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8.3 和父親最後的對話 線上閱讀

最後，是時候交代一下我父親的故事的結局了。雖然做了所有的準備，雖然自認為懂得許多，但我們還是沒有準備好。自從初春他接受善終服務以來，他好像到達了一個新的、不完美但是還可以把握的穩定狀態。靠着我母親、她請來的各種助手及他自己鋼鐵般的毅力，他過上了數周的好日子。

的確，每一天都有其痛苦和屈辱。他每天都要使用灌腸劑，會把床弄髒。 他說鎮痛藥使他的頭「迷糊」「混亂」「沉重」，他對此非常討厭。他不想「被鎮靜」，他希望能夠見人、跟人進行交流。然而，疼痛畢竟是更糟糕的事。一旦減少用藥劑量，他的頭就痛得厲害，脖子和背也會刺痛。受到疼痛困擾的時候，疼痛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他不斷胡亂擺弄鎮痛藥，盡力想要找出既不讓他覺得痛，又不讓他頭腦混亂的搭配——他希望感覺正常，像身體沒垮的時候那樣。但是，無論他用什麼藥、無論嘗試任何劑量，正常都是遙不可及的狀態。

然而，夠好的狀態還是可能達到的。在整個春天和初夏，他都還能舉辦晚宴，並坐在首座主持。他為印度的大學制訂了新樓修建計劃。儘管難以控制他無力的手，他每天還是發出十多封郵件。他和我母親幾乎每天晚上一起看電影，為諾瓦克·德約科維奇經過兩周奮鬥在溫布爾登獲勝而歡呼。我妹妹把新男友帶回了家，覺得他可能是「那個人」——他們後來真的結婚了，我父親為此高興極了。每一天，他都會發現一些值得為之而活的時刻。幾周變成了幾個月，似乎他可以將這種狀態一直維持下去。

如今回想起來，當時其實是有徵兆表明他不會維持很長時間的。他的體重持續下降，他需要的鎮痛藥劑量不斷增加。8月的頭幾天，我收到他發給我的一系列亂碼郵件。

通電話的時候，他的語速慢了，句子之間有長長的停頓。他解釋說他有時候覺得糊塗，交流出現了困難。他說他的郵件沒有意義，雖然剛開始寫的時候他覺得有。他的世界的大門正在緩緩合上。

8月6日早上8點鐘，我母親驚慌失措地給我來電話，說：「他沒醒來。」他有呼吸，但是她喚不醒他。我們以為是藥物的原因。我母親解釋說，頭天晚上，他堅持要吃一整片丁丙諾啡（這是一種麻醉藥片），而不像過去，只吃半片。她勸他半天，最後他都發火了。他說，他不想痛。現在，他醒不過來了。作為曾經的一名醫生，我母親檢查了他的瞳孔，瞳孔顯示出麻藥過量的特徵。我們決定等待，等麻藥過效。

三個小時後，她又給我打電話。她叫了救護車，而不是善終服務機構。「他臉色都泛青了，阿圖。」當時她在醫院急診室。「他血壓50，還沒有甦醒，血氧水平很低。」醫生給他用了納洛酮，這是一種糾正麻藥的藥，如果他是麻藥過量，那麼，這種藥可以讓他甦醒，但是他沒有反應。胸部X光片顯示他右肺肺炎。他們給他戴上面罩，輸100%的氧氣、抗生素和液體。但是他的氧飽和度升不到70%以上——達不到活命的水平。我母親說，現在醫生問要不要給他插管、靜脈滴注維持血壓、轉到ICU。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也就是做決定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我們已經做過艱難的談話了，他已經明確交代過他希望如何書寫故事的結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裡，和他愛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遵循固定的方向，這對代理人的心智構成很大的困擾。僅僅在一天以前，他都還好像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而現在， 她得相信他最多不過還有幾個小時。我母親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以後，她認識到我們冒險走的路是一條下坡路，重症監護為他維持的那種生活絕對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結尾不僅僅是對死者重要，也許，對於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她決定告訴他們不要插管。我給我妹妹打電話，她正好要上火車去上班。她也沒有為這個消息做好準備。

「怎麼會這樣？」她問道，「我們確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狀態了嗎？」

我說：「看來不太可能。」家庭所有成員對這類情況看法一致的情況不多。 我第一個意識到我父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我最擔心犯下延長他痛苦的錯誤。我把寧靜終了的機會視為祝福。但是，我妹妹，特別是我母親，覺得完全不確定他已經到終點了，他們最怕犯的錯誤是可能沒有足夠長地保持他的生命。但是，我們一致同意不讓醫院採取任何進一步措施讓他心臟復甦， 雖然希望渺茫，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和妹妹趕過去見他。醫院方面把他轉移到一個單獨的病房，我們兩兄妹則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機場登機口等候的時候，接到我母親的電話。

她欣喜若狂地說：「他醒了！」而且還認識她，他甚至敏銳到詢問自己的血壓情況。我為自己以為他不會醒來而羞愧。無論一個人有過多少見識，都無法預測自然。不過，更重要的、我不斷想着的是：我要去他身邊。他甚至可能再活一些日子。

結果，他只活了4天。我來到他床邊的時候，發現他對於在醫院醒來既警惕又不高興。他說，誰都不聽他的話。他醒來後痛得不行，但是醫務人員怕他再次失去知覺，就是不給他足夠的鎮痛藥。我請護士給他他在家裡使用的劑量，但她必須得到值班醫生的允許，而醫生只同意給一半的劑量。

到凌晨3點時，我父親終於受夠了。他開始大聲喊叫，要求他們給他取掉靜脈注射，讓他回家。「為什麼你們什麼都不做？」他吼道，「為什麼你們讓我遭罪？」他已經痛得語無倫次了。他用手機給幾百千米之外的克利夫蘭診所打電話，告訴一位困惑不解的值班醫生「採取措施」。他的夜班護士終於獲許可以給他靜脈注射大量的麻醉劑，但是他拒絕了。他說：「那沒用。」到了凌晨5點，他終於接受了我們的勸說打了針，之後疼痛開始緩解，他平靜下來。但是他還是想回家。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價保證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該怎麼辦的醫院，他明白自己永遠說了不算。

我們安排醫務人員把上午的藥給他、停止吸氧，並停掉針對肺炎的抗生素，讓我們帶他走。到上午10點左右，他已經躺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把我一個人留下來，反覆對我說：「我不想受苦，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答應我不讓我吃苦好不好？」

這做起來比表面看起來艱難多了。例如，僅僅尿尿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星期以前，癱瘓進一步加重，表現之一就是他尿不出來。他還能夠感覺到膀胱脹尿，但是怎麼樣都尿不出來。我把他扶到衛生間，幫他轉過身子，坐到馬桶上。他坐在那兒，我站在一邊等，半個小時過去了。他堅持說「會出來的」。他試着不去想這件事，指給我看幾個月前他在勞氏（Lowe,s）買的馬桶座圈。他說，那是電的。他極其喜歡，因為它有噴水沖洗功能和烘乾功能，這樣就不用別人幫他擦屁股，他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他問：「你試過沒？」

我說：「沒。」

他微笑着說：「你應該試試。」

他還是一點兒都沒尿出來，但他的膀胱開始痙攣。他痛得呻吟起來，說：「看來你得給我導尿了。」善終護理護士對此早有預料，已經送來了導尿用具， 並對我母親進行了培訓。但是我已經給我的病人做過上百次了，於是我把父親從馬桶上拖起來，把他弄回床上，動手給他導尿。這個過程中，他一直緊閉着雙眼。誰會想到自己會有這一天呢？終於，我把導尿管插了進去，尿一下子奔涌而出。那一瞬間的舒暢感無疑是強烈的。

他最艱巨的困難仍然是搏擊腫瘤帶來的疼痛——不是因為疼痛難以控制，而是因為就給予它多大的控制方面，很難達成一致意見。第三天，他又很長時間叫不醒。問題變成了是否繼續給他平常劑量的液態嗎啡。液態嗎啡可以放在他的舌下，通過黏膜吸收進血流中。我和我妹妹認為應該這麼做，我們怕他被痛醒。而我母親不同意，她擔心發生相反的情況。

「也許如果有一點兒痛，他就會醒來呢，」她含着眼淚說，「他還能做這麼多事。」

即便在他生命最後的幾天，我母親也沒判斷失誤過。當病情允許他考慮身體基本要求以外的東西時，他就會如饑似渴地抓緊機會享受一些小小的樂趣。他還能夠享用某些食物，吃的過程驚人得順暢。他要求吃薄煎餅、米飯、 咖喱四季豆、土豆和一些印度美食，如yellow split-pea dahl、black-eyed-pea chutney和shira（一種他年輕時吃過的甜味菜餚）。他和孫子孫女們在電話里交談，翻看過去的照片。對於沒完成的事，他作出指示。他僅剩下了最後一點點能夠把握的生命，對此，我們也為之痛苦掙扎。我們可以幫他延長一點兒生命 嗎？

然而，我記得我對他的承諾，並按計劃每兩小時給他一次嗎啡。我母親雖然很焦慮，但還是同意了。有好多個小時，他就那麼靜靜地一動不動躺在那兒，發出咕嚕咕嚕的呼吸聲。他會突然深吸一口氣——聽起來像是會突然斷掉的鼾聲，仿佛蓋子掉下來一樣，一秒鐘後緊接着一聲長長的吐氣聲。空氣衝過他氣管里的黏液，聽起來好像有人在他的胸腔里搖晃裝在空管子裡的卵石一樣。然後是好像要永遠持續下去的悄無聲息，直到一個新的循環重新開始。

我們都習慣了。他雙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平和、寧靜。我們好幾個小時坐在他的床邊，我母親讀着《雅典信使報》，喝着茶，擔心我和妹妹有沒有吃飽。此時此刻，能陪在父母身邊，是最讓我覺得安慰的事情。

在他臨走的倒數第二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出了一身大汗。我妹妹提議給他換衣服、擦洗身體。我們把他抬起來，讓他身體前傾，採取坐姿。他失去了知覺，像一具屍體。我們想把他的襯衣從頭上拉下來。這個工作不好做， 我努力回憶護士的做法。突然，我意識到他的眼睛睜開了。

我對他說：「嗨，爸。」他只是睜開了一會兒眼睛，觀看情況。他的呼吸很艱難。

他說：「嗨。」

他看着我們用一塊濕布給他擦洗身體，給他換上了一件新襯衣。

「你痛嗎？」

「不痛。」他示意我們他想起身。我們把他抱到輪椅上，推他到面向後院的窗前。後院裡有花、有樹，在這個美麗的夏日，院子裡灑滿了陽光。看得出來，他的神志漸漸清楚起來。

後來，我們把他推到餐桌邊。他吃了一些芒果、番木瓜，喝了點兒酸奶，還吃了藥。他一言不發，呼吸正常，沉思默想。

我問他：「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怎樣不延長死亡的過程。食——食物延長了這個過程。」

這話我母親可不愛聽。

「我們很高興照顧你，拉姆，」她說，「我們愛你。」

他搖搖頭。

我妹妹說：「很難受是不是？」

「是的，很難受。」

我問他：「如果可以的話，你是不是更喜歡睡過去？」

「是的。」

「你不想像這樣醒着，感覺到我們，跟我們在一起嗎？」我母親問道。

有一會兒，他沒有說話。我們等待着。

「我不想經歷這個。」他說。

父親在生命的最後一天體驗到的痛苦並不完全是身體上的——藥的鎮痛效果很好。有時候他「浮出水面」，在意識最清楚的時候，聽見我們的聲音， 他會露出微笑。然後他「完全上岸」了，意識到事情還沒有結束。他意識到，他本來希望已經全部消失的痛苦、焦慮仍然還在：身體的問題還在，但是，對他來說更困難的是心智的問題——糊塗、對未盡事業的擔憂、對母親的擔憂、對自己會留下怎樣的記憶的擔憂。他只有睡着的時候才是平靜的， 醒着的時候他無法平靜。既然生命在逼近極限，那麼，他希望他的故事的最後幾行是安寧。

在他最後一段醒來期間，他要求見孫子孫女們。他們沒在那兒，所以我給他看Ipad上的照片。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笑得很開心。他細緻地看每一張照片。

然後他又陷入了昏迷，他的呼吸每次停頓二三十秒。每次我確信已經結束了，結果發現他又呼吸起來。這種狀態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最後，下午6點10分左右，當時我母親和妹妹在交談，我在看書。我注意到他呼吸停頓的時間比過去長。

我說：「我想他已經停止了。」

我們來到他身邊。母親握着他的手，我們全都默默地聽着。

呼吸聲再未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