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5.5 戰勝老年生活的無聊與無助 線上閱讀
路·桑德斯已經準備加入北安多佛療養院，儘管那裡的居民完全被嬰兒化了，那些患緊張性精神病的人會被拴在輪椅上。這時，有位表弟告訴謝莉，切爾西鎮有一個新開業的老年之家，叫萊昂納德·佛羅倫斯生活中心，她應該去看看。 開車距離很近，謝莉就帶着路一起去參觀。
路在參觀的一開始就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嚮導提到某些謝莉幾乎沒注意到的東西。所有房間都是單間，而路之前參觀過的每家療養院都是雙人房。失去隱私是路最害怕的事情之一，獨處是他的基本需求。他覺得若是失去獨處機會，他會瘋掉的。
路告訴我：「我太太曾經說我是個不合群的人，但我不是。我只是喜歡一個人待着的感覺。」所以，當聽說佛羅倫斯中心有單人房時，「我說：『你肯定是在開玩笑吧！』」參觀才剛剛開始，他就已經心動了。
嚮導領着他們參觀了整個中心，他們把這個地方稱為綠房子。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所知道的就是：「我覺得這不像一個療養院。」
我問道：「那它像什麼？」
「家。」他說。
那正是比爾·托馬斯的傑作。開展起「伊甸選擇」項目之後，他變得焦躁不安。他天生是個連續創業家，雖然他沒有錢。他和他的妻子朱迪創辦了一個非營利的組織，迄今已經為幾百所療養院的人傳授了項目開展原則。緊接着，他們與人合夥創辦了先驅網絡（Pioneer Network），一個為越來越多的、 致力於重塑老年護理的人創辦的俱樂部。它不為任何一種特定的模式背書，而只是宣傳一種文化，改變老年護理目前由醫學主導的現狀。
2000年前後，托馬斯又產生了一個新的願望。他希望像他在新柏林做的那樣，從地基開始，從裡到外為老年人建一個家。他把他想要建的老年之家稱為綠房子。按照他的說法，他計劃將這個地方變成「穿着狼皮的羊」，要讓政府覺得這裡像個療養院，以便有資格得到政府撥給療養院的費用，同時價格不能超過其他的療養院。這個地方需要有幫助老年人的技術和能力，不論那些人的殘障程度有多麼嚴重，或者受損程度有多高。然而，它需要讓居民的家人、居民及在那裡工作的人覺得這是一個家，而不是一個機構。在非營利的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的資助下，他和決定新建病房的參加「伊甸選擇」項目的療養院合夥，在密西西比州圖珀洛修建了第一家綠房子。不久，基金會發起了全美綠房子複製倡議（National Green House Replication Initiative），在25個州支持修建了150多所綠房子——其中就有路參觀的萊昂納德·佛羅倫斯生活中心。
無論是圖珀洛附近的只能容納10多個人的第一個家，還是在佛羅倫斯中心占6層樓的10個家，原則都是一樣的，都反映了其他先驅者的思想。所有的綠房子面積都不大，都是公共型的，入住人數都不超過12人。在佛羅倫斯中心，每個樓層分為兩個區域，都叫綠房子，每個綠房子有10人左右共同居住。住房設計得很溫馨，像家一樣——擺放着普通的家具，起居室有壁爐，大家像在家裡一樣圍着一張大桌子吃家常飯，前門有門鈴。設計追求的理念是：有價值的生活是可以創造的，這裡的重點是提供飯菜、家政服務和把別人當朋友看待。
這個地方的樣子吸引了路——它完全沒有那種令人壓抑的機構感。入住以後，他發現這裡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珍視。他想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想什麼時候起床就什麼時候起床。僅僅這一點對他來說就堪稱驚喜。不會有工作人員早晨7點鐘在大廳里走來走去，敦促每個人洗澡動作快些，幫他們穿好衣服，用輪椅把他們推到吃藥的地方去排隊，到集體吃飯的地方去等候。大多數療養院（包括托馬斯起步的大通紀念療養院）認為他們必須如此，沒有別的辦法。為了效率，護理人員需要居民為餐廚人員做好準備，餐廚人員需要為活動組織人員做好準備，活動組織人員需要讓居民騰出房間， 方便清潔人員，等等。這就是管理人員設計日程和分配責任的方式。托馬斯扭轉了這種模式。他拿走了管理人員手上的控制權，將它交給了一線護理人員。這裡鼓勵每個護理人員只管幾個人，鼓勵他們成為多面手。他們做飯、打掃衛生，及時處理居民的任何需求（除了醫療任務，比如，若需要給藥就需要把護士找來）。這樣一來，他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和居民接觸—— 一起交談、吃飯、玩牌，等等。每個護理人員之於路這樣的人都像蓋拉西姆之於伊萬·伊里奇——更像是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臨床醫生。
路對朋友的要求並不多。有個工作人員每天見到他就會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這讓他很開心。他對謝莉吐露說，自己很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否則，他很少從別的渠道得到這種接觸。周二和周四晚上，他會下樓去咖啡店，跟仍然來看望他的朋友戴夫一起玩克里比奇牌。他還教會一個中風癱瘓的人玩牌。這位癱瘓病人住在另一層樓的家裡，有時候來路的房間玩。他的助手幫他拿着牌，偶爾需要的時候，路也會幫忙，並小心避免自己偷看他的牌。其他幾個下午，謝莉會來看他，並會把他喜歡的狗帶來。
然而，一天當中的大部分時間，他一個人待着也很愉快。早飯後，他會回自己的房間看電視——用他的話說是：「看看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喜歡了解政治狀況，像看肥皂劇一樣，每天都變。」
我問他看哪個頻道：「福克斯？」
「不是，是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節目（MSNBC）。」
「MSNBC？你是自由主義者嗎？」
他笑了：「是的，我是自由主義者。如果吸血鬼德拉庫拉（Dracula）說他是自由黨的話，我會投票給他。」
稍晚些時候，他會進行鍛煉，跟助手一起在樓道里走走，天氣好的時候，則到戶外活動。這對他很重要。在他生活在輔助生活中心的最後幾個月，員工讓他坐輪椅，理由是考慮到他偶爾會頭暈，走路不安全。他說：「我厭惡那個椅子！」佛羅倫斯中心只好讓他丟掉了輪椅，建議他試試助步車。「這件事是我主動推動的，我挺為之驕傲的。」他說。
中午，他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圍着大桌子吃午飯。下午，如果沒有牌局或者別的安排，他就讀書。他訂閱了《國家地理雜誌》和《新聞周刊》。他還有自己的書。最近他剛讀完了羅伯特·盧德拉姆（Robert Ludlum）的一本驚悚小說。隨後他又開始閱讀一本講西班牙無敵艦隊戰敗的書。
有時候，他會用他的戴爾電腦看YouTube上面的視頻。我問他喜歡看哪些視頻，他給我舉了個例子。
「我很多年沒去過中國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沒去過了，「於是我說，讓我去一趟成都吧。成都恰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幾千年的歷史。於是，我打開了電腦，敲入『成都』二字，馬上我就參觀了整座城市。你知道那兒有猶太教堂嗎？我不時發出驚嘆聲！電腦會告訴你這邊有一座，那邊還有一座。我迫不及待地在整個城市跳來跳去。」他說，「一天過得很快，快得令人難以置信。」
晚上，吃過晚飯後，他喜歡躺在床上，戴上耳麥，用電腦聽音樂。「我喜歡夜晚寧靜的時光。你會覺得驚異，一切都那麼安靜。我聽輕鬆的音樂。」他會點開潘多拉音樂電台（Pandora），聽軟爵士樂、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或者西班牙音樂——想聽什麼就聽什麼。「然後，我會躺下思考。」 他說。
有一次去看路的時候，我問他：「什麼使得生活對你有價值？」
他沒有馬上回答。
「有時候，我會覺得時間到了，那也許是我情緒低落的某一天，」他說，「你 知道嗎，夠了就是夠了。我會對我的謝莉蠻不講理。我會說，在非洲，一旦人老了，不能幹活了，人們就會把他扔到叢林裡，給野獸吃掉。她覺得我在犯傻。不！我說，我已經做不了任何貢獻了。我盡在花政府的錢。」
「我不時有這種想法。然後我又會慢慢想通，嘿，事情就是這樣，順其自然吧。如果他們願意你活着，那就活着吧。」
我們在廚房外的起居室聊天，兩側是高到屋頂的窗戶。那是夏秋之交，白色的光線依舊溫暖。我們看得見下面的切爾西鎮，遠處是波士頓港的布羅德灣，周圍是海藍色的天空。我們已經聊了兩個多小時他的人生故事了，這時， 我突然覺得，記憶當中，我第一次不害怕到達生命的這個階段。路94歲了，這當然沒什麼有趣之處。他的牙齒就像被推翻的石頭，全身每個關節都痛。 他失去了妻子和一個兒子，不依靠助步車他已經無法走動（他的助步車前面的腳踏板上塞進了兩個黃色的網球）。他有時候會犯迷糊，忘記談話的主題。但是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讓他覺得自己在世界上還有個位置，他們仍然希望他活着。這讓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享受同樣的待遇。
對疾病和老年的恐懼不僅僅是被迫忍受對種種喪失的恐懼，同樣也是對孤獨的恐懼。當人意識到生命的有限，他們就不再要求太多。他們不再尋求更多的財富，不再尋求更多的權力。他們只要求，在可能的情況下，被允許保留塑造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權利——根據自己的優先順序作出選擇，維持與他人的聯繫。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衰弱和依賴排除了這種自主性的可能。但我從路，從露絲·巴雷特、安妮·布雷弗曼、麗塔·康恩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事例中了解到，這是非常可能的。
「我不擔心未來。」路告訴我，「日語裡有『業』（Karma）這個詞，它意味着，如果事情要發生，那麼，我做什麼都無法阻止。我知道我的時間有限，可那又怎麼樣呢？我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