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5.2 用兩條狗、4隻貓、100隻鳥發起的革命 線上閱讀
從上班第一天開始，他就感覺到農場生活和療養院生活的強烈反差：農場生活輕快活潑、欣欣向榮，療養院則體現了局限性、機構化，缺乏生活氣息。他的見識折磨着他的心。護士們說他會適應的，但是，他適應不了，而且，他也不願意適應他所看到的情形。幾年以後他也許能夠給出充分的緣由，但是骨子裡頭，他認識到大通紀念療養院的情況在根本上與他自給自足的理想相衝突。
托馬斯相信，好的生活是享有最多獨立性的生活，而這正是療養院拒絕給予的。他逐漸熟悉了療養院的居民。他們曾經當過老師、店主、家庭主婦、工廠工人——跟他成長過程中認識的人一樣。他確信他們有獲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於是，差不多是出於直覺，他決定依照自己在家裡採取過的方式，努力給療養院注入一些生機——以真正注入活力的方式。如果他可以把植物、動物和孩子們引入居民的生活，讓他們充滿療養院，情況會怎樣呢？
他找到大通的管理層，希望他們能申請紐約州的小額創新基金用來支持他的想法。當初雇用托馬斯的羅傑·霍伯特原則上贊同他的理念，樂意嘗試新方法。在大通的20年間，在確保療養院享有卓越聲譽的基礎上，他持續擴大提供給居民的活動範圍。托馬斯的新觀念符合過去的改進思路和措施。於是，院領導一起坐下來寫創新基金申請報告。但是，托馬斯心裡的想法似乎比霍伯特理解的範圍更廣泛。
托馬斯說明了他提議背後的思想。他說，其目標是抗擊他所謂的療養院的三大瘟疫：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為了攻克這三大瘟疫，療養院需要一些生命。他們要在每個房間裡擺放植物；他們要拔除草坪，開創一片菜園和花園；他們要引入動物。
至此，一切聽起來都還不錯。由於健康和安全問題，引入動物方面相對比較複雜。但是，紐約的療養院規範允許飼養一條狗或者一隻貓。霍伯特告訴托馬斯，過去他們養過兩三條狗，都沒有成功。動物脾性不對的話，照料起來很困難。但是，他願意再試一次。
於是，托馬斯說：「那我們試着養兩條狗。」
霍伯特說：「規範不允許。」
托馬斯說：「我們還是這麼寫吧。」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即便這樣小小的一個步驟也不僅衝撞到療養院的核心價值，而且也衝撞了療養院認為他們原則上的存在價值——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霍伯特有些為難。不久之前，我在同他交談時，他還生動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坐在屋子裡，還有活動主任和一名社工……我看他們三個坐在那兒，互相對視，轉動着眼睛，說：「這會很有趣。」
我說：「好吧，我寫下來。」當時我就開始想，「雖然我不像你對這件事情這麼投入，但我還是寫上兩條狗吧」。
他說：「那貓呢？」
我說：「貓？我們已經寫了兩條狗了。」
他說：「有些人不喜歡狗，他們喜歡貓。」
我問他：「狗和貓都要？」
他說：「寫下來供討論嘛。」
我說：「好吧，我寫上一隻貓。」
「不，不，不。我們有兩層樓。每層樓兩隻貓怎麼樣？」
我說：「我們給健康科提出的建議是兩條狗和4隻貓？」
他說：「是的，就這麼寫吧。」
我說：「好吧，我寫。我認為在這點上我們脫離了實際，他們不會贊成的。」
他說：「還有一項內容。鳥怎麼樣？」
我說規範說得很清楚，「療養院不允許養鳥」。
他說：「但是鳥怎麼樣？」
我說：「什麼鳥怎麼樣？」
他說：「只是想想看——從這裡看窗外。想象我們是在1月份或者2月份，外面的積雪有近1米厚，療養院能聽到什麼聲音？」
我說：「你會聽見有人呻吟，也許能聽見有人笑。你在各個區域都能聽見電視的聲音，也許比我們喜歡的聲音大了些。你還能聽得見擴音系統播放通知。」
他說：「還能聽見什麼聲音？」
我說：「你聽得到工作人員互相交談以及與居民互相交談。」
他說：「是的，但是那些聽起來有生命感——有積極的生命感的聲音呢？」
「你是說鳥叫？」
「對！」
「那要多少只鳥才能達到你說的鳥叫效果？」
「我們養100隻吧。」
「100隻？在這兒？」我說，「你一定是瘋了！你在有兩條狗、4隻貓、100隻鳥的地方住過嗎？」
他說：「沒有，但是這難道不值得一試嗎？」
這就是托馬斯醫生和我之間產生分歧的焦點所在。
這個時候，屋子裡坐着的另外三個人眼珠都要掉出來了，他們說：「哦，上帝，我們真的要這麼做嗎？」
我說：「托馬斯醫生，你的建議我很贊成。我願意跳出條條框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願意這裡看起來像個動物園，或者聽起來像個動物園，我沒法想象這麼幹會怎樣。」
他說：「你就隨我好嗎？」
我說：「你得證明給我看這樣做有好處。」
這正是托馬斯需要的開端——霍伯特沒有直接說不。在接下來的幾次會上，托馬斯逐漸說服了霍伯特和其他團隊成員。他提醒他們三大瘟疫的存在，療養院的人們死於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的事實，以及他們的確希望找到解決這些痛苦的辦法。為此，難道不是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試嗎？
他們遞交了申請。霍伯特盤算他們的申請沒有機會通過。但是，托馬斯帶上一個團隊，親自去州府遊說官員們。他們獲得了撥款，以及推行計劃所需要的所有的規定棄權聲明。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霍伯特回憶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哦，我的上帝，我們不得不這麼幹了。』」
實施計劃的工作落在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的頭上。她60多歲，在療養院工作了多年。有機會嘗試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途徑，她很受吸引。她告訴我，她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覺得她的任務就是在托馬斯偶爾的盲目樂觀和員工的害怕與怠惰之間走鋼絲。
這個任務可不小。每個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習慣和期望的總和。」托馬斯告訴我。在他看來，習慣和期望已經使得機構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為比好生活更優先的考量，甚至阻礙療養院領來一條狗同居民一起生活。他想帶進來足夠的動物、植物和兒童，使他們成為每個療養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員工固化的日常工作會被打破，但是，這不正是目標的一部分嗎？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為了對抗惰性，他決定直接迎擊那些抵制者——用托馬斯的話說就是「奮力打擊」。他將之看作一整套改革。他們不會領來一條狗、一隻貓或者一隻鳥，看看每個人的反應再做打算；他們要在幾乎同一時間把所有動物引進 來。
那個秋天，他們弄回來一條叫靶子的灰狗，一條叫生薑的哈巴狗，4隻貓和100隻鳥。他們扔掉了所有的人工植物，在每個房間都擺上了鮮活的植物。員工子女放學以後會過來玩兒；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療養院後院的花園玩兒，還有供孩子們遊戲的操場。這是採取了「休克療法」。
這一過程中趣事不少，舉例來說，他們讓人在同一天把所有的長尾小鸚鵡送來。但他們搞清楚怎麼把100隻長尾小鸚鵡帶到療養院了嗎？沒有。運貨車到達的時候，鳥籠子還沒送來。於是，司機把鳥放進底樓的美容院，關上門就走了。鳥籠子那天晚些時候才送來，但是是放在扁平箱子裡的，還沒有組裝起來。
托馬斯說，那真是「亂七八糟」。想起這事他笑了——他是那種凡事都能看到有趣一面的人。
他、他的妻子朱迪、護理主任格里辛及其他幾個人用了幾個小時組裝鳥籠，在美容院飛舞的鳥群中追逐長尾小鸚鵡，再把鳥送到各個居民的房間。老人們聚在美容院窗口觀望。
托馬斯說：「他們肚子都笑痛了。」
至今他還在驚嘆團隊的低效率。「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完、全、不、 知、道！」這就是這事的有趣之處。正因為他們這麼理所當然地完全不懂，所以每個人都放鬆了警惕，積極投入其中——包括居民們。任何人只要會做，就幫着用報紙墊鳥籠，安撫狗和貓，帶領孩子們幫忙。那是一種「輝煌」的混亂——用格里辛富有外交意味的話說，是一種「激昂的環境」。
他們必須要解決運行中的各種問題，比方說，如何餵養那些動物。他們決定建立日常的「餵食規矩」。朱迪從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弄來了一輛舊的送藥車，並把它改裝成他們所謂的「鳥車」。鳥車上裝滿了鳥食、狗糧、貓飯，由工作人員推到各個房間，更換報紙襯墊，給動物們餵食。托馬斯說，用曾經運送過好多噸鹽酸氯丙嗪的藥品車分發奶骨餅乾，這有一種美麗的顛覆感。
當然，中間發生過各種危機，任何一個危機都可能終結實驗。有一天凌晨3點，托馬斯接到一位護士的電話。這並不異常，他畢竟是醫療主任。但是護士不想跟他講話，她要跟朱迪說。他把電話遞給朱迪。
「狗在地板上拉屎，」護士對朱迪說，「你要過來打掃嗎？」對護士而言，這項任務不是她的份內之事，她上護士學校可不是為了打掃狗屎。
朱迪拒絕了。托馬斯說：「各種麻煩接踵而至。」第二天早晨，他到了療養院，發現護士在狗便上面放了一把椅子，以免有人踩到，然後就走了。
有些員工覺得應該僱請專門的動物飼養員；照管這些動物不是護士們的工作，也沒人為此額外付錢給他們。實際上，由於州政府削減了給療養院的補貼，他們已經有兩三年沒漲過工資了。而同一個政府卻為一堆植物和動物花錢？另一些人則認為，就像在家裡一樣，每個人都應該分擔照顧動物的責任。一旦飼養動物，就會出現各種事情，誰在現場誰就負責處理相應的問題。 這是一場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鬥爭：他們是在運營一個機構，還是要提供一個家？
格里辛努力強化第二種觀念，幫助員工平衡各種責任。大家逐漸開始同意，讓大通充滿活力是每個人的任務。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任何理性的爭論或者妥協，而是因為體現在居民身上的效果很快就彰顯出來，無法忽視：居民們甦醒了，活過來了。
「我們認為不能說話的人開始說話了，」托馬斯說，「之前完全孤僻、不走動的人開始造訪護士站，說『我帶狗出去散步』。」所有的鳥都被居民收養了，他們給每隻鳥起了名字。人們的眼裡有了光亮。托馬斯在一本書里寫到這份經驗，書中他引用了員工保存的記錄，他們描述了動物對於居民（即便是那些患嚴重老年痴呆症的居民）的生活是如何地不可代替：
格斯真的喜歡他的鳥。他聽它們歌唱，問它們可不可以喝點兒他的咖啡。
居民們真的讓我的工作變得更輕鬆了，大多數人每天給我報告他們的鳥的情況，例如，「唱了一天」「不吃東西」 或者 「好像更加活潑了」。
M.C. 今天和我一起餵鳥。她往常都是坐在儲藏室門邊，看我進進出出，今天早晨我問她想不想跟我一道兒。她非常熱情地答應了，所以，我們就一起去了。我餵食、餵水的時候，M.C.幫我端着食物盒。我向她解釋每一個步驟，我把鳥羽弄濕的時候，她笑個不停。
大通紀念療養院現在的居民包括100隻長尾小鸚鵡、兩條狗、4隻貓，以及一群兔子和一群下蛋雞。這裡還有數百株室內植物和一個欣欣向榮的菜園、花園。療養院為員工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務，還新開辦了一項針對放學後孩子的項目。
研究者研究了該項目兩年間的效果，對比了針對大通療養院居民和附近另一所療養院居民的各種措施。他們的研究發現，大通療養院居民需要的處方數量下降了一半。針對痛苦的精神類藥物，如好度液（Haldol），下降尤其明顯。總的藥品開銷只是對照機構的38%，死亡率下降了15%。
研究沒法解釋原因，但是托馬斯認為他能說清楚。「我相信死亡率的差異可以追蹤到人對於活着的理由的根本需求。」其他的研究與這個結論相一致。20世紀70年代初期，心理學家朱迪斯·羅丁（Judith Rodin）和埃倫·蘭格（Ellen Langer）做了一項實驗，讓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療養院發給每個居民一株植物。一半居民的任務是給植物澆水，並參加一個關於在生活中承擔責任的好處的講座。另一半居民的植物由他人澆水，聽的講座是說員工應該如何為居民的幸福負責。一年半以後，被鼓勵承擔更多責任的那批人（即便只是負責照顧一株植物這么小的事）更活躍，思維更敏捷，也活得更長久。[1]
[1] 更多信息，請參閱埃倫·蘭格的專念三部曲《專念》《專念創造力》《專念學習力》，已由湛廬文化策劃，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注
在他的書中，托馬斯講述了他稱之為L先生的故事。入住療養院三個月之前，他結婚60多年的妻子過世了。他無心吃飯，他的子女只好更加頻繁地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後來，他把車開進了溝里，警察指出他有企圖自殺的可能性。出院以後，家人把L先生送進了大通療養院。
托馬斯回憶起同他碰面的情形。「我奇怪這個人是怎麼活下來的。過去三個月發生的事毀掉了他的世界。他失去了妻子、家和自由，也許更糟糕的是，他覺得他繼續活着已經沒什麼意義。他失去了生活的樂趣。」
在大通療養院，儘管服用抗抑鬱藥，大家努力鼓勵他，但是，他的情況還是每況愈下。他放棄了走路，整天臥床不起，拒絕吃東西。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新的項目開始了，他得到一對鸚鵡。
托馬斯說：「他顯出一副很快就要告別人世的那種冷漠神情，勉強接受了鸚鵡。」但是，他開始改變。「起初的變化是很微妙的。L先生調整了躺在床上的姿勢，好便於觀察他的『新責任』的活動。」他開始給照顧他的鳥的員工提建議，報告它們喜歡什麼、表現如何。那兩隻鳥把他從陰暗中拽出來了。
對托馬斯而言，這完美地體現了他關於生物作用的理論。針對厭倦感，生物會體現出自發性；針對孤獨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針對無助感，生物會提供照顧其他生命的機會。
「L先生又開始進食了，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間，」托馬斯報告說，「因為狗每天下午都需要散步，他告訴我們他願意做這項工作。」三個月後，他離開了療養院，回到了自己的家。托馬斯確信這個項目挽救了他的生命。
項目是否挽救了L先生的生命也許不是本書討論的內容了。托馬斯實驗最重要的發現不是說有個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殘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為他們提供活着的理由是可能的。即便那些患有嚴重老年痴呆症、已經喪失了理解周圍情況的居民，也能夠體驗到更有意義、更愉悅和更具滿足感的生活。衡量人們對藥物的依賴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較容易，而衡量人們從生活當中得到的價值感則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