不是一個麻利的寫作者，有些作者說自己寫作時文思泉湧，一個個詞語從指尖流出，對此我根本不能理解。對我來說，詞語來得很緩慢，而且我要經過反覆的努力才寫得出來。但是凱瑟琳總是幫助我找到合適的說法，讓我知道，不論花多長的時間，工作是可以完成的，也是有價值的。她和我們三個了不起的孩子，亨特、海蒂和沃爾克拽着我走完全程。

還有我的編輯薩拉·博爾希特兒（Sara Bershtel），她是那麼地堅強敬業。 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薩拉遭遇了家庭內部發生的最困難的事情。如果她選擇撒手不管，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對本書的關注從未動搖。她小心翼翼地和我一起修改每一稿，逐段檢查，確保我的每一部分都儘可能真實、正確。正是因為薩拉的奉獻，本書表達了作者希望表達的內容。所以，本書是獻給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