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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書評

《1984》與世紀記憶

戴錦華/北京

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紀重要事件的親歷與目擊者難於分享他們的記憶，那如果不是溫馨、狂熱的懷舊，就是不遺餘力的唾棄與否認。想到自己的一次與他人記憶的衝撞，是關於一本書：《1984》，它不僅牽繫着本世紀的若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學時代，讀到了此前從未聽說過的《1984》，讀的是彼時彼地一個特殊版本——那是本經歷了「文革」歲月的人會記得的、特殊的雜誌：《編譯參考》，大開本、大字號、素麵子。一本特權層的雜誌——對於「文革」，一個不無怨憎與傷痛的點，是在「閉關鎖國」的年代，特權層從未與外部世界隔絕：江青始終追隨着最新的好萊塢電影，林立果酷愛美國搖滾。1978或1979年《1984》分三期連載。不知是通過什麼途徑，它流布進了大學校園。作為一本確定無疑的「反動寓言」，它在大學生、也許是我置身的那個小世界裡，引發了微型地震，那個年頭，對知識、書籍的饑渴仍十二萬分地被封閉和匱乏所放大。和大多數難於獲得的新書一樣，它在不同的宿舍間流傳。每人兩小時嗎?不記得了，只記得曾被排到午夜兩點，當然是無怨無悔地等到那個時刻;第二天嘛，只能曠課了。記得最初閱讀時的戰慄，那是一種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認同：第一次，從外面，從一個寓言(預言?)中讀到自己成長的年代，讀到了曾無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禁慾的、狂熱的少女;甚至匱乏的物質供應、劣質香煙以及吸劣質香煙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實、點燃，而後直立起吸，一如後來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極度匱乏的年代，對一點點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對文具的情慾般的渴求和珍愛。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驚和懾服中，反覆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喬治。奧威爾。——他怎麼會知道?他怎麼能想象?充滿敬畏地發現，成書的日期，是1949年。在斷續的閱讀和焦灼的等待中，讀到了主人公的離軌，讀到了他的秘密日記和秘密愛情。一份欣喜，一種自戀式的認同：將自己從1975-1977經歷的心靈反叛和不軌初戀附着其上。竊以為此前的悲劇是因為人們沒有機會獲得「真理」——因真理被監禁，謊言遍布於世。

恰有一個極為風雲的作家來學校演講，作為一個經23年流放的「歸來者」 ，他頗富傳奇，作為一個剛剛發表了轟動作品的文人，他極富口才。他講：越戰鬥越安全;他講，一個人一旦獲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聽得熱血沸騰。顧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時「風吹草動」，露出了極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擊，近乎失戀。也是在這時，終於讀到了書的後三分之一：主人公終於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沒有陰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機構的大樓：沒有開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燈光永不熄滅。

在無盡的肉體和精神凌虐之後，是對愛人的出賣。是對愛的背叛。是不再知道愛為何物。是「忘懷洞」——對記憶的徹底改寫。是權力面前無所謂「真實」與「真理」。對於權力機器，肉體的消滅不是目的，心靈的征服才是戰績。儘管彼時已不再「全信書」，但那是本什麼書啊?!簡直是聖音。於是，這樣的結局，不啻於五雷轟頂。我僅有的一點樂觀被粉碎，僅有的一點希望被遮蔽;為了這本書，原本便陷在陰鬱中的我更加頹唐。在無人處，我甚至會恐懼地對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個手指——如書中被權力/暴力重塑過的主人公。「1984年」，成了一個夢魘。難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來?

不久，結交了第一個外國朋友(用當時的標準說法：是「外國友人」)蘇珊娜。頗吻合於對洋人的想象：我們兩個人比肩而立，一樣的身高，但她卻婀娜豐滿，金髮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觸一個完全異樣的人種，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體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許是蘇珊娜的學識和胸襟給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覺：對於友善而優雅的歐洲人。但確實，如果說，八十年代國門初開，那麼是這個德國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談起了《1984》，我說起我對小說的預言性的驚嘆，並未說得更多——我畢竟認定，她不會懂得。她卻激動得站起來：「誰說是預言?他寫的是歷史。是納粹!」

「納粹?當然不。他寫的是紅色恐怖。」　　我們好像在爭奪這悲劇的原型權。

為了證明，她翻出德國的畫冊。

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還有禁慾、瘋狂和物質匱乏——那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日後看到納粹著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發現與我們成長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其表象系統相像到令人髮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長大成人，而她是在父親反覆的講述中銘記了那可怖的歲月。

她因此不同於視二戰為不可逾越的歷史斷層的西方同代人。

對，在我們「爭奪」悲劇所有權時，她出示給我一隻密碼鎖，碼號是1984，她說這鎖從高中寄宿學校跟她到現在;她祈望每一次開鎖，便是一次對魔咒的解除。她同樣恐懼着歷史的輪迴。在20歲的年齡上，幾乎下淚——為一個來自異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給我寫來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們。——對宗教極端輕蔑的她，用了這樣的措詞。1985年元旦到來的時候，世界重要報刊的話題之一：我們安度了1984年，預言幸未成真。

我記住了那把鎖，它第一次使我嘗試走出自己的歷史和傷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權、暴力、體制與自由。一直熱衷於閱讀種種關於大革命與歷史浩劫的書籍;因無法逃離記憶中的夢魘，便嘗試去正視它。法國大革命，納粹，奧斯威辛，古拉格群島，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法國五月風暴。是的，《1984》不是一個關於中國的預言，也不只是一個關於紅色的寓言。

後來知道，蘇珊娜也錯了：她和我一樣過分沉湎於自己的歷史與自己國度中的創傷記憶。

如果說有某種引發奧威爾寫作《1984》的歷史動因，那麼它得自第三帝國，也得自三十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它是一個關於現代專制的天才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