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燼餘錄 · 二 線上閱讀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裡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蕾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個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麵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伙，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為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吃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宿舍里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

在這狂歡的氣氛里，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着，充滿了鄙夷和憤恨。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綹頭髮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抬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別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雇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採辦東西，穿着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為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另有個病人將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剎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裡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裡，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譁——留聲機上唱着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現在這裡躺着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為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用，將他們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就這樣眼睜睜躺着，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干，一頓稀。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跡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魎的剪影。

我們倒也不怕上夜班，雖然時間特別長，有十小時。夜裡沒有什麼事做。病人大小便，我們只消走出去叫一聲打雜的：「二十三號要屎乒。（『乒』是廣東話，英文Pan的音譯）」或是「三十號要溺壺。」我們坐在屏風後面看書，還有消夜吃，是特地給送來的牛奶麵包。唯一的遺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點鐘，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燒牛奶，老着臉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過病房往廚下去。多數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睜睜望着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為美麗的。

香港從來未曾有過這樣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沒蓋子的黃銅鍋，手疼得像刀割。鍋上膩着油垢。工役們用它煨湯。病人用它洗臉。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蹤到廚房裡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支白蠟燭，我看守着將沸的牛奶，心裡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們還念日文。派來的教師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黃頭髮剃得光光地。上課的時候他每每用日語問女學生的年紀。她一時答不上來，他便猜：「十八歲？十九歲？不會超過廿歲罷？你住在幾樓？待會兒我可以來拜訪麼？」她正在盤算着如何託辭拒絕，他便笑了起來道：「不許說英文。你只會用日文說：『請進來。請坐。請用點心。』你不會說『滾出去！』」說完了笑話，他自己先把臉漲得通紅。起初學生黑壓壓擠滿一堂課，漸漸減少了。少得不成樣，他終於賭氣不來了，另換了先生。

這俄國先生看見我畫的圖，獨獨賞識其中的一張，是炎櫻單穿着一件襯裙的肖像。他願意出港幣五元購買，看見我們面有難色，連忙解釋：「五元，不連畫框。」

由於戰爭期間特殊空氣的感應，我畫了許多圖，由炎櫻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歡喜讚嘆，似乎太不像話，但是我確實知道那些畫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畫的，以後我再也休想畫出那樣的圖來。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發糊塗。即使以一生的精力為那些雜亂重疊的人頭寫註解式的傳記，也是值得的。譬如說，那暴躁的二房東太太，鬥雞眼突出像兩隻自來水龍頭；那少奶奶，整個的頭與頸便是理髮店的電氣吹風管；像獅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傳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紅絲襪的盡頭與吊襪帶。

有一幅，我特別喜歡炎櫻用的顏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使人聯想到「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那兩句詩。

一面在畫，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會失去那點能力。從那裡我得到了教訓——老教訓：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

有個安南青年，在同學群中是個有點小小名氣的畫家。他抱怨說戰後他筆下的線條不那麼有力了，因為自己動手做菜，累壞了臂膀。因之我們每天看見他炸茄子（他只會做一樣炸茄子），總覺得悽慘萬分。

戰爭開始的時候，港大的學生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載難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們總算吃夠了苦，比較知道輕重了。可是「輕重」這兩個字，也難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麼？事實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學生困在那裡沒事做，成天就只買菜，燒菜，調情——不是普通的學生式的調情，溫和而帶一點感傷氣息的。在戰後的宿舍里，男學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紙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還沒起床，他又來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聽見她嬌滴滴叫喊：「不行！不嗎！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為止。這一類的現象給人不同的反應作用——會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說不定。到底相當的束縛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雖天真，究竟不是一個充分的「人」。

醫院院長想到「戰爭小孩」（戰爭期間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極其擔憂。有一天，他瞥見一個女學生偷偷摸摸抱着一個長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為他的惡夢終於實現了。後來才知道她將做工得到的米運出去變錢，因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將一袋米改扮了嬰兒。

論理，這兒聚集了八十多個死裡逃生的年輕人，因為死裡逃生，更是充滿了生氣：有的吃，有的住，沒有外界的娛樂使他們分心；沒有教授（其實一般的教授們，沒有也罷），可是有許多書，諸子百家，詩經，聖經，莎士比亞——正是大學教育的最理想的環境。然而我們的同學只拿它當做一個沉悶的過渡時期——過去是戰爭的苦惱，未來是坐在母親膝上哭訴戰爭的苦惱，把憋了許久的眼淚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夠無聊地在污穢的玻璃窗上塗滿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為了無聊而結婚，雖然無聊，比這種態度還要積極一點。

缺乏工作與消遣的人們不得不提早結婚，但看香港報上挨挨擠擠的結婚廣告便知道了。學生中結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學生對於人們的真性情素鮮認識，一旦有機會刮去一點浮皮，看見底下的畏縮，怕癢，可憐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當然，戀愛與結婚是於他們有益無損，可是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初載一九四四年二月《天地》第五期，收入《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