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別處:撒旦的視角 · 1 線上閱讀

儘管形式單純，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卻是我們今天所讀到的最為苛刻的作品之一。在這裡，我用苛刻這個詞，是用它最為激進的意義，我想說的是，讀他的作品，對於我們的精神來說是一種萬劫不復的挑戰。全身心地投入這本書，默認它，它就會把我們拖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遠比我們開始所能想象得要遠，一直拖到某種意識的極限，拖到那個《玩笑》中的主人公所發現的「摧毀的世界」。閱讀在此時真正成了一種摧毀。

正因為如此，評論界在談論昆德拉的小說時，並不知道用「顛覆」這樣的詞是否合適。但他們很少說起這顛覆是多麼完全，多麼徹底，多麼沒有迴轉的餘地。他們之所以很少說起，原因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點在於昆德拉的作品和其他定義清晰的「顛覆小說」（阿爾多[25]，巴塔耶[26]，杜維爾[27]等人的作品）不同，在表面上它並沒有那麼強烈地顯示出「顛覆」的要求，它沒有提供關於顛覆的理論和倫理，也從來沒有高聲叫喊過。顛覆，它的顛覆是簡單的，柔和的，隱伏的，也許我們可以說，但卻是徹底的，毫無餘地的。

[25] 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劇作家。

[26]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國思想家、作家。

[27] Bernard Duvert（1951-），法國畫家、作家。

從表面形式來看，相對地說，昆德拉的長短篇小說並不驚世駭俗：通常，敘述形式相對而言是比較傳統的，背景也很清晰，人物身份明了，時間和情節與真實生活非常「相似」，尤其是文筆相當簡單，從其分析性與嚴肅性來說很有十八世紀的風格，總之離近十五二十年來我們已經日趨習慣的「文本爆炸」（再說這往往是單純的文本性的爆炸）相當遠。因此，從理論上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把《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和《好笑的愛》里的短篇小說單純地當成故事來讀，結構精緻，生動，有趣，富有意義，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但這樣「表面」的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根本沒有感覺到此種閱讀的「表面性」，除非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完全忘了閱讀時一定會產生的一種刺耳的，虛幻的，欺騙性的感覺。但讀者根本無法逃避這份感覺，這份不知所措。很快，它那份單純就維持不下去了，必須開始另一種閱讀，真正的閱讀，也就是說帶着懷疑與猶豫的閱讀。「眼皮底下」的，很快不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故事的幻影；人物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影子；水城不再是水城，而是紙月亮照耀下的混凝土做的某種背景；在這背景下，穿着演出服的人物來來去去，而這些人物很快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出戲裡演出；最後甚至是我，讀者，我也不再是那個正在閱讀的人，而是一個似乎是在閱讀的人，因為這份懷疑甚至已經滲透了我的身份，徹底破壞了我的存在。面具沒有掉下來，它們只是讓人察覺到了它們作為面具的存在；這可能更加糟糕，就像《玩笑》里雅洛斯拉夫所意識到的那樣，他看到的並不是國王的臉，而是在偷偷躲避他目光的面具。

但這種「布雷」式的顛覆比任何洪亮的揭發都要有效得多。昆德拉摧毀世界的方式不是轟轟烈烈的那種，他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不發出任何聲響，就像秘密警察那樣。到了最後，沒有坍塌，地面上沒有一丁點廢墟，沒有爆炸聲，事物從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任何變化：它們只是被掏空了，裝模作樣地在那裡，它們已經非常脆弱，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不真實感。但是這份難以察覺，這份輕，如果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增強了顛覆的效果的話，倉促的讀者卻也會因此而忽略顛覆的存在，儘管再倉促的讀者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悄悄地震撼。

但比無辜的表面更加能夠說明昆德拉的顛覆精神的，更加能夠使之顯得如此苛刻的，——這也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會經常對此有所誤解——是他的激進主義，他所依賴的，他呈現給讀者的這份否定，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是難以忍受的。因此在這裡可以自由地對小說進行操縱，然而最終，操縱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拒絕真正地遵循小說的邏輯，直至拒絕作品的召喚。

比如對小說的政治操縱就是如此。西方國家最近問心無愧地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作家列入異端派，他們的表徵眾所周知：政治迫害，禁止出版，流放，但有一點尤其重要，那就是這個作家應當支持與他所在的國家相對立的政治體制。的確這其中的大部分特徵都與昆德拉吻合。因此，我們也將他放入異端派的陣營，也就是說他屬於那一類特殊的作家，揭露社會主義制度的恐怖和幫助人民一起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遭受的侵略。當然這是真的。但只是從某個層面來說是真的，正是因為如此，昆德拉的小說不幸地被當成簡單的歷史——意識形態——政治小說來讀，這就是我所謂的操縱。我會對此進行解釋。

正如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樣，我們完全有道理這樣看待。不僅僅是在《玩笑》里，而且在《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中，甚至在《好笑的愛》的某些故事裡，我們都可以讀到一幅完整而生動的畫面——因為這幅畫面是通過我所謂的私人史詩的方式來表達的，它顯得尤其生動，——展現了捷克三十年代以及隨之而來的布拉格之春時代政治背景的畫面。路德維克的「潰敗」在某種意義上標誌着整整一代人，整整一個民族的幻滅，他們曾經相信過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事變」，之後他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得以一笑，然後又再一次地沉默。從這個角度來說，昆德拉小說的確可以算是對斯大林主義最尖酸的揭露之一，小說無情地拆解了種種機制，將這個巨大的騙局昭示天下。

但為什麼就此停止了呢？必須繼續，必須走得更遠，這樣我們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說昆德拉的確用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捷克的歷史和政治，當然，這是因為他曾經親眼看到過這一切，他甚至被卷進去過，成為其中的受害者，成為反對派，但這更是因為從某個時刻開始（或者說從某個思想點開始），他激進地轉變了，脫離了絕對的方式，有點像《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維克一樣，只有不再徹底地相信這種絕對的方式才能真正開始自己的生活。但我們通常把昆德拉當成一個政治作家（這是異端派的共同命運），把他的小說當成支持杜布切克政權的遊行來看，當成反社會主義，反捷克共產黨的遊行，但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這本書所拒絕的，是所有的政治（不僅僅是右派或左派的政治體制），是政治現實本身。這裡的「政治顛覆」是徹底的，它不僅僅針對這種或那種政治現實，而是政治概念本身，是偶像（就像瓦雷里說的那樣，昆德拉在不止一個角度與他十分相像）政治。昆德拉之所以這樣看待歷史和政治，實際上，是因為他並沒有用嚴肅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和政治，而是退後一步來看，這一步的後退與科學「客觀性」或者「歷史客觀性」毫無關係，也與反對派戰士那種分析性（這些都是單純的戰術性後退）無涉，因為這是絕對的後退，無條件的後退，是無信仰的後退——與他人不同，——對於這樣的後退，我們無法回頭。「如果歷史在開玩笑呢？」路德維克自問道。這個問題，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任何一個政治家（哪怕是反對派的政治家）都不會提出來（因為這個問題會消弭他們存在的必要性），這個問題自身就已經包含了答案。正是通過這個啟發昆德拉，並且給了他清晰思路的問題，昆德拉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與雅洛斯拉夫·哈謝克[28]（這是個不為我們所知的偉人）在四十年前所寫的作品相當——或者說延續。就像昆德拉的小說展現了當代社會一樣，哈謝克的作品展現了奧匈時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實面貌，用一種激進的方式揭開神秘的面紗，這是只有文學才能做到的，只有文學可以在政治和歷史前發出這樣的笑聲，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它們剝光，也就是說將它們削減到無，這不是一種逃避，而是深入，從根本上停止它們的運轉，揭露它們的恐怖，而且，除了它們身上所披的不合常理的振振有詞的外衣外，它們別無辯解，因此它們在這揭露中就顯得更加無恥。換句話說，如果說昆德拉的小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完全忠於當代歷史的素描，那正是因為他的小說將歷史，所有意義上的歷史僅僅當作單純的歷史來看待：是一個潛意識的故事，一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可同時又是不值一提的悲喜劇，一個只可能被文學泄氣的氣球。

[28] Jaroslav Hašek（1883-1923），捷克作家，著有《好兵帥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