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香杉樹:第四章 · 1 線上閱讀
盧埃林·菲爾丁法官在上午十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宣布休庭。他轉身去觀察那無聲無息飄落的雪花,揉了揉日漸花白的眉毛和鼻尖,然後提起黑色的長袍,捋了捋頭髮,緩慢而吃力地走進他的休息室。
受到指控的宮本天道右傾着身子,一邊聽內爾斯·古德莫德森在他耳邊低語,一邊微微地點着頭。在走道對面,阿爾文·胡克斯用手托着下巴,鞋跟在地板上敲着鼓點,樣子略顯焦躁。在旁聽席上,居民們也站起來打打哈欠,到空氣不那麼沉悶的走廊上去走動走動,或者以驚詫的表情盯着窗外,望着翻飛着撲向自己的雪花打在窗玻璃上。冬日的微光透過窗玻璃照進來,他們的臉龐沐浴在這微光中,顯得很平和,甚至有些恭敬。那些開了車來鎮上的人開始苦惱如何把車開回去。
陪審員們在艾德·索姆斯的帶領下走出去,用漏斗形的杯子喝些溫吞吞的涼水,或者去上洗手間。然後,索姆斯再次出現,像個教區儀仗官似的緩步而行。他扳下了蒸汽暖氣片的閥門。儘管如此,法庭內仍舊太熱；室內的熱氣無法消散。蒸汽在窗戶的上緣凝結成一層水霧,使得法庭內更顯封閉,早晨蒼白的日光也更加模糊。
伊什梅爾·錢伯斯在公眾席上找到一個座位坐了下來,用鉛筆頂端的橡皮輕敲着自己的下唇。像聖佩佐島上的其他人一樣,他也是在九月十六日下午聽到卡爾·海因的死訊的——也就是海因的屍體被發現的當天。他當時正要去找友睦港路德教會的雷福蘭德·格爾頓·格魯夫斯,問他星期日布道演講的主題,以便在《聖佩佐評論報》每周一期的「島縣教堂」專欄中對格魯夫斯的布道進行一番闡述——這個專欄登在去安納柯蒂斯的輪渡時刻表旁邊。雷福蘭德·格魯夫斯不在家,但是他的妻子莉莉安告訴伊什梅爾說,卡爾海因死了,屍體被纏在自己的漁網裡。
伊什梅爾·錢伯斯不相信,因為莉莉安·格魯夫斯是個長舌婦。他不願意相信這件事,但她的話還是擾得他有些心神不寧。他坐下來沉思了一會兒,然後狐疑地撥通了治安官辦公室的電話,向伊林諾·竇可思詢問——儘管他也不完全信任她。伊林諾·竇可思答道:是的,卡爾·海因溺水死了。在出海打魚的時候,是的。他的屍體是在他的漁網裡找到的。治安官？這會兒不在。估計他這會兒正在驗屍官那兒。
伊什梅爾立即打了驗屍官賀拉斯·威利的電話。是的,賀拉斯說,不由得你不相信。卡爾·海因的確死了。可怕的事情,不是嗎？沖繩島之戰他都活下來了。卡爾·海因,這令人難以置信。他的腦袋好像撞在了什麼東西上面。
治安官？賀拉斯說。他剛剛走。他和阿貝爾一起來的；剛走沒一會兒。他們說是要去碼頭。
伊什梅爾·錢伯斯放下話筒,雙手抱着額頭坐在那裡,回想起卡爾·海因在中學時的情景。他們都是一九四二年畢業的。他們一起在橄欖球隊打球。他記得一九四一年秋天的時候和卡爾一起坐球隊的巴士去和貝靈厄姆的球隊比賽。他們穿着隊服坐在車上,頭盔放在膝蓋上,每個男孩都帶着一塊自己的汗巾。他還記得卡爾坐在他旁邊,運動汗巾掛在他那日耳曼人特有的粗壯的脖子上,眼睛盯着車窗外面的田野。當時是薄暮時分,十一月份的天氣,暗弱的光線中,卡爾望着窗外的雪雁降落在漫水的麥田裡,厚實的下巴一動不動,扭着頭,下巴上露出金黃的胡茬兒。「錢伯斯,」他說,「你看到那些雪雁了嗎？」
伊什梅爾將一本記事簿放進褲子口袋,走出房間,來到靠山街。《評論報》編輯部辦公室的門沒有鎖——那是一個三間的辦公室,以前是一個書報店,靠牆的地方還放着許多的書架。這家書店最終也沒能贏利,原因是它坐落在陡峻的山坡上,靠山街的陡峭使得遊客不願來此。但是伊什梅爾卻喜歡上了這一點。伊什梅爾本身對那些來自西雅圖的遊客並無反感——整個夏天,這些人都不斷地光臨聖佩佐,許多島民因為他們是城市人而討厭他們——但是他也並不太喜歡看到他們在主大街上逛來逛去。這些遊客使他想起在這個小島之外還有另外的世界,誘使他懷疑這裡的生活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所想。
他對家鄉的感覺並非總是如此矛盾。他嘗過離開家鄉的滋味。戰後,作為一個一隻手臂截肢的二十三歲男子,他毫不猶豫地離開了聖佩佐,去西雅圖念書。他住在布魯克林大道上一家提供膳宿的房東家裡,最初學習的是歷史課程。那段時間,他並不是十分快樂,在這一點上,他和其他的退伍軍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對於自己那隻折起的袖管十分敏感,同時也因為這給他人造成不便而深受困擾。因為人們總是無法忽視它的存在,而他也一樣。有時候,他也會去校園附近的酒館,讓自己表現得和那些年輕學生一樣合群而充滿活力。但是,事後他卻總是感到十分愚蠢。喝啤酒和打撞球並不是他喜歡的活動。他更喜歡坐在大學路上的歲月餐館裡的高靠背卡座中,一邊啜飲着咖啡,一邊讀他的歷史。
接下來的一個學期,伊什梅爾選修了美國文學。麥爾維爾、霍桑、吐溫。他本以為,以自己什麼都看不慣的性子,很快就會發現《白鯨》令人無法卒讀——整整五百頁,就是為了寫如何追逐一頭白鯨？——結果他卻發現它非常有趣。他花了十天,在歲月餐館的卡座中讀完了這本小說,並且開始思考鯨魚的天性。他在讀第一句話的時候就發現故事的講述者和他同名——伊什梅爾。伊什梅爾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亞哈卻令他無法心生敬意,這最終令他對這本書的好感大打折扣。
《哈克貝里·芬歷險記》他小時候就讀過,但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什麼了。他只記得那時候它要有趣得多——那時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趣得多,但故事已經從腦海中溜走。有些人會充滿懷念而熟稔地談起幾十年前讀過的書,伊什梅爾懷疑那可能是裝出來的。他有時候會想,許多年前讀過的那些書,如果還存在他內心世界的某處,現在變成什麼了呢。庫柏、司各特、豪威爾斯,等等。他不認為它們還在那裡。畢竟,他已經不記得它們了。
《紅字》花了他六天。他坐在歲月一直看到餐館打烊。廚師從雙向門後面走出來,告訴他該離開時,伊什梅爾正讀到最後一頁。他站在餐館外面的人行道上讀到了最後一句:「一片墨黑的土地,一個血紅的A字。」 [1] 。這是什麼意思？即便看了註解,他也無法理解這句話的完整意義。他站在那裡翻開着一本書,人們從他身旁匆匆而過,十月的涼風吹拂着他的臉。他為海斯特·白蘭的故事結尾感到困惑；不管怎樣,這個女人,應該有個更好的結局。
[1] 小說《紅字》的最後一句話。
是的,他認定,書是個好東西,但是也僅僅如此——它們不能給他帶來餐桌上的食物。所以伊什梅爾轉而攻讀新聞學。
他父親亞瑟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還是個伐木工。他留着翹八字鬍,穿着一雙補船人穿的高筒皮靴、磨損的背帶褲、羊毛秋褲,在傑弗遜港木料公司服務了四年半。伊什梅爾的祖父是高地長老會的成員,祖母是來自拉福利湖畔沼澤地的愛爾蘭狂熱分子；他們在大火災前五年相識,然後結婚生子,養育了六個兒子。亞瑟是最小的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留在普吉灣的。他的哥哥當中,兩個當了僱傭兵,一個在巴拿馬運河死於瘧疾,一個去印度和緬甸當了土地測量員,最後還有一個在十七歲時去了東部海岸之後便沒了音信。
《聖佩佐評論報》是一份四個版面的周報,是亞瑟二十多歲的時候創辦的。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台印刷機、一部盒式照相機,又買下了魚類加工倉庫後部一間潮濕低矮的辦公室。《聖佩佐評論報》的創刊號刊登了一條橫幅式的標語:法庭宣判西雅圖市長吉爾無罪。和《星報》《時代周刊》、《晚間郵報》、《每日電訊》及《西雅圖聯合報道》等媒體的記者們一樣,亞瑟也報道了希拉姆·吉爾市長的酗酒醜聞。他對埃弗雷特大屠殺 [2] 中為世界勞工組織成員做辯護的騙子律師喬治·溫德爾進行了長篇報道。威爾遜準備宣戰的時候他又發了一篇社論,呼籲人們不要失去理智；聖佩佐島背風面的輪渡增加的時候,他也發了一篇社論表示慶祝。他在報紙上宣布各種事情,包括杜鵑花會的集會、格蘭其分會 [3] 的廣場舞會之夜,以及小孩—像西奧多·伊格納修斯——的出生、牛海岬的赫拉修遊行。所有這些都用巨大的森頓黑體字刊出——這種字體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經被廢棄了——細細的分割線將七個板塊區分開來,副標題用的是加粗的襯線體。
[2] 又稱 bloody Sunday,指一九一六年在華盛頓埃弗雷特發生的當地政府和世界勞工組織成員之間的流血衝突。
[3] 指美國農業保護者協會格蘭其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