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敗葉:第六章 線上閱讀

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點。一到七點鐘，他就來到廚房，上身穿一件沒有領子的襯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頸，黑乎乎、皺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彎，沾滿油污的褲子高抵前胸，外面繫着腰帶，比實際的褲腰低一大截子。你會感覺他的褲子隨時要掉下去似的，因為沒有一個結實的身體來支撐它。他倒是沒見瘦，但臉上看不到剛來那年的軍人的桀驁之氣了，現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憊，不知道自己一分鐘以後會怎樣，也沒有心思盤算這些。七點鐘一過，他喝完咖啡，無精打采地跟大家應酬幾句，就回到房間裡去了。

他在我們家住了四年了。作為醫生，他的認真勁兒在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魯、放蕩不羈，周圍的人都覺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來鎮上只有他這麼一個大夫。後來，香蕉公司來到馬孔多，並且開始鋪設鐵路。打那以後，小屋裡的椅子就顯得多餘了，因為香蕉公司開辦了職工醫院，四年來找他瞧病的人都不來了。他眼瞅着「枯枝敗葉」踩出了新路，但是沒有吭氣。他依然敞開臨街的大門，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們熙來攘往，可就是沒有人登門求醫。於是，他上好門閂，買了張吊床，往房間裡一躲，不再出來了。

那時候，梅梅每天早上給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牆角一丟。禮拜六梅梅打掃臥室的時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誰要是看見大夫的那副神情，一準會想：要是哪個禮拜六梅梅不來打掃，這間屋子變成了垃圾堆，對他來說也是無所謂的。

現在他什麼也不干，幾小時幾小時地躺在吊床上，晃來晃去。從半掩的門望進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間裡影影綽綽地看見他，乾巴巴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頭髮亂蓬蓬的，那雙冷酷無情的黃眼珠里顯出一種病態，他分明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敗仗。

他住在我們家的頭幾年裡，阿黛萊達表面上若無其事，或者說是無可奈何，或者說實際上是遷就我的意思，讓他留在這裡。後來，診所關門了，大夫只在吃飯的時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間，坐在桌邊，總是那麼沉默寡言，悶悶不樂。這時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說：「養着這麼個人簡直是造孽，供養他就好比是供養魔鬼。」而我呢，總是袒護他。這是出於一種混雜着憐憫、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現在怎麼說，當時的心情里確實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執地說：「還是得養活他。他在世上無親無故，需要大家體諒他。」

過了不久，鐵路通車了，馬孔多變成了一個繁華的集鎮，來了不少陌生人，蓋了一家電影院和許多娛樂場所。那一陣子，人人都有活兒干，唯獨他閒着沒事。他還是把自己幽閉在房間裡，躲着旁人，吃早飯的時候，踽踽獨行到飯廳，說起話來還是那麼坦然自若，甚至對小鎮的光輝前景也覺得蠻不錯的。一天早上，我頭一次聽他講了這樣一句話：「等咱們習慣了這些『枯枝敗葉』，一切就會過去的。」

過了幾個月，人們時常看到他在黃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髮館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別人在理髮館門口聚成一堆兒一堆兒地聊閒天，旁邊撂着活動梳妝檯，或是高腳凳子，這些是理髮匠搬到大街上來，讓顧客享受享受傍晚的涼爽天氣的。

公司的醫生實際上已經剝奪了他的謀生手段，可他們還是不肯善罷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馬孔多已經沒有一個病人記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門了。這時候，香蕉公司的一位醫生向鎮長建議，要求全鎮的專業人士來一次登記註冊。禮拜一，在廣場四角貼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認為與己無關。還是我找他談，告訴他最好去辦個手續。他平心靜氣、無動於衷地回答我說：「我不去，上校。這種事我再也不幹了。」我壓根兒不知道他有沒有合法的行醫執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測的那樣是個法國人，也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從來沒聽他提過一個字。過了幾個禮拜，鎮長和鎮長秘書來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證件，登記他的行醫執照。他索性連房門也不出。直到這一天——他在我們家住了五年，和我們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們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呢。

自從我在教堂里看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藥店和她談心之後，我開始注意到我們家那間關得嚴嚴實實的臨街小屋。十七歲的人了（當時我剛滿十七歲），這點事還是能夠注意到的。後來我才知道是繼母上的鎖，而且不許人碰房間裡的東西。裡面有大夫買吊床以前睡過的床鋪，還有裝藥品的小桌子。他沒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棟房子裡去，只把他在萬事亨通的那幾年積攢下來的錢拿走了（這筆錢估計少不了，他在我們家沒有什麼開銷，後來梅梅用這筆錢開了個藥鋪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種語言出版的舊報紙堆里，還有臉盆和幾件沒用的衣服。這些東西似乎都沾上了繼母說的什麼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離開我們家三年以後)。因為我記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盤算着把馬丁安置在那間屋裡。結婚以後，我也打算住進去。總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繼母閒聊的時候，我甚至提出來，現在應該把鎖拿掉，解除那道不許進入這間溫暖和煦的屋子的毫無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給我縫製嫁衣之前，誰也沒有直接和我談過大夫的事，更沒有講過那間屋子的事。屋子似乎還是大夫的，是他身體的一個碎片，只要家裡還有人記得他，他和我們家就永遠是藕斷絲連。

本來一年前我就要結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於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環境的影響，當時我對周圍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給我準備婚事的那幾個月里，我對許多事的確還是糊裡糊塗的。我記得，在跟馬丁結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個模模糊糊、若有若無的影像。也許正是因為這個，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間小屋裡，和我靠得近一些，這樣我才能感到他是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在夢幻中相識的未婚夫。可是，我沒有勇氣和繼母談這些想法。當然，最自然的莫過於直接對她說：「我要去把鎖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戶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牆。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門的過樑上插一枝蘆薈。」但是，我膽小，沒有決斷力，再說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樣一個飄飄忽忽的人。我只記得他是個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僅有的具體的東西大約就是那撇亮閃閃的小鬍子、略向左偏的腦袋和從不離身的四個紐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來到我們家，和我們一起過了一天。他先是在辦公室里和爸爸談話，話題總不離一樁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馬丁陪繼母到樹林去散步。傍晚回來的時候，他走在我身邊，離我很近。在緋紅的晚霞中，我覺得他更是虛無縹渺、似有若無。我心裡明白，我永遠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個具體的人，在他身上我永遠也不會找到某種堅實的東西。否則，一想起他我就會勇氣百倍、毫不躊躇地說：「我去給馬丁收拾一下那個房間。」

直到我們舉行婚禮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結婚了」這個想法，對我來說還是難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間為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時候認識他的。當時，我們幾個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盡情地嬉戲，這是唯一允許我們享受的娛樂活動。馬孔多有一家電影院，一架公共唱機和其他娛樂場所。可是，爸爸和繼母都反對我這種歲數的姑娘到那裡去玩。他們說：「那是給『枯枝敗葉』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氣炎熱。繼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緝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覺。我們做着半截活兒，他拖着一雙木屐走過去，用臉盆倒涼水沖腦袋。晚上，氣候涼爽，天空邈遠，整個鎮上都能聽見為孩子守靈的婦女們的歌聲。

我們給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那天晚上，梅梅·奧羅斯科的聲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悅耳。她身材瘦削、乾枯、僵硬，像把掃帚，可是她唱得比誰都好聽。歌聲剛一停頓，赫諾維娃·加西亞就說：「外面坐着一個外鄉人。」大概除了蕾梅黛絲[1]·奧羅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諾維娃·加西亞又說：「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說話，而其他人都一聲不吭，聽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個紐扣的外套，挽着褲腿，露出系鬆緊帶的襪子和帶眼兒的靴子。」梅梅·奧羅斯科還在唱。我們拍起巴掌，齊聲喊道：「咱們和他成親去吧。」

[1]蕾梅黛絲暱稱梅梅。

後來，我在家裡回想起這件事的時候，總覺得這不是真的。說話的人似乎是幾個虛幻的婦女，她們在一戶死了個虛幻的孩子的人家裡唱歌、拍巴掌。

另外有幾個婦女在旁邊抽煙。她們板着臉，老在提防着什麼，兀鷲一樣的脖子朝我們伸着。我們背後還有一個女人，坐在通風的門洞裡，用一條黑色的大圍巾連腦袋一齊包了起來，等着咖啡煮沸。驀地，一個男人的聲音加入了我們的合唱。一開頭，這聲音有些慌亂，跟我們合不上拍，後來，聲音變得鏗鏘有力，在空中來回激盪，好像在教堂里唱詩一般。赫諾維娃·加西亞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抬起頭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年輕、整潔，領子漿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個紐扣扣得整整齊齊。他正在注視着我。

聽人說他十二月回來，我想那間關得嚴嚴實實的小屋子最適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語地說：「馬丁，馬丁，馬丁。」這個名字，我反覆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個一個的字母。對我來說，這個名字已經完全失去了它的本來含義。

從靈堂出來的時候，他在我眼前晃動着一隻空碗，說：「從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運氣。」在姑娘們的前簇後擁下，我朝門口走去。這時候又聽見他低沉、輕柔卻極具說服力的聲音：「請數七顆星星，准能夢見我。」走過大門時，我看到帕洛蓋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裡，臉上塗了一層米磨的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細小的木棒撐開。他死在二月，氣味還不算太大，房間裡的熱空氣中瀰漫着茉莉花和紫羅蘭的芳香。在籠罩着死者的肅穆的氣氛中，又響起那個縈迴在我耳際的聲音：「記住！請數七顆星星。」

七月，他來到我們家。他喜歡斜倚在欄杆的花盆上。他說：「想想看，我從來沒有看過您的眼睛。這是對戀愛膽怯的男人的秘密。」是啊，我的確不記得他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馬丁結成終身伴侶了。可現在都七月了，我還說不出他的眸子是什麼顏色。記得六個月以前，一個二月的中午，萬籟倶寂，只有兩條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纏繞在一起。每逢禮拜二就到這兒來的討飯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馬丁穿着扣好紐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滿面春風地說：「我能叫您每時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貼在了門後頭，在眼睛上別上了別針。」聽了這話，赫諾維娃·加西亞笑得要死，她說：「這套玩意兒都是跟那些瓜希拉人學來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經常在我們家出出進進的，和爸爸在辦公室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他跟爸爸講那件事有多麼多麼重要，究竟是什麼事我一直也沒弄清楚。現在，我結婚已經十一年了。從他出門那天——他從火車的車窗里對我說「再見」，要我在他回來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過去九年了。這九年裡，他杳無音信。爸爸幫助過馬丁安排這次一去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絕口不提他回來的事。在婚後的三年當中，我一直覺得他不如我頭兩次看到他的時候那樣具體，那樣實在。先是給帕洛蓋馬多的孩子守靈的時候，之後是三月里的一個禮拜天，我和赫諾維娃·加西亞從教堂回來，他獨自一人佇立在旅店門口，兩手插在四個紐扣的外套的側兜里。他說：「現在您得想我一輩子了，相片上的別針掉下來了。」他說話的聲音有些嘶啞、緊張，聽起來似乎確有其事。可即使真有這種事，也教人感到難以置信。赫諾維娃固執地說：「這都是瓜希拉人的破爛玩意兒。」三個月後，她就要和一個木偶劇團的導演私奔了，可當時的她板着面孔，顯得一本正經的。馬丁說：「一想到馬孔多有人懷念我，我就放心了。」赫諾維娃·加西亞瞟着他，氣得臉色都變了。她說：

「混賬東西！這件四個紐扣的外套非得爛在他身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