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時辰:第七章 · 一 線上閱讀

軍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樣又被抬了出來。上午十點鐘,在檯球廳對面擂起軍鼓。鼓聲驚動了全鎮居民,大家連忙側耳細聽。直到最後咚咚咚連敲三下,鼓聲戛然而止。愁雲又籠罩在小鎮上。

「死神!」蒙鐵爾寡婦看到人們打開門窗,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場,大聲喊道,「死神來了!」

她定了定神,拉開陽台上的帘子,只見人群圍在一個準備宣讀告示的警察周圍。廣場上鴉雀無聲,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門。蒙鐵爾寡婦用手攏住耳朵仔細聽,半天只聽明白了兩個字。

家裡也沒人給她講一講。按照官方的慣例,告示宣讀完畢,新秩序就算建立起來了。她問誰,誰都說沒聽清楚。廚娘看見她面色蒼白,嚇了一跳。

「告示都說些什麼?」

「我正在打聽呢,誰都說不知道。事情是明擺着的,」寡婦說,「自開天闢地以來,好事從來不上告示。」

於是,廚娘到大街上去打聽,回來以後把詳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從當天晚上起恢復宵禁,什麼時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從晚八點到第二天凌晨五點,任何人沒有鎮長簽名蓋章的通行證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麼人,連喊三聲「站住」,不站住可以開槍。鎮長親自挑選老百姓參加巡邏隊,以配合警方夜間值勤。

蒙鐵爾寡婦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問為什麼要這樣做。

「告示上沒有寫,」廚娘答道,「可大家都說是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婦驚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鎮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爾先生,一面派人從庫房裡取出那隻釘着銅釘的皮箱,拿到她的臥室來。這種安排並非出於一時衝動,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皮箱是何塞·蒙鐵爾去世前一年出遠門(他一生當中就外出旅行過這麼一次)時買的。蒙鐵爾寡婦從衣櫃裡拿出幾件衣服、內衣和幾雙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東西,一面想,那種夢寐以求的寧靜生活該有多麼安適。她要遠離這個鎮子,離開這個家,找一間有壁爐和花壇的房子住。在那裡種點牛至草,她可以盡情地懷念何塞·蒙鐵爾,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禮拜一下午收到女兒們的來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針線裝在皮匣子裡,把念珠和經書裝進鞋盒。就這樣,她已經擔心所帶的東西是不是超過了上帝的允許。最後,她把聖拉法埃爾的石膏像塞進一隻襪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間,把箱子鎖上。

卡米查埃爾先生走進屋門,看見她穿戴得十分簡樸。這一天,卡米查埃爾先生沒有帶雨傘。這仿佛是一種預兆,但寡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她從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鑰匙,每把鑰匙上都拴着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小紙簽,標明是開哪個門的。她把鑰匙交給卡米查埃爾先生說:

「我把何塞·蒙鐵爾這份罪孽深重的家當全都交給您。您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長期以來,卡米查埃爾先生一直擔心早晚會有這麼一天。

「這就是說,」他試探着,「您想到別處去,過了這陣子再回來。」

寡婦用平靜而果斷的聲音說:

「我永遠不回來了。」

卡米查埃爾先生沒有露出慌張的神色,他向寡婦分析了一下情況。何塞·蒙鐵爾的遺產還沒有清點完,許多以不同方式獲得的財產還沒有來得及辦手續,其合法地位尚不確定。不把這部分混亂的財產——何塞·蒙鐵爾去世前幾年連個大概的數也沒有——清理完,就無法解決繼承問題。寡婦在德國當領事的大兒子和那兩位留戀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兒必須回來一趟,商定他們應該享受什麼權利,不然就得請代理人來代辦。在這以前,什麼也不能變賣。

兩年前,卡米查埃爾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陣似的手續,兩年來蒙鐵爾寡婦一直陷在陣里走不出來。但這一次卻未能打動她。

「沒關係,」她固執地說,「我的孩子在歐洲過得很幸福。正像他們說的,在這個野蠻的國度里什麼也幹不成。卡米查埃爾先生,要不您把這所房子裡所有的東西捆成一卷,扔到豬圈餵豬算了。」

卡米查埃爾先生沒有頂撞她。他說,要出遠門還得準備準備,說完就出門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奧拉,你的愛國主義究竟是什麼玩意兒,讓我們見識見識吧!」

鎮長還沒有走進理髮館的大門,理髮師和在裡面聊天的幾個人就聽出是他來了。「還有你們倆,」鎮長指着兩個年輕人說,「你們不是整天想着要槍嗎,今天晚上就發給你們。看看你們會不會忘恩負義,掉過槍口來打我們。」聽上去,鎮長說話的口吻還是挺和氣的。

「還是給把掃帚吧,」理髮師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掃帚比什麼槍都頂用。」

理髮師正在給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門的顧客刮後脖梗,連看也沒看鎮長一眼。鎮長說的話,他壓根兒沒當真。直到鎮長查問這些人里誰是預備役軍人,誰會打槍,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選中了。

「真的讓我們去擺弄這玩意兒嗎,中尉?」他問。

「啊,他媽的,」鎮長回答說,「你們整天嘀嘀咕咕地說要槍,現在給槍了,你們又不信。」

鎮長站在理髮師身後,從鏡子裡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說正經的,」他改變了口氣,下命令說,「今天下午六點鐘,一級預備役軍人到警察局報到。」在鏡子裡,理髮師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髮師問。

「那就到監獄裡去治。」鎮長答道。

檯球廳的留聲機又在放一支傷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調。屋裡空無一人,幾張桌子上還擺着沒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現在可倒好,」堂羅克看見鎮長走進來說,「什麼都完了。七點鐘一定得關門。」

鎮長一直走到檯球廳的裡邊,賭牌的幾張桌子也空着。他打開廁所門,又看了看庫房,然後回到櫃檯。走過球檯時,他突然把台布掀起來,說:

「好了,別裝蒜了。」

兩個青年人從台子底下鑽出來,撣了撣褲子上的塵土。一個人面色蒼白,另外那個年輕一點的,滿臉通紅,一直紅到耳朵根。鎮長輕輕把他們推到門口的桌子旁邊。

「看起來,你們已經知道了,」鎮長對他們說,「下午六點鐘,到警察局報到。」

堂羅克站在櫃檯後面沒出來。

「這麼幹,」他說,「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兩三天吧。」鎮長說。

電影院老闆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鎮長。「怎麼又來了這麼一招啊。」他大聲嚷道,「敲十二下鍾就夠嗆了,現在怎麼又吹起號來了。」鎮長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揚長而去。

「我要把電影院沒收。」他說。

「不行,」老闆頂撞道,「電影院不是公共事業。」

「在宵禁狀態下,」鎮長說,「電影院也可以被宣布為公共事業。」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並作兩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樓梯。上了二樓,他伸開兩臂,又笑了起來。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來了?」

馬戲團老闆躺在一把摺疊椅上悠悠自得,活像東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隻水手煙斗,像在自己家裡一樣,示意鎮長坐下。

「咱們來談談生意吧,中尉。」

鎮長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對面。老闆那隻戴着五光十色的寶石的手托着煙斗,做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手勢。

「可不可以開誠布公地談談?」

鎮長揮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自從看見您刮臉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為人了,」老闆說,「這麼說吧,我這個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這次宵禁對您來說……」

鎮長打量着他,臉上露出了尋開心的神態。

「……可是對我來說,我花了錢安好場子,還要養活十七個人、九頭馴獸,這簡直是一場災難。」

「那又怎麼樣呢?」

「我提議,」老闆說,「十一點開始宵禁,夜場的進項咱倆平分。」

鎮長滿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沒有挪動一下。

「想必您已經在鎮上打聽過了,」他說,「有人告訴您,說我是強盜。這種事,用不着費多大勁兒就能打聽到。」

「我說的是正經的生意。」老闆抗議說。

老闆沒有留神,不知什麼時候鎮長拉下了臉。

「禮拜一再說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說。

「到禮拜一,我肚子都得餓癟了,」老闆頂撞道,「我們是窮人哪。」

鎮長輕輕地拍拍馬戲團老闆的後背,把他推到樓梯口。「別跟我叫苦了,」他說,「這種事我清楚。」兩人站在樓梯前,鎮長用安慰的口吻說: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這兒來一趟。」

老闆想轉過身去,但背上那隻手使勁扳住他。

「當然可以,」老闆說,「咱先不談這個事。」

「叫她來,」鎮長堅持道,「有事明天再談。」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開紗門,但是沒有走進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氣,大聲道:

「窗戶,諾拉。」

諾拉·德哈科夫是個中年婦女,身材高大,頭髮剪得像個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間裡,對着電風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來吃午飯。聽到喊聲,她吃力地站起身來,打開臨街的四扇窗戶。一股熱氣沖了進來。屋裡的地面上墁着花磚,每塊磚上都畫着一隻模樣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間的裝飾給人一種愈窮愈講究的印象。

「大家議論的事是真的嗎?」她問。

「議論的事多着呢。」

「比如蒙鐵爾寡婦,」諾拉·德哈科夫進一步說,「人們都說她又瘋了。」

「依我看,她早就瘋了。」本哈民先生說,隨後又沒好氣地加上一句:「是這麼回事,今天上午,她要從陽台上跳樓自殺。」

飯桌的兩頭各擺一份餐具,從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這是上帝降罪啊。」諾拉·德哈科夫說着拍了拍手,叫用人上菜。她把電風扇挪到餐廳里。

「從今天上午起,她家裡滿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說。

「這倒是個好機會,可以從內里看看這個老太婆。」諾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個頭上扎着紅鍛帶髮結的黑人小姑娘把熱湯端到桌上。餐廳里頓時瀰漫着一股雞肉的香味,屋裡熱得令人難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掖進衣領說:「祝你健康。」他拿起勺子想喝口熱湯。

「吹一吹,傻瓜,」諾拉·德哈科夫不耐煩地說,「還不把上衣脫掉。你這種不開窗戶不進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熱死了。」

「現在更得讓窗子大敞四開了,」他說,「免得人家說,從大街上看不見我在你家裡幹些什麼。」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諾拉·德哈科夫看見他露出了像火漆一樣鮮紅的牙床。「別出洋相了,」她喊起來,「人家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不在乎。」熱湯可以喝了。他們一邊喝湯一邊斷斷續續地拉家常。

「我倒是擔心人家議論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歲的女兒。自從上中學以後,莫尼卡還沒回來度過假。「至於我,議論來議論去無非是那些人們早就知道的事。」

這一回,本哈民先生沒有像往常那樣向她投去不贊同的目光。他們默默地喝着湯,兩個人之間隔着一張兩米長的桌子,這是他規定的最短距離,特別是在公開場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本哈民先生給她寫過幾封長長的情書,她也總是熱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農村野營,奈斯托爾·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諾拉的頭髮,把她拽到院子的一個角落裡說:「你要不和我結婚,我就斃了你。」毫無商量的餘地。假期一完,他們結了婚,十年後又分居了。

「說來說去,」本哈民先生說,「還是別關上門,免得讓人家胡亂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來說:「我走了,米娜該等急了。」走到門口,他戴上帽子,高聲說道:

「這屋裡像着了火一樣。」

「我不是一直這麼說嘛!」她說。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後一個窗子口,轉過身來向她表示祝福。諾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辭走了,把電風扇拿進臥室,關上門,脫光衣服,然後,和每天午飯後一樣,走進浴室,坐在抽水馬桶上獨自一人想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