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燼餘錄 · 一 線上閱讀
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繫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躋於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鬥爭。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後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髮，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屍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珈加入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着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戰爭對於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着，到底還是睡着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芙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芙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里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撙節，試行配給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裡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着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着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裡，心裡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裡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淨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裡面，也是太陽——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麼？可是，與自己家裡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並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伙被抬進來了，袴子卷上去，少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裡！開門！開門！」不怪裡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麼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裡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入，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着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後是否短了幾隻，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後，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惟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黃昏後回到軍營里去，大約是在思索着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劃的先後），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庵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裡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僕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磁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髮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暗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儘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煙，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鬆的鬈髮上飛過，很有着火的危險。
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顯得非常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願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
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裡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寧可眼看着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禦工作的人只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各處的防空機關只忙着爭柴爭米，設法餵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閒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屈也是該當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圍城的十八天裡，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鐘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淒淒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有一對男女到我們辦公室里來向防空處長借汽車去領結婚證書。男的是醫生，在平日也許並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時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裡只有近於悲哀的戀戀的神情。新娘是看護，矮小美麗，紅顴骨，喜氣洋洋，弄不到結婚禮服，只穿着一件淡綠綢夾袍，鑲着墨綠花邊。他們來了幾次，一等等上幾個鐘頭，默默對坐，對看，熬不住滿臉的微笑，招得我們全笑了。實在應當謝謝他們給帶來無端的快樂。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儘管仰着臉欣賞它而不至於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為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淒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裡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態，一九二〇年在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