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6.6 從醫療到照顧，從絕望到解脫 線上閱讀

薩拉·莫諾波利做過充分的說明，讓她的家人和腫瘤醫生明白，她不想死在醫院或者ICU——但是還不足以讓大家了解怎樣實現她的目標。從她在2月的那個星期五早晨進入急診室的那一刻，事態發展的列車就已經朝着與寧靜的結束方式相反的方向行進。但是，有一個人因此而感到了困擾，並最終決定予以阻止，這就是她的初級保健醫生查克·莫里斯（Chuck Morris）。前一年，由於她的病情惡化，他把決定權基本都交給了薩拉、她的家人及腫瘤醫療組。但他仍然定期看望她和她丈夫，傾聽他們的述說。在那個絕望的早晨，上救護車之前，莫里斯是里奇唯一致電的人。薩拉和里奇到醫院的時候，莫里斯去急診室見了他們。

莫里斯說肺炎可能可以治療，但是他告訴里奇：「我擔心大限到了，真擔心她。」他讓里奇把他的話告訴給家人。

在樓上的病房裡，莫里斯向薩拉和里奇解釋癌症削弱她的各種方式，從而使她的身體難以擊退感染。即便抗生素阻止了感染，他也希望他們記住， 沒有什麼能夠阻止癌症。

莫里斯告訴我，薩拉的樣子很可怕。「她呼吸急促，我看着很不舒服。我還記得她的主治醫師，」——最初收她入院做肺炎治療的腫瘤醫生。「他對整個情況真的有點兒驚慌失措，驚慌失措就意味着我得說點兒什麼。」

薩拉的父母來了以後，莫里斯也同他們做了交談。交談結束後，薩拉和她的家人共同達成了一個計劃：醫療組繼續使用抗生素。但是，如果病情惡化，不要給她上呼吸機。他們還讓莫里斯致電姑息治療團隊，請他們來一趟。治療團隊給她開了一小劑嗎啡，馬上就緩解了她的呼吸困難。看到她的痛苦大大減輕，家人頓時不希望她受更多的罪。第二天早晨，恰恰是他們阻止了醫療組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他們想給她插管，給她採取又一個措施。」她的媽媽多恩告訴我，「我說：『不，什麼都別做了。』我不關心她是不是尿濕了床。他們想做實驗室檢驗、量血壓、指尖取血，但我對他們的檢查沒有興趣。我去見護士長，讓他們什麼都別做了。」

前三個月我們給薩拉採取的所有措施，所有的掃描、檢驗、放療、額外的幾輪化療，除了加重她的病情外，沒產生任何效果。如果什麼都沒做，她反而可能活得長一些。不過，至少在臨死之前，她擺脫了治療。

那天，隨着病情繼續惡化，薩拉陷入了昏迷。里奇回憶說，第二天晚上一整夜，「她一直可怕地呻吟」。死亡無法掩飾。「我不記得那是吸氣還是呼氣，但是聽起來非常非常非常恐怖。」

她的父親和姐姐仍然覺得她可能還會恢復元氣。但是，其他人離開房間後，里奇跪在薩拉旁邊，哭着對她耳語道：「可以放手的，你不用再戰鬥了，我很快就會同你再見的。」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她的呼吸變慢了。里奇說：「薩拉好像只是嚇了一跳。 她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然後就悄無聲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