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第三章 線上閱讀

「這簡直是變戲法變出來的麵包。」此後的一個星期里,每當老兩口坐下來吃飯,上校都要把這句話重複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縫縫補補、拼拼湊湊的渾身解數,仿佛找到了一種在一無所有的狀況下維持生計的訣竅。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幾天。潮濕轉成悶熱。沐浴在古銅色的陽光下,妻子完全緩過勁兒來了。她用了三個下午精心梳洗頭髮。「大彌撒開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對她說,當時她正用一把寬齒梳把滿頭長長的青絲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裡,膝上搭了條白單子,用篦子把犯病以來頭上生的虱子篦了下來。最後,她用薰衣草泡水把頭髮洗了一遍,晾乾後盤成兩圈挽在腦後,然後用壓發梳別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連幾個鐘頭睡不着覺,為公雞的命運擔憂。星期三,小伙子們把它稱了稱,發現它狀況良好。

當天下午,阿古斯丁的夥伴們興高采烈,料定這隻公雞必勝,當他們一邊打着如意算盤一邊離去時,上校也覺得心情舒暢。妻子給他理了個發。「你讓我年輕了二十歲。」他摸了摸頭說。妻子也覺得丈夫說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連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說。

可是,她這股樂觀勁兒只持續了幾個鐘頭。家裡除去掛鍾和那幅畫以外,再沒什麼可賣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經一貧如洗。妻子對眼下的處境顯得憂心忡忡。

「別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來了。」

第二天,上校在醫生的診所門口等汽船。

「飛機這東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郵包說,「人家說它一晚上就能飛到歐洲。」

「確實如此。」醫生說,用一份畫報當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後準備上船的人群中發現了郵電局長。局長第一個跳上船,從船長手裡接過一個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後又上到艙頂,郵袋就拴在兩隻汽油桶中間。

「可它也不是沒有危險。」上校說,他突然看不見局長了,幸好隨即又在賣冷飲的小車上那些花花綠綠的瓶子中間找到了他,「人類的進步可不是一點代價不付的。」

「現在坐飛機比坐船還保險,」醫生說,「兩萬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風暴也吹不着它。」

「兩萬英尺!」上校茫然地重複了一句,他搞不清這個數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醫生更來勁兒了,他用雙手把那份畫報展平,並使它一動也不動。

「平穩極了。」他說。

可上校正一心掛在郵電局長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乾了泛着粉紅色泡沫的冷飲,右手提着那個郵袋。

「而且,在海上,還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飛機保持聯繫,」醫生接着說,「有這麼周到的防備,真比輪船還穩當。」

上校看了他一眼。

「當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樣平穩。」

局長徑直朝他們走來。上校懷着難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後一步,試圖看清那個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長打開郵袋,取出一卷報紙交給醫生,然後才撕開裝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數,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醫生打開了報紙。

「還在登蘇伊士運河的問題,」他看了看大標題說,「西方丟了地盤。」

上校沒去看那些標題。他正在全力對付自己那發脹的胃。「自從實行新聞審查以來,報紙上就只談歐洲了,」他說,「最好歐洲人都到我們這裡來,我們都到歐洲去。這樣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國家在發生些什麼事了。」

「在歐洲人眼裡,南美洲就是一個隨身帶着吉他和左輪手槍的小鬍子男人,」醫生邊看報邊笑着說,「這裡的問題他們完全不懂。」

局長把醫生的信遞給他,其餘的都塞進郵袋,又把袋子紮緊了。醫生正打算看那兩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後望向局長。

「沒有上校的信嗎?」

上校心驚膽戰。局長把郵袋往肩頭一搭,走下人行道,頭也不回地答道:

「沒有人寫信給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習慣,去了裁縫鋪喝咖啡,阿古斯丁的夥伴們正在看報。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這裡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兩手空空地回去見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縫鋪打烊的時候,他不得不面對現實了。妻子在等着他。

「沒有信?」妻子問道。

「沒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時又和往常一樣沒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們等夠了,」這天晚上妻子對他說,「像你這樣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卻上吊床去看報了。

「得等着挨個來嘛,」他說,「我們是一千八百二十三號。」

「可是從開始等到現在,這個號在彩票上都出現兩回了。」妻子反駁道。

上校照例把報紙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連廣告也不放過。但是這一回,他的精神怎麼也集中不起來。他眼睛看着報紙,心裡想的卻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國會通過了那條法令,自那以後他為申請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後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記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就是那時寄來的。

宵禁號響過以後他才看完報。正準備熄燈的時候,他發現妻子還沒睡着。

「那份剪報還在嗎?」

妻子想了想。

「還在。應該是和別的文件放在一起了。」

她鑽出蚊帳,從衣櫃裡取出一隻木盒,裡面放着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着根橡皮筋。她找見了那則啟事,一家律師事務所承諾會很快辦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說換個律師了,要那樣咱們早花上錢了,」妻子說着把剪報遞給丈夫,「我可不願意像印第安人那樣,死了之後再把錢帶到棺材裡去。」

上校看了看那張兩年前的剪報,把它放進了掛在門後的襯衣口袋裡。

「糟糕的是,換律師得花錢哪!」

「用不着,」妻子斬釘截鐵地說,「你寫個字據給他們,就說等退伍金髮下來,一切開銷都從那筆錢里扣。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上心。」

就這樣,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訪他的律師。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個身材魁梧的黑人,整個上牙床就只剩下兩顆犬齒了。他把腳伸進一雙木底拖鞋,打開了辦公室里一架自動鋼琴上方的窗戶。鋼琴上落滿灰塵,放打孔紙帶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貼有《官報》剪報的舊賬簿,以及一套雜亂無章的財會簡報。鋼琴沒了琴鍵,便充當了寫字桌。上校在透露他來訪的本意前,先表達了一番自己的擔心。

「我早就對您講過,事情不是一兩天就辦得成的。」上校停頓時,律師插進來說道。他熱得大汗淋漓,使勁往後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廣告小冊子扇着涼。

「我的代辦人常寫信來,說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總是這一套,」上校反駁說,「這都有點像那隻閹雞的故事了。」

律師繪聲繪色地向上校描述了辦事之艱難。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顯得有點兒太擠了。「十五年前事情還好辦些,」他說,「那會兒有個由兩黨成員組成的全鎮退伍老兵協會。」他深深吸進一口熱烘烘的空氣,然後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氣就好像這句話是他剛剛發明出來的一樣:

團結就是力量。

「可在這件事上一點兒力量也沒有,」上校說,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孤立無援,「我的老戰友們都在等待信件的過程中死去了。」

律師無動於衷。

「法令通過得太晚了,」他說,「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麼走運,二十歲就當了上校。此外,當時又有一筆專款沒有算進去,這麼一來,政府就不得不調整預算了。」

還是那一套老生常談,每次聽他這樣說,上校就打心眼兒里反感。「這不是施捨,」他說,「不是他們對我們的恩賜。我們這些人當年為拯救共和國是立過汗馬功勞的。」律師把雙手一攤。

「沒錯,上校,」律師說,「可人們總是忘恩負義。」

這樣的話上校也聽得耳熟了。在簽訂尼蘭迪亞協定的第二天,政府答應給兩百名革命軍軍官發放遣散費和補償金的時候,他就已經聽到這句話了。當時,有一營革命軍在尼蘭迪亞高大的木棉樹下紮營,營中大都是些從學校跑出來的小青年。他們在那裡空等了三個月,後來各自想辦法回了家,可在家裡還是等。快六十年過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動而大變。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撐在大腿骨上,低聲說:

「那我就要作決定了。」

律師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換律師。」

幾隻黃毛小鴨跟在一隻母鴨身後鑽進了辦公室,律師站起身往外攆它們。「遵命,上校。」他一面轟鴨子一面說,「一切從命。我要是能創造出奇蹟來,就不至於住在這個窩裡了。」他用一個木柵欄擋住院門,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兒子幹了一輩子的活,」上校說道,「我的房子也已經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師們的終身補助。」

「對我可不是,」律師反駁道,「在我這兒,每一分錢都花在辦手續上了。」

上校自覺失言,心中不安起來。

「我剛才也就是這個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襯衣袖子擦了擦額角的汗珠,「天太熱了,連腦子裡的螺絲都生鏽了。」

過了一會兒,律師就開始在辦公室里翻箱倒櫃地找上校的那份委託書。陽光朝這間陳設簡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動。各處都找遍了之後,律師趴在地上,氣喘吁吁地從自動鋼琴底下掏出一捲紙來。

「在這兒呢!」

他把一張蓋有印章的紙交給上校。「我還得給我的代辦人寫封信,讓他們註銷那邊的副本。」他不說話了。上校撣了撣紙上的灰塵,把它塞進了襯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師說。

「不,」上校答道,「這是我二十年的紀念品。」他還在等律師繼續找下去,可律師卻停下來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從那裡透過閃閃發光的空氣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說道。

「什麼文件?」

「申請證明啊!」

律師雙手一攤。

「這我可辦不到,上校。」

上校警覺起來。他擔任革命軍馬孔多軍區司庫時,曾牽着一頭騾子,馱了滿滿兩箱軍款,艱苦跋涉了六天,最後硬是在協定簽署前半小時,拖着那頭餓得半死不活的騾子趕到了尼蘭迪亞兵營。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當時革命軍大西洋沿岸的總軍需官——給他開了張收據,把那兩箱錢列入了投降上繳的物資清單。

「那些文件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上校說,「那裡頭有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親筆寫的一張收據。」

「這我同意,」律師說,「可那些文件經由成千上萬間辦公室的成千上萬雙手,早已轉到國防部鬼知道哪個部門去了!」

「對這樣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員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過去。」上校說道。

「可最近這十五年來,官員已經換了好幾茬了,」律師又說道,「總統換過七任,每位任內至少改組過十次內閣,而每位部長又至少撤換過一百次屬員,您想想這個情況。」

「可誰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帶回家去,」上校說,「每任新官總會在老地方看見它們的。」

律師惱了。

「再說,如果現在把這些文件從部里取出來,就得等下一輪重新登記了。」

「那沒關係。」上校說。

「也許得等上幾百年。」

「不要緊,這麼長時間都等過來了,還在乎這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