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小的火:第八章 · 2 線上閱讀

第二天早上，珀爾走進廚房，看到米婭在裡面如同往常一樣烤麵包，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頓時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難聞的味道，在空氣里揮之不去。珀爾儘可能地把心中的疑問拋到腦後，決心再也不亂說話——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點茶嗎？」她問。

可伊奇卻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無疑問，那張照片裡藏着米婭的一些秘密，她決定要弄清楚這個未解之謎。作為低年級生，她沒有自由活動時間，但中午休息時她會去圖書館搞調查。她在索引卡里尋找波琳·霍桑這個人名，發現了幾本藝術史方面的書，這個霍桑顯然是個名人。「美國現代攝影藝術先驅」，一本書中這樣稱呼她；另一本書叫她「辛迪·謝爾曼成為辛迪·謝爾曼之前的辛迪·謝爾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誰是辛迪·謝爾曼，研究了她的許多攝影作品，結果差點兒上課遲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時性和曖昧氛圍的營造聞名，擅長將女性氣質與個性相結合。「波琳·霍桑為我和其他女性攝影師鋪平了道路。」辛迪·謝爾曼說。波琳·霍桑的作品裡面，伊奇最喜歡的一張是一個家庭主婦和她女兒盪鞦韆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鞦韆盪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緊抓着鞦韆上的鐵鏈，既像是要把鞦韆推得更高，又像是擔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來。照片讓她產生了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覺，她覺得，這一定是因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藝術品。

她梳理了與波琳·霍桑有關的索引卡條目，總結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於新澤西，畢業於加頓州立學院，1970年，其作品在紐約首次參展，1972年舉行第一次個人作品專門展覽。她的攝影作品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搶手貨，百科全書條目中收錄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個苗條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銀色短髮，看上去像個數學老師。

伊奇還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於腦癌。她占據了圖書館兩台電腦中的一台，等調製解調器連接到網絡，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輸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蓋蒂圖片社有一張，現代藝術博物館有三張，還有幾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紐約時報》發布的訃告。此外就沒有別的信息了。她又查閱了公共圖書館的數據庫，發現幾本攝影書和幾篇關於微縮膠片的文章，不過再沒有添加新內容。也許像米婭說的那樣，她真的只是個臨時模特，碰巧為波琳·霍桑擺過一次造型。然而伊奇並不滿意這個結論，她認為這樣的巧合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最後，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夠想到的唯一信息來源：她的母親。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記者，至少在名義上是。誠然，她報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聞，但合格的記者具有求證事實的才能，而且擁有人脈，有辦法調查別人查不到的東西。從很小的時候起，伊奇就表現出極為獨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頑固的程度，無論遇到什麼事，她都拒絕尋求幫助，為了這張照片，她竟然會找母親幫忙，可見她是多麼想要解開這個謎題。

「媽媽，」一天晚上，調查多日卻毫無進展的伊奇對母親說，「你能幫我做點事嗎？」

像往常一樣，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經心地（她只對小女兒這樣）聽伊奇講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趕死線，需要儘快完成西克爾高地自然博物館植物展會的報道。

「伊奇，這張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爾的母親，也許是某個長得像她的人，我相信這是個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堅持道，「珀爾認出那是她母親，我也覺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張照片呢？給博物館打個電話什麼的，看看能找到什麼信息，求你了。」伊奇從來都不擅長哄人——因為總覺得那是變相的撒謊——但她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記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讓步了。「好吧，」她說，「我來試試看，但是，你得等我趕完死線，我明天就得把這篇報道交上去。」

「也許結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補充道。而這時候伊奇已經手舞足蹈地回房間去了，那股興奮勁怎麼也壓抑不住。

如同手指輕戳舊傷口，伊奇的最後一句話——你不是記者嘛——觸動了她母親的職業自尊，做記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時候，在一次題為「我的職業夢想」的演講中，她說：「記者的職責是記錄我們的日常生活，披露公眾有權知曉的真相與信息，為後人提供當下歷史的記錄，從而讓未來的世代了解我們曾經犯下的錯誤，提高我們的績效。」自從她記事起，她母親就總是忙於幫助別人，包括為學校籌款、為公平正義奔走呼號，而且總是把年幼的女兒帶在身邊。「改變不會自動發生，」她母親經常這樣說，這句口頭禪顯然與西克爾高地的宗旨彼此呼應，「必須主動籌劃。」歷史課上，年輕的埃琳娜學到一個詞「位高者的責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記者是個高貴的職業，可以在體制之內做出力所能及的善舉，她心目中的理想記者是內莉·布萊和羅伊斯·萊恩的混合體，尤其是在為高中校報工作四年（並且在高三那年成為主編之一）後，走上記者之路對她而言更是成了順理成章的選項。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可以在俄亥俄州的範圍內選擇多所大學，包括著名的奧柏林學院和丹尼森大學（提供部分獎學金），母親希望她第一志願就選擇奧柏林，但參觀了奧柏林學院之後，該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擾：穿背心短褲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閒逛，想到可能會有男生隨時闖進自己的房間，甚至浴室，她就覺得害怕。在校園裡的一座建築門口，她看到三個穿流里流氣的花襯衫、留長頭髮的學生坐在台階上吹哨笛，對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學生舉着橫幅靜默示威，橫幅上寫着「打仗最沒勁，不如嗨起來」「總統算個屁」「為了和平扔炸彈，好比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埃琳娜覺得，這裡簡直是個無法無天的蠻荒之地，走在奧柏林的校園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撓皮膚的毛衣那樣煩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選擇了丹尼森大學，同時野心勃勃地為自己的將來規劃了宏偉的藍圖。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爾·理查德森，這個小伙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個月，兩人就建立了穩定的戀愛關係，他們對未來的打算相當穩妥，並且非常認真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在克利夫蘭舉行一場浪漫的婚禮，在西克爾高地買房子，生許多孩子，他進入法學院，她成為記者。結婚並搬進西克爾高地一處租來的複式住宅後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學院錄取，理查德森太太成為致力於報道本地新聞的《陽光日報》社的初級記者。儘管薪酬微薄，但她覺得這裡是個有利於職業發展的好起點，待時機成熟，她或許可以跳槽到克利夫蘭的「真正」報紙——《實話報》社去，雖然她並不想離開西克爾，也無法想象去到別處養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實報道了當地所有的新聞發布會、城市政策、地區新規頒行後對本地事務（從橋樑到綠化）產生的各種影響，盡力與其他初級記者同事（比她小一歲的德賴特）分擔責任。《陽光日報》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個孩子，她都能休六周產假。伊奇出生時，理查德森太太驀然驚覺，自己竟然還在這家報社待着，雖說已經成為高級記者，但她的職責依舊是報道瑣細的小故事和小新聞。而當年的同事德賴特卻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論壇報》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發現，自己或許並不願意挖掘那些意義更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憤懣的悲劇，而且時間過去得越久，到別處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實話報》社以及無論其他什麼報社應該不會有興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歲，帶着四個孩子，有許多家庭責任需要履行，從未報道過大新聞的記者。

所以她留了下來，專注報道那些會讓讀者感覺良好的故事，比如工程建設的進展、新的垃圾回收計劃、圖書館的重修進度、新建築物落成的剪彩儀式……她還報道過新市長的就職宣誓典禮，「莊嚴隆重」；萬聖節遊行，「活潑有趣」；還有范-阿肯中心的半價書店開業儀式，「填補了西克爾高地商業區的重要空白」；是否需要噴藥防治吉卜賽蛾的辯論，「白熱化的唇槍舌劍」。她還給一神論教會和西克爾高中表演的音樂劇《油脂》和《紅男綠女》寫評論，認為前者的氣氛「快活熱鬧」，在給後者的評論中，她寫道：「坐好，他們要划船了！」她的稿件以嚴謹可靠著稱，謄寫得一絲不苟，當然也有過於一本正經、平淡無奇之嫌（雖然並沒有人公開指出來），甚至有些沉悶無聊，但西克爾高地這種世外桃源，自然不會發生諸如火山爆發、政府倒台、劫持人質、火箭爆炸、高牆倒塌之類聳人聽聞的事件，加之地處偏遠，外界的騷亂、戰爭和地震也被距離淡化成模糊不清的細響，幾近微不可聞。而且現在的她住着大房子，子女安全快樂、受過良好教育，她認為這是自己多年來的努力所見到的成效。

無論如何，伊奇的要求引發了她的興趣，至少讓她覺得這是一件值得調查的事情。

理查德森太太履行了她對伊奇的承諾，完成了當天的報道之後，她立刻開始着手調查那張神秘的照片。第二天午休時，她親自去博物館看了照片，在此之前，她一直以為伊奇的揣測是無中生有，但親眼見到照片之後，她意識到女兒說得沒錯：照片上的人絕對是米婭。米婭出現在波琳·霍桑的照片裡！理查德森太太當然聽說過波琳·霍桑，這張照片背後隱藏着怎樣的故事呢？把一張折起來的五美元鈔票投進博物館的捐贈箱時，理查德森太太好奇地想，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她首先給出借照片參展的那家藝術畫廊打了電話。沒錯，畫廊老闆告訴她，照片是1982年他們從紐約的一個經銷商那裡買來的，那時波琳·霍桑剛剛去世不久，所以，這張此前不為人知的照片的出現在藝術界中引起了一定的轟動。經過競爭激烈的拍賣，畫廊以五萬美元搶購得手，真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因為照片的確出自波琳·霍桑之手，而且是絕無僅有的孤品，只衝印過這一張，背面還有波琳的親筆簽名。但照片的前主人是匿名出售的，畫廊老闆並不知道此人是誰，但他們願意告訴理查德森太太那個紐約經銷商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記下了經銷商的名字——安妮塔·利斯——然後致電紐約市公共信息資料庫，查詢到安妮塔·利斯在曼哈頓的畫廊的電話號碼，電話那頭的安妮塔·利斯聽起來是個典型的紐約人：開朗坦率，語速很快，從容不迫。

「波琳·霍桑的作品？沒錯，是我經手的。她的作品我代理了很多年。」理查德森太太聽到電話那邊傳來模糊的警笛聲，這符合她一直以來對紐約的印象：嘈雜喧嚷，到處都是車流和警笛的聲音。她只去過一次紐約，那還是在上大學的時候，當時紐約的治安十分差勁，走在路上，你必須緊緊抓住自己的包，乘坐地鐵時不能碰車廂里的任何東西，連鐵杆都不行，多年前的紐約之行已然給她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但是這張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說，「是波琳去世後出售的，賣主不知是誰。照片上有個抱孩子的女人，作品的名字叫『聖母子1號』。」

聽筒中突然變得一片死寂，理查德森太太甚至覺得一定是斷線了，但過了一會兒，安妮塔·利斯的聲音再次傳來：「是的，我記得那一張。」

「我只想知道——」理查德森太太說，「你能不能告訴我當年那個賣主的名字？」

安妮塔的語氣似乎和剛才不太一樣了，摻雜了懷疑的意味：「你剛才說你是哪裡的？」

「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太太猶豫了一下才回答，「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陽光日報》社的記者，我需要為我的報道收集一些相關信息。」

「明白了，」安妮塔又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抱歉，出於私人原因，照片的原主人不希望透露姓名，我不能告訴你賣主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煩躁地揉搓着筆記本的邊角。「我理解，其實我是對照片裡的那個女人感興趣，你知不知道她是誰呢？」

這一次聽筒里徹底安靜下來，很長時間之後，安妮塔·利斯才再次開腔，語氣中的疑問已經被冷淡取代：「對不起，實在無可奉告。關於你的報道，我只能祝你好運。」聽筒中傳來輕柔的「啪嗒」聲，對方先把電話掛了。

理查德森太太放下電話。作為記者，她經常遇到採訪電話被陌生人掛斷的情況，但這一次她的心情卻格外焦躁，因為她非常想要解開照片背後的秘密。她看了一眼電腦顯示器，上面的那個打了一半的報道標題正等着她去完成：「戈爾是否應該參選總統？本地——」

大部分藝術收藏家都喜歡隱姓埋名，理查德森太太想，尤其在涉及金錢的時候。這個安妮塔·利斯可能只是幫人代售，也許真的對委託人的信息一無所知，而她現在真正需要重新考慮的是伊奇——她那個過分敏感、急躁衝動、喜歡大驚小怪的女兒——的提議，究竟要不要把這段毫無頭緒的調查繼續下去。

就算繼續查下去，也很有可能一無所獲，想到這裡，她翻開關於總統競選的採訪記錄，開始在電腦上打起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