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3.5 老了但對生活的要求不能僅僅是安全 線上閱讀
1993年年末的一個上午，愛麗絲跌倒了。當時，她一個人在屋子裡，好多個小時都沒人發現。娜恩打電話給她，沒人接聽，娜恩覺得疑惑，就讓吉姆去打探情況，這才發現她倒在客廳沙發邊上，幾乎已經不省人事。送到醫院後，醫生給她靜脈輸液，又做了一系列的檢查並照了X光。沒有發現骨折，頭部也沒有受傷，情況看起來還好。但是除了一般的衰弱以外，他們也沒法解釋她為什麼會摔倒。
回到朗沃德以後，院方敦請她搬到配備了技術嫻熟的護理人員的療養區。她強烈反對這個提議，不願意搬過去。工作人員動了惻隱之心，他們妥協了，只是更加頻繁地探視她，瑪麗也增加了照顧她的時間。但是沒過多久，吉姆接到電話，愛麗絲又摔倒了。他們說這次摔得很嚴重，是救護車把她送到了醫院。等他趕到的時候，她已經被推進了手術室。X光顯示她髖骨骨折——她的大腿骨頂端像玻璃杆一樣，「啪」的一下折斷了。骨科醫生用了幾顆長釘修復了骨折。
這一次，她坐着輪椅回到了朗沃德，幾乎所有的日常行動，如廁、洗浴、穿衣服，都需要人幫忙。愛麗絲別無選擇，只好搬到擁有熟練護理人員的療養區。他們告訴她，希望通過理療，她能夠重新學會走路並回到她的屋子。但是她再也沒有恢復行走能力。從那以後，她只能坐輪椅，受制於刻板的療養生活。
她喪失了所有的隱私和控制力。大多數時候她穿着病號服。他們叫醒她她就起床，安排她洗澡她就洗澡，讓她穿衣服她就穿衣服，叫她吃飯她就吃飯。她和院方安排的人住在一起。她有過好幾個同屋，但是她們入住的時候院方都沒有徵求過她的意見。這些人都有認知障礙，有的很安靜，也有的很鬧騰，有一個人甚至吵得她整晚睡不着覺。她覺得像個犯人，僅僅因為老了就被投進了監獄。
50多年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著作《收容所》（Asylums）里寫到了監獄和療養院之間的相同之處。療養院和軍事訓練營、孤兒院及精神病院一樣，是「純粹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社會隔絕的地方。他寫道：「現代社會的基本運轉原則是這樣的：個人在不同的地方睡覺、玩樂、工作，有不同的同伴，接受不同權威的領導，沒有一個總體的理性計劃。」而純粹的機構則打破了區隔生活領域的屏障，他逐一列舉了具體的方式：
首先，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在同一個中心權威領導之下進行的；其次，成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和一大群人一起完成的；再次，日常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是緊密安排的，一個活動緊接着另一個預先已經安排好的活動，活動的整個流程是由一套明確的正式規定和一群長官自上而下強行實施的；最後，各種強加的活動被整合為一套計劃，據稱是為了實現機構的官方目標。
在療養院裡，機構的官方目標是護理，但是形成的護理觀念同愛麗絲理解的生活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相似性。她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感覺的人。我曾經碰見一位89歲的老婦人，她根據自己的意志，入住了波士頓的一所療養院。通常是子女推動改變，但是在這個例子中，她是推動改變的人。她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致殘性關節炎，在跌倒了幾次之後，她覺得自己沒有選擇，只好離開她在佛羅里達德爾雷海灘的分契式公寓。她說：「我一周內跌了兩跤，於是我告訴女兒，我不再屬於我的家了。」
她為自己挑選了療養院。這所療養院評定等級很高，員工很優秀，與她女兒家也不遠。她在我認識她之前一個月剛剛搬進去。她說她很高興來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說療養院的開辦有什麼體面的目的，那就要數安全了。但是她痛苦不堪。
麻煩在於她對生活的要求不僅僅是安全。「我知道我沒法做以前那些事了，」她說，「但是，這裡感覺像個醫院，而不像家。」
這是近乎普遍的現實。療養院的優先考慮是避免褥瘡和保持體重——這的確是重要的醫學目標，但是它們是手段，不是目的。老婦人離開自己的舒適的公寓，入住一間小小的淺褐色的病房似的房間，跟一個陌生人同屋。她的物品精簡到可以裝進分配給她的柜子和架子。日常的基本事項，比方說什麼時候就寢、起床、穿衣服、吃飯，都由機構嚴格規定。她不能擁有自己的家具，也不能在晚飯前喝雞尾酒——因為這不安全。
她覺得生活中還有很多她可以做的事情。她說：「我想幫忙，我希望發揮點兒作用。」她曾經自己動手做首飾，在圖書館當過志願者。現在，她的主要活動是玩賓戈遊戲、看DVD以及其他各種被動的集體活動。她同我聊起她最想念的朋友、一些隱私以及活着的目標。以曾經被疏忽的易失火的倉庫為始，療養院走過了漫長的歷程。但是，我們似乎屈從於這樣一個信念：一旦失去身體的獨立性，有價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
然而，老年人卻並未屈從，許多老年人奮起反抗。在每個療養院和輔助生活機構，圍繞人應該據以生活的優先考量和價值觀，都在發生着戰鬥。有些人，像愛麗絲一樣，主要通過不合作表示反抗——拒絕規定的活動或拒絕吃藥。他們是所謂的「頑固分子」，人們喜歡用這個詞來形容老年人。在療養院之外，我們經常用這個詞表達一定程度的讚賞。我們喜歡生活中的哈里·杜魯門以頑固、壞脾氣的方式表達自己。但是，當我們說一個人是「頑固分子」的時候，我們在內心裡卻不是那麼讚賞。療養院員工喜歡也讚賞那些「戰士」、那些表現出「尊嚴和自尊」的居民——直到這些特性干擾了員工為他們設定的優先考量。此時，他們就成了「頑固分子」。
只要同員工稍事交談，你就會聽他們說起日常的遭遇戰。有位女士「每5分鐘」就要求幫她上廁所。於是他們給她安排了一個固定的計劃，根據輪班情況，隔幾個小時就帶她上廁所。但是她並不遵守計劃，而是去完廁所10分鐘後就尿在床上。所以，他們現在給她墊尿布。另外一個居民拒絕使用助步車，未經允許獨自外出散步。還有一個老人偷偷抽煙、喝酒。
食物根本就是一場百年戰爭。一位患帕金森綜合徵的婦女違背了濃湯樣的飲食要求，偷食了另一位居民的食物——這可能導致她哽噎。一位患阿爾茨海默病的老爺爺違反院裡的規定，在房間裡偷藏零食。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偷偷地吃含糖餅乾時被發現，他的血糖水平又超標了。誰能想到在某種情境下，吃個餅乾就能構成反抗呢？
在一些恐怖的地方，爭奪控制權的戰鬥會升級，直到老人被捆起來，或者鎖在醫用躺椅上，或者通過精神藥物對其實施化學抑制。在比較好的地方，工作人員會開個玩笑，愛憐地搖擺手指，把你藏的巧克力餅乾拿走。但是，幾乎沒有一所療養院的工作人員會跟你一起坐下來，努力理解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對你到底意味着什麼，更不用說幫你建立一個家、一個使得真正的生活變得可能的地方。
那些面臨人類生命周期的最後階段，但是對之不予思考的社會，最後將要面對的就是這種後果。最終我們入住回應各種社會目標（從騰出醫院的床位， 到解除家人的負擔，到應對老年人的貧困問題）的機構。這些目標從來不是對居住其中的人們要緊的目標：在我們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如何使生活存在價值。
***
有一天，在吉姆探望愛麗絲的時候，她同他悄聲耳語。那是1994年冬天， 當時距她髖骨骨折、入住療養區幾個星期，距她入住朗沃德剛好兩年。他把她從房間推到院子裡散步。他們發現大廳有一個舒服的地方，就停下來坐會兒。他們母子兩個都沉默寡言，滿足於靜靜地坐着，看人來人往。突然，她靠近他，只輕聲說了一句話。
「我準備好了。」她說。
他望着她，她望着他。他明白她的意思，她已經準備走了。
吉姆說：「好的，媽。」
他感覺到一陣難過，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不久之後，他們一起填寫了療養院記錄上的復甦要求。如果她心跳或者呼吸終止，他們不會嘗試把她從死亡線上搶救回來。他們不會做胸外按壓，或者電擊，或者從喉嚨插入呼吸管。他們會讓她走。
幾個月過去了。她等待着、忍耐着。4月的一個晚上，她腹部疼痛。她簡單地告訴了護士，然後決定什麼都不再說。後來，她咯血。她沒有驚動任何人，沒有按呼叫鈴，也沒跟她的同屋打招呼；她只是靜靜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晨，助手來到她的樓層叫醒居民時，發現她已經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