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別:03.3 「關」在救濟院的「犯人們」 線上閱讀

曾經，如果一個人住在朗沃德這麼舒服的地方還覺得不開心，人們會覺得可笑。1913年，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梅布爾·納索（Mabel Nassau）對格林威治村100位老人（65位女性，35位男性）的生活狀況進行了研究。當時還沒有退休金和社會保險，大家都很窮。其中只有27個人能夠養活自己——靠存款過日子，或者接收房客，做些賣報紙、打掃清潔、修補雨傘之類的雜活。大多數人因患重病或太衰弱，無力幹活。

例如，納索稱為C夫人的女士是一位62歲的寡婦，她做家傭掙的錢剛夠她在合租屋租住一間小小的、帶煤油爐的裡間。然而，最近她因病不能工作——靜脈曲張引起嚴重的腿部腫脹，她臥床不起。S小姐「病得很重」，而她72歲、患糖尿病的哥哥在那個還沒有發明胰島素療法的時代，很快瘸了。 糖尿病最終令他命喪黃泉，從而解脫了他。67歲的M先生，曾經是愛爾蘭的碼頭工人，因中風癱瘓而失能。大量的人僅僅是「虛弱」——納索的意思似乎是說他們都太老了，沒有辦法照料自己。

除非家人能夠收容這樣的人，否則，他們只得去通常所謂的救濟院（poorhouse）或者濟貧院（almshouse）。這類機構幾百年前在歐洲和美國就有了。如果年事已高、需要幫助，但是又沒有子女或者獨立的財富可資依靠，那麼，救濟院就是唯一的庇護所。救濟院是冷酷、可憎、地獄般的地方——這是當時的人的用詞。這裡住着各種類型的窮人——老乞丐、背運的移民、年輕的酒鬼、精神病人，其功能是令這些「犯人」改正他們被假定的酗酒放縱行為以及道德敗壞。監管人員在布置工作的時候對老年乞丐一般比較寬大，但是，他們仍然像其他人一樣被視為犯人。這些地方通常又髒又破。在這裡，丈夫和妻子被分開，缺乏基本的身體保健。

伊利諾伊州慈善機構委員會1912年的一份報告這樣描述一個縣的救濟院：「給老鼠住都嫌不夠體面。」男男女女住在這些僅僅12平方米、爬滿臭蟲的屋子裡，根本沒有考慮過根據年齡或者需要把他們進行分類。「這裡老鼠泛濫成災……食物上密布着蒼蠅……沒有浴缸。」1909年，弗吉尼亞的一個報告說老年人死於無人照顧、營養不良，或因不受控制的感染而染上肺結核。提供給殘疾人護理的資金總是不夠。報告提到一個例子：看守眼見他看管的一位婦女可能會走失，又沒人照顧她，於是，在她身上拴了一條重25斤的鎖鏈。

再沒有什麼比這樣的機構更讓老年人恐懼的了。儘管如此，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愛麗絲和里奇·霍布森都還年輕），2/3的救濟院居民是老年人。鍍金時代的繁榮讓社會對這類情況感到尷尬，其後的大蕭條引發了全美範圍的抗議行動。中產階級老人工作、攢錢一輩子，到頭來發現他們的存款被洗劫殆盡。1935年，社會保險法案獲得通過，自此美國和歐洲一樣，創立了全國性的養老金制度。突然之間，一個寡婦的未來有了保障，過去僅僅屬於富人的退休成了大眾現象。

終於，救濟院在工業化國家成為回憶，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在發展中國家，救濟院普遍存在，因為經濟發展摧毀了大家庭，卻並沒有產出足夠的財富使老年人免於貧困和被忽視。我在印度注意到，官方往往不承認存在這樣的救濟院，但是，最近一次去新德里，我不經意間就發現了幾所，它們同狄更斯小說里（或者那幾個州報告裡）描述的一模一樣。

韋氏拉姆·烏立德赫修行院是一所老年之家，位於新德里南部邊緣的貧民窟，由慈善機構運營。這裡，污水在街上肆意流淌，瘦弱的狗在垃圾堆里覓食。老年之家由倉庫改造而成——一間巨大的屋子裡，幾十個殘障老人躺在簡易小床的床墊上，床和床墊互相抵得緊緊的，像是巨大的郵票一樣。經理巴加特四十來歲，臉部輪廓分明，顯出很專業的樣子。他的手機每兩分鐘就有電話進來。他說8年前他蒙神的召喚，開辦了這所依靠捐款運行的老人院。只要有一張空床，他就從來不曾拒絕接納任何人。大約一半的居民由於不能支付賬單而被養老院和醫院扔到這裡。另一半是志願者和警察在街上發現的，都是些有病的窮人。

我到訪的時候，這裡住着100多人，最年輕的60歲，最老的已經100多歲了。一樓的人只有「中等的」需要。在這裡，我遇見一位錫克族的男士，他笨拙地在地上爬行，像一隻步履緩慢的青蛙，雙手雙腳交替前進。他說他曾經在新德里一個繁華的地段擁有自己的家電商店。他的女兒是會計，兒子是軟件工程師。兩年前他的身體出了狀況——胸痛，從他的描述看，他曾連續中風。他因癱瘓在醫院住了兩個半月。隨着賬單往上漲，家人不再看望他。最終，醫院把他扔到了這裡。巴加特通過警察給他的家人帶話，說他想回家，而電話那頭說不認識他。

爬上狹窄的樓梯就來到二樓，這裡住着老年痴呆症患者及其他類型的嚴重失能病人。一位老者靠牆站着，聲嘶力竭、左聲左調地在唱歌。他旁邊，一位有着白色的白內障眼珠的婦人輕聲地自言自語。幾位工作人員穿梭在病床間照顧病人，給他們餵吃的，盡最大努力保持病人的清潔。環境很嘈雜， 有一股濃濃的尿騷味。我試圖通過翻譯和幾位病人交談，但是他們都太糊塗了，沒辦法回答問題。附近一位躺在床墊上的聾盲婦女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吼叫着幾個詞。我問翻譯她在說什麼。翻譯搖搖頭——那些詞沒有意義，然後就衝下了樓梯——她實在是受不了了。這是我見過的最接近地獄的景 象。

「這些人處於生命旅程的最後階段，」巴加特望着那堆身體，「但是，我無法提供他們真正需要的那些設施。」

在愛麗絲的生命歷程中，工業化世界的老年人得以脫離這種命運的威脅。經濟繁榮使得即便窮人也能夠指望入住提供一日三餐、專業健康服務、理療和賓戈遊戲的療養院，它們使幾百萬人緩解了衰弱和老年之苦。適當的照顧和安全成為範式，其程度是救濟院的「犯人」無法想象的。然而，大多數人仍然覺得，作為度過生命最後一程的地方，老人院是恐怖的、孤寂的、可憎的。我們需要、我們想要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