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過去之章（一）：加賀恭一郎的記錄 · 1 線上閱讀
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職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學時間，返家的學生自校門口蜂擁而出。操場上，一名看似田徑隊員的男子正用鐵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總務處的窗口，報上姓名，表明自己想與熟識野野口的老師談談。女職員與上司商量後，站了起來，去了教務處。她去的時間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際，我猛然想起學校就是這樣的地方。等了大約二十分鐘，終於有人領我到會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長和教語文的男老師藤原接待了我。校長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師不小心說錯話，想親自盯着他。
我首先詢問他們，知不知道日高邦彥被殺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們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連串衝突而萌生殺機。看來他們好像反倒從我這裡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當我問到，對於野野口代人寫作一事，他們有何看法時，藤原老師有點遲疑地說：「我知道他在寫小說，也曾在兒童雜誌上讀過他的作品。但我做夢都沒想到，他竟然會是別人的影子作家，還是那位暢銷作家的……」
「你親眼見過野野口寫小說嗎？」
「沒有。他在學校里還得教書，我想他應該都是回家後或趁假日寫的。」
「由此可見，野野口的教學工作還挺輕鬆？」
「不，他的工作並不特別輕鬆。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別是從去年秋天以來，舉凡與學校活動相關的雜務，他都巧妙地避開。他得的是什麼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體不好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計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這樣抽出時間，幫日高邦彥寫小說——這真是太令我驚訝了。」
「你說他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特別早回家，是嗎？對此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記錄？」
「這個嘛，我們不打卡，但我很確定是從去年秋天開始的。我們語文老師每兩個星期都會開一次例會，他連那個都不參加了。」
「他之前沒有類似的行為嗎？」
「他那個人對工作是不怎麼熱誠，但之前倒都參加。」
之後，我又問，對於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靜，讓人猜不透心裡在想些什麼，總是一臉茫然地望着窗外。不過現在想起來，他應該也很痛苦。我覺得他本性不壞，受到那樣的對待，一時衝動做出無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日高邦彥的小說我也喜歡，還讀過幾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寫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們道謝後，離開了學校。
從學校回來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進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問櫃檯小姐，這一年來有沒有這樣的客人來過這裡。
她回答說好像見過，但記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見了日高理惠。大約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於橫濱的公寓。當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憂鬱。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為不想再與案件牽扯不清。儘管如此，她還是答應和我見面，也許因為我不是媒體而是警察。她住的公寓附近有個購物中心，我們約在裡頭的咖啡廳碰面。她顧忌媒體，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裡。
咖啡店隔壁的時裝店正在打折促銷，從外面看不見店裡顧客的臉，而恰如其分的吵鬧聲也正好適合講一些不願被別人聽到的話。我們往最裡面的那張桌子走去。
我先問她近況，她露出了苦笑。
「老樣子，每天過着不怎麼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復平靜。」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總要亂上很久。」
這些話對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搖了搖頭，語氣嚴厲地滔滔說道：「在這樁刑事案件里，我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麼看待我們的？他們把它當成演藝圈的八卦緋聞，甚至有人說我們才是錯的一方。」
對此我無法否認。確實，不管是電視的談話節目，還是周刊的報道，大家更感興趣的，不是日高被殺的事實，而是他盜用友人作品的新聞。再加上這其中還牽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讓平常與文壇毫不相關的影視記者，也興致勃勃地摻和進來。
「不要去管媒體的報道，對你會更好。」
「當然，我會試着不理，否則，遲早會瘋掉。可是，討厭的又不只是媒體。」
「還有什麼？」
「可多着呢，令人討厭的電話和信件來了一大堆，真不曉得他們是怎麼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體報道，知道我已經不住在夫家了。」
應該是這樣。
「這些事你和警察說了嗎？」
「全說了。但這種事警察也未必解決得了，不是嗎？」
正如她所言，不過，我也不能就此當成沒這回事。
「電話和信件的內容都以什麼居多？」
「什麼樣的都有。比如要我歸還至今為止的版稅，說什麼枉費他們的支持；也有人把信連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紙箱寄過來。寫信要求我們退回文學獎的也很多。」
「哦。」
據我推斷，這些存心攻擊的人應該都是日高邦彥的書迷，真正的文學愛好者恐怕很少。不，說不定這其中大部分人從頭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彥這個名字。這種人淨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還一天到晚注意哪裡有這樣的機會，至於對象是誰，他們根本不在乎。
聽到我這麼分析，日高理惠也深表認同地點了點頭。
「諷刺的是，外子的書竟意外地賣得很好，這也算是種偷窺的樂趣吧。」
「這世上本來就有千百種人。」
日高邦彥的書賣得好，這我也知道。不過，現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庫存的部分，出版社那邊好像還沒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我想起反對我的影子作家說法的編輯，他們應該也打算再觀望一陣子。
「對了，連野野口的親戚也跟我聯絡了。」
她好像渾不以為意，我聽了卻驚訝極了。
「野野口的親戚？都說些什麼？」
「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歸還，他們認為對於以野野口作品為草稿的那些書，他們至少有權索取原創費，我記得是他舅舅作為代表來談的。」
推舅舅為代表，也許是因為野野口沒有兄弟，父母又都已過世。他們竟然提出利益歸還的要求，我非常震驚，這世上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那你怎麼回答他們？」
「我說等和律師談過以後再作回復。」
「這樣做是正確的。」
「說老實話，我心裡在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明明我們是被害者，還被案犯的親戚勒索金錢，真是聽都沒聽過。」
「這個案例是奇怪了點，雖然我對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但我想應該沒有支付的必要。」
「嗯，我也這樣想，可這不是錢的問題。我不甘心的，是在世人口中，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罪有應得。連那個自稱野野口舅舅的人，也一點歉意都沒有。」
日高理惠咬着下唇，顯現出個性中好強的一面，看來憤怒戰勝了哀傷。我放心多了。如果她在這個地方哭起來可就麻煩了。
「之前我好像也跟你提過，我絕不相信外子會剽竊他人的作品，因為每次他講起新作的時候，眼裡總是閃爍着如孩童般的興奮光芒。那讓我覺得，能夠按照自己的心意創作故事，真的讓他很快樂。」
對於日高理惠的說辭，我只是點了點頭。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然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卻辦不到。她大概讀出了我的心思，並沒有繼續說下去，轉而問我有什麼事。
我從上衣的內袋裡拿出一份資料，放到桌上。「可否請你先看看這個？」
「這是什麼？」
「野野口修的手記。」
日高理惠明顯表現出不悅的神情。「我不想看。裡面只是洋洋灑灑地寫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負他的，對吧？大致內容我通過報紙已經知道了。」
「你說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後所寫的自白書吧？這個手記和那個不同。你也知道，野野口在犯案之後，為了掩人耳目，特地寫了與事實不符的記錄，這就是那記錄的副本。」
她好像明白了，不過臉上厭惡的表情依然沒變。
「哦？那我讀這與事實不符的東西又有什麼意義呢？」
「請別這樣說，總之你先看看好不好？頁數不太多，我想應該很快就可以讀完。」
「現在？在這裡？」
「拜託你了。」
她一定覺得我的話很奇怪，但她沒再問任何問題，伸手把資料拿了過去。
十五分鐘後，她抬起了頭。
「我看完了，然後呢？」
「有關這份手記里不實記述的部分，野野口親口承認的有兩點。首先，描寫和日高邦彥對話的地方，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和睦，他們的應對可說十分兇險。」
「好像是這樣。」
「其次，之前也曾向你求證過，野野口走出你家時的情況。事實上，你只送他到玄關，他卻在這裡寫道，你一直送到大門外。」
「沒錯。」
「還有沒有別的？在你的記憶里，有沒有哪個細節跟手記的描述有很明顯的差異？」
「你說別的……」
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目光停在複印的手記上，接着不太確定地搖了搖頭。「沒特別不同的。」
「那麼，那天野野口說過的話、做過的動作，有沒有哪一點在這裡沒有提到？不管是多細微的事都可以。比如，這中間他有沒有去上過廁所？」
「我不太記得了，不過那天野野口先生應該沒去過廁所。」
「電話呢？他有沒有打電話出去？」
「這個……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間打的，我就不知道了。」
日高理惠好像已經不太記得那天發生的事了。這也難怪，野野口登門造訪的那一刻，她根本不知道那天對她而言將會是特別的日子。
我正想放棄，她突然抬起了臉。
「啊，倒是有一件事。」
「什麼？」
「恐怕完全不相干呢。」
「沒關係。」
「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時候，給了我一瓶香檳當禮物。這件事，手記里沒有寫。」
「香檳？你確定是那天嗎？」
「絕對沒錯。」
「你說他回去的時候給的，詳細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
「藤尾美彌子來了之後，野野口就從我先生的工作室出來。那時他跟我說，他只顧着和日高講話，把禮物的事忘了，事實上他買了香檳過來。他從紙袋中把酒拿了出來，還告訴我，這個可以留到今晚在酒店裡喝。我不客氣地接受了。」
「那瓶香檳後來怎樣了？」
「我把它放在酒店房間的冰箱裡。事情發生後，酒店曾打電話過來，我告訴他們，自行處理掉就可以了。」
「你沒有喝？」
「是的。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結束後來到酒店，再一起慢慢享用，便先冰了起來。」
「之前曾有過這樣的事嗎？不一定是香檳，野野口經常拿酒作為禮物？」
「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就我記憶所及，這是第一次，大概是因為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關係。」
「哦。」
野野口自己在自白書上寫道，第一次造訪日高家時帶了威士忌，那時的事日高理惠當然不知道了。
我繼續問道，還有沒有其他事情在手記里沒有記載？日高理惠很認真地思索一番，說想不出還有其他的。接着，她反問我，為何到現在還在查這種事情？
「一樁案件要結案得經過很多繁雜的手續，確認作業也是其中之一。」對於我的說明，她好像完全信服。
和她分別之後，我馬上打電話給事發當晚日高夫婦下榻的酒店，詢問有關香檳的事。雖然花了一點時間，但終於跟記得當時情形的職員聯繫上了。
「我想那是唐·培里儂的粉紅香檳，一直擺在冰箱裡。因為那種酒很貴，又沒開啟，我們便很謹慎地聯絡了物主，結果物主說要我們自行處理，我們就照辦了。」
男職員的語氣十分客氣。
我問他，後來那瓶香檳怎麼處理了，酒店職員支支吾吾一番後才承認自己把它帶回了家。
我繼續問他，是否已經喝了，他回答，兩個星期前就已喝掉，連瓶子也丟了。
「有什麼問題嗎？」他好像很擔心。
「不，沒什麼特別的。對了，那瓶香檳好喝嗎？」
「嗯，很不錯。」
那名職員聽起來好像很愉快，我掛了電話。
回家後，我把野野口潛入日高家的帶子放來看——我拜託鑑識科特別幫我複製了一卷。
反覆觀看卻一無所獲，只有無聊的畫面烙印在我的眼底。
五月十六日，下午一點過後，我來到橫田不動產株式會社的池袋事務所。這家事務所規模不大，正前方是鑲着玻璃的櫃檯，在它後面僅擺着兩張鐵製的辦公桌。
當我進去的時候，只有藤尾美彌子一個人在裡面處理公事，其他職員好像出去了。因此我沒有約她到外面談，直接隔着櫃檯聊了起來。在旁人看來，大概很像某個形跡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
我稍微寒暄了幾句，就馬上進入問題的核心。
「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書嗎？」
藤尾美彌子神情緊張地點了點頭：「大概的內容我在報紙上讀過了。」
「你覺得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總之很驚訝就是了，沒想到那本《禁獵地》是他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