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小的火:第二章 · 1 線上閱讀

去年六月，米婭和珀爾搬進溫斯洛路那套小小的出租屋時，理查德森太太（她是實際上的房產所有人）和先生（是他把鑰匙交給房客的）都沒有多想，但他們知道米婭·沃倫沒有丈夫，還知道她三十六歲，這是她租房時提供的密歇根州的駕照上面寫着的。他們注意到米婭左手上沒有戒指，右手卻戴了好幾個：食指戒指上鑲着一塊巨大的紫水晶，小指戒指是銀勺子柄打成的，至於大拇指上的那個，理查德森太太懷疑那是情緒變色戒指。無論如何，米婭本人看上去足夠和藹可親，她女兒珀爾也是如此，是個文靜的十五歲小孩，有一頭深色的髮辮。米婭掏出一摞二十美元的鈔票，支付了押金和頭幾個月的租金，然後就開着她那輛棕色的大眾「兔子」小型車——那時候她的車就已經相當破舊了——離開帕克蘭路，朝西克爾高地的最南端駛去。那兒的房子與房子之間距離更緊湊，院子也更小。

溫斯洛路很長，兩側全都是兩戶在一起的聯排房屋，但站在馬路上是看不出這一點的，因為每套聯排房屋的兩家住戶共用一個前門、一盞門燈、一個信箱和一個門牌號碼。你或許會發現屋外有兩個電錶，但依照本城的規矩，電錶都被隱藏在房子後面靠近車庫的地方，非常不顯眼。只有當你推開前門，進入室內的走廊時，才會看到兩戶的內門：一扇通往樓上，另一扇則是樓下住戶的家門，這扇門也連着兩家共用的地下室。所以，儘管溫斯洛路上的每座房子都住着兩家人，但從外面看卻像是只有一家。這樣的設計頗有深意：首先，居民不會因為住在聯排房屋（而且都是出租屋）里而感到不好意思，避免了許多尷尬；其次，有利於規劃者維護市容，使得「出租屋多的街區環境都不怎麼好」的壞名聲有所改善。

這就是西克爾高地的面貌。當地的規則不少，包括你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搬進新家以後，米婭和珀爾開始慢慢地學習和適應。比如，她們學會了如何寫新地址——「溫斯洛路18434號信箱（上戶）」，「上戶」兩個字相當重要，能保證她們家的郵件不會被下戶的楊先生誤收；她們學會了稱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間的細長草皮「樹草坪」，因為那裡種着挪威槭樹，每家門口都有一棵，正是由於這一優雅樹種的存在，環衛工人才不會把每周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擱在樹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後，以免影響房前的景觀。處理垃圾的時間一到，會有穿橙色工作服、騎大號小輪摩托車的男人四處穿梭，收集各家屋後的垃圾桶，拖進遊蕩在街頭的大卡車的車斗里。剛搬來的那個周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婭幾個月後仍然對那一天印象深刻，因為她嚇壞了：噴塗成火焰色的寬大摩托車就像某種速度奇快的高爾夫球車，引擎發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從她家廚房窗外飛掠而過。最後她們還是習慣了這一幕，就像她們習慣了使用兩家相鄰的車庫那樣，同樣為了避免影響街景，兩家車庫並排位於房屋後側，而且學會了雨天時舉一把傘下車，免得在跑進家門的路上淋濕。後來，到了七月，楊先生出門兩周探望他住在中國香港的母親，她們才知道，假如不及時修剪草坪，會收到市政部門發來的譴責信（但措辭很有禮貌），提醒她們草的長度超過了六英寸，如果情況沒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員將在三天內代為修剪，但要向她們收取一百美元的費用。當然，還有很多需要她們去學的規矩。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潛規則，然而米婭和珀爾很久以後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以「房子該漆成什麼顏色」為例，市政部門曾經發布過一份說明，將本地房屋的建築風格分為三大類：都鐸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據不同的建築風格選擇適當的顏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綠色或者褐色（深淺可以不同），從而確保每條街道的審美和諧；「都鐸式」房屋外牆的灰泥必須塗成某種特定深淺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則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總而言之，在西克爾高地，一切皆有定規。1912年，設計師規劃城市布局（這裡是全國第一批預先規劃然後建設的城鎮之一）的時候，特意把學校安排在學童無須穿過主要馬路就能到達的位置。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與主街相連，猶如百川歸海，可以讓乘輪渡過來的通勤者迅速進入克利夫蘭市區。實際上，這座城市的座右銘就是「經過規劃的才是最好的」，背後的潛台詞：任何事物都可以——也應該——被規劃，從而避免出現不恰當、不愉快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不過，搬到這裡的最初幾周，也能發現一些不錯的事。比如，在打掃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過程中，她們熟悉了周圍街道的名字：溫切爾街、拉迪摩爾街、林恩菲爾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該怎麼走。米婭認為，顧客在那裡得到的是貴族般的待遇。例如，顧客無須親自把購物車推到停車場，一位身穿熨燙平整的襯衫、衣服上別着工號牌的小伙子會發給你一隻紅白相間的標籤，顧客把標籤掛到自己的車窗上，另一位小伙子會把你買的東西推出去，整整齊齊地打包好，放進你的後備廂，而且拒絕收小費。

她們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裡——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單價總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處雜貨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領到雙重優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蘭高地、沃倫斯維爾和比奇伍德的居民會像其他人一樣把不要了的東西丟在馬路沿上；知道該去哪裡買錘子、螺絲刀、油漆和刷子，這些都能在西克爾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點半到下午六點間去買，六點鐘店主會讓員工回家吃飯。

對於珀爾來說，更多的發現來自於房東家的孩子們。

穆迪是第一個遊蕩到溫斯洛路出租屋的房東家的小孩，因為他聽母親對父親描述了他們家的新房客。「她是個藝術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訴丈夫。理查德森先生問是哪種藝術家，她開玩笑地說：「艱苦樸素的那種。」

「別擔心，」她向丈夫保證，「她給了我一筆押金。」「這並不意味着她會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說。但他倆都知道，這點房租不算什麼——樓上的房子出租，每個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們肯定不會只靠這筆小錢過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辯護律師，理查德森太太在當地報社《陽光日報》社上班，溫斯洛路的房子對現在的他們而言無足輕重，不過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兒小的時候投資的一點兒私產。然而，當年正是這房子的租金幫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學的學費，後來，理查德森太太還是初出茅廬的小記者的時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貼補」（這是她母親的原話），然後她嫁給了比爾·理查德森，成為理查德森太太，兩人在西克爾高地貸款買了一棟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燒掉的那一棟），又主要依靠這筆錢還清了每個月的房貸。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幾個月內相繼去世，她繼承了溫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幾年早就賣掉了老房子，住進護理中心，但溫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們的護理費，當然，現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沒有賣掉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紀念而已。

所以，租金無關緊要，樓上樓下加起來也不過每月五百美元，只夠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費用。去年他們用這筆錢去了馬撒葡萄園島旅遊，在那兒，萊克西的仰泳技術突飛猛進，崔普迷倒了一大群當地女孩，穆迪曬爆了皮，至於伊奇，在家人的脅迫下，她終於同意到海灘上去轉轉——然而衣着保守，腳上套着馬丁靴，面有慍色。話說回來，即便沒有這筆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夠的錢度假，而正由於房租並非他們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別介意房客是什麼樣的人，因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從小就教她與人為善。他們每年都會給動物保護協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捐款，並且經常參加當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輪社的無聲拍賣會上，還為女兒拍下過一隻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將租房子這件事看成慈善之舉，租價定得很低，雖然克利夫蘭的房地產價格便宜，但好社區——比如西克爾高地——的公寓相對貴得多，她只租給那些她認為有資格租住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得到命運垂青的好人，這讓她有種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楊先生是她繼承出租屋後迎來的第一位房客，他是來自中國香港的移民，在美國舉目無親，講英文時磕磕巴巴，口音濃重，儘管已經來美國許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沒有減弱。和他說話時，聽到似懂非懂之處，理查德森太太只能點頭微笑，但她覺得楊先生是個好人：他為勞雷爾學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學校——開校車和打雜，工作十分努力。僅靠那點微薄的收入，他永遠無法住進這樣的好社區，只能到偏遠的巴克艾路找一處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東克利夫蘭的那片綠化不足的三角地碰運氣——那裡經常被誤認為是唐人街，房租異常低廉，到處都是被遺棄的舊房子，警笛每晚至少會響一次。況且，楊先生把溫斯洛路的出租屋當成自己的房子來愛護，他會親自修理漏水的水龍頭，修補門前的水泥地，還把那個簡直比郵票大不了多少的後院整治成了鬱鬱蔥蔥的小花園。每年夏天，他都會把自己在園子裡種的「中國瓜」分給她，仿佛繳納十一稅，雖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這種異國瓜果——綠玉色的皮上布滿皺紋和令人不安的細小絨毛——該怎麼吃，但她讚賞他的體貼。總之，楊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報，也同樣會感念她的善意。

為樓上的房子找租客的過程卻沒有那麼成功，而且幾乎每年都要換一次房客：第一位來租房子的是個剛剛被音樂學院聘為教師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個四十多歲的離婚女人，然後是一對剛從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畢業的年輕夫婦。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兒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條件，然而沒有一個待得久的：大提琴手應聘克利夫蘭交響樂團首席大提琴的職位失敗，黯然離開，去了別的城市；離婚女人只談了四個月的戀愛，閃電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進了萊克伍德的嶄新公寓；而那對看上去彼此深愛的年輕夫婦，卻在十八個月斷斷續續的爭吵之後分道揚鑣，先後離開出租屋，他們不僅違反了租約，還摔碎了好幾個花瓶，在牆皮上留下三處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處竟然在天花板上。

理查德森太太決定接受教訓，這一次，她會更加小心地選擇房客。她請楊先生修補了樓上的牆皮，然後開始慢慢地尋找滿意的租客。溫斯洛路18434號信箱（上戶）足足空置了將近半年，她才迎來了米婭·沃倫和她的女兒。米婭是單身母親，談吐文雅，還是搞藝術的，女兒也讓她教育得彬彬有禮，看上去既可愛又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