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敗葉:第一章 · 二 線上閱讀
二十五年前，大夫來到我們家，交給爸爸一封推薦信，誰也不知道信是從哪兒來的。隨後，他留在我們家，成天吃青草，一看見女人就瞪起那雙貪婪的狗眼，眼珠子都差一點要瞪出來。要是沒有這些事，我現在待在這間屋子裡會十分坦然。可是，這場報應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命中注定了，只不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滿三十周歲的這個該死的閏年。爸爸對我說：「你得陪我走一趟。」我還沒來得及問一問，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說：「孩子，這件事總得辦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幾個瓜希拉人出去了，回來的時候拿來一柄錘子和一盒釘子。他們把東西撂在桌上，沒去釘棺材，而是一屁股坐在剛才停屍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靜，不過，他不像是心裡沒有一點事，而是無可奈何。他的平靜是內心焦躁的人為了掩飾焦急的心情而強裝出的平靜，和棺材裡那具死屍的平靜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裡轉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東西挪來挪去。看得出來，在表面的平靜下，他的內心十分激動和焦急。
我發現屋裡有幾隻蒼蠅，忽然想到棺材裡可能也儘是蒼蠅。這個念頭折磨着我。棺材蓋還沒釘上。這種嗡嗡聲——起先我以為是鄰居家電風扇的聲音——說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蒼蠅亂撞棺材板和死人臉發出來的。我搖了搖腦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開一隻箱子，從裡面拿出幾樣東西，我沒看清是什麼。床上仿佛沒有人，只有四支雪茄的紅火頭。屋裡又悶又熱，時間停滯不動，蒼蠅嗡嗡亂叫，弄得我頭昏腦漲。我仿佛聽到有人對我說：「你也會這樣的。你也會躺在一口滿是蒼蠅的棺材裡。現在你還不到十一歲，可總有一天你也會這樣的，被人拋進一口滿是蒼蠅的木匣子裡。」我伸直兩條併攏的腿，瞧着漆黑髮亮的靴子。「鞋帶鬆了。」我心裡想，抬頭看了看媽媽。她也看看我，彎下身子來給我繫鞋帶。
從媽媽的頭上飄散出一股熱烘烘的櫃櫥里的霉味兒。聞到這股糟木味兒，我又想起了悶在棺材裡的難受勁兒。我憋得喘不過氣來，恨不得馬上離開這裡，到街上去透透氣，哪怕呼吸幾口灼熱的空氣也好。想到這兒，我使出了我的撒手鐧。媽媽正要直起腰來，我小聲地說：「媽媽！」她笑了笑，說：「啊。」我俯下身子，貼近她稜角分明、閃閃發光的臉，哆哆嗦嗦地說：「我要到後面去一趟。」
媽媽叫了聲外祖父，跟他說了幾句話。我看見外祖父細長的眼睛在鏡片後面一動不動。他走過來對我說：「懂點事，現在不能去。」我伸了個懶腰，老實下來了，不能去就不去唄。唉，真是慢死人。剛才還快一些，一件事跟着一件干。媽媽又俯下身來，湊近我的肩頭，問我：「過去了嗎？」她說話的聲音很嚴厲，口氣挺硬，似乎不是在問我，而是在責備我。我的肚子本來硬邦邦的，媽媽這一問，反而把我的肚子問軟了，又滿又鬆弛。周圍這些事，還有媽媽的那股厲害勁兒，真教人惱火，我不由得要頂撞幾句。「沒有，」我說，「還沒過去。」我使勁地揉了揉肚子，打算再用腳跺跺地板（這也是我的拿手好戲)。但腳往下一踹，底下空空的，離地還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進房間。是外祖父手下的一個人，後面跟着一名警察。還有一個人，也穿着草綠色的卡其布褲子，腰裡別着把手槍，拿着頂寬沿帽，帽檐捲成彎兒。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綠褲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裡咳嗽了一陣兒，跟外祖父講了幾句話，然後又咳嗽了一陣兒，一邊咳一邊命令警察把窗子砸開。
木板牆一點兒也不結實，仿佛是用凍結的草木灰蓋的。警察用槍托猛砸了一下彈簧鎖。我琢磨着：窗戶是打不開的，但恐怕牆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會倒塌，只是一點兒聲音也不會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宮殿散落在空中一樣。我心裡想，再砸一下，我們就坐在大街上了，頭頂着毒日頭，腦袋上全是破磚碎瓦。可是砸過第二下，窗居然應聲開了。陽光一下子衝進來，如同一隻猛獸破窗而入，一聲不響地東跑西竄，淌着口水，四處聞嗅，狂暴地撓着牆壁，最後，在這牢籠里找了個最陰涼的角落，悄悄地臥了下去。
窗戶一打開，屋裡的東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發顯得飄忽不定，跟假的一樣。媽媽長長地舒了口氣，把手伸給我，對我說：「過來，到窗戶那兒去看看咱們家。」於是，在她的懷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鎮，好像出了一趟遠門又回來似的。我瞧見了我們家。房子雖說暗淡陳舊，可是在杏樹下顯得很陰涼。從這裡望過去，我似乎覺得從來沒有在那棟綠蔭森森、令人感到親切的房子裡住過，似乎我們家是神話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夢時，媽媽就是這麼說的。佩佩，我們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過去，沒有看見我們。他吹着口哨，我覺得他像是剛剃過頭，模樣變了，認不出來了。
鎮長直起腰來，敞着襯衣，滿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樣的。他走過來對我說：「那人還沒發臭，我們不能斷定他已經死了。」他為自己編造的這套說辭激動得滿臉通紅。說着話，他扣好襯衫，點上一支煙，把臉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這樣總不能說我目無法紀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堅定的目光逼視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處。我說道：「您這是為了迎合別人，不惜置法律於不顧。」而他好像正等着這句話呢，當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應該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職權。」我說：「他已經死了，這一點您比誰都清楚。」他說：「是那麼回事。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只是個公務員。只有死亡證明書才算數。」我說：「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邊，您大可以叫位醫生來，開一張死亡證明書嘛。」他仰着腦袋，擺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樣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說：「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這種行為叫濫用職權。」聽他這麼說，我意識到，他雖然剛喝過酒，又膽小怕事，可一點兒也不糊塗。
看得出來，和全鎮居民一樣，鎮長也對死去的大夫懷有刻骨的仇恨。這種仇恨由來已久。十年前那個狂風暴雨之夜，他們把受傷的人抬到大夫家門口，大聲喊叫（因為他不肯開門，只在門裡邊說話）：「大夫，您來看看傷員吧，別的醫生顧不過來啦。」他硬是不肯開門（門關得死死的，傷員躺在大門口）。「我們只剩下您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發發慈悲呀。」鬧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裡舉着燈，燈光照得他那兩隻冷酷的黃眼睛閃閃發光。他回答說（還是沒有開門）：「治病的事兒我全忘光了，把他們抬到別處去吧。」外面混亂的人群要是闖進來可不得了，而他還是堅持不開門（打那以後，這扇門就再沒開過。門外群情激憤，人們越來越惱火，怨恨的情緒竟然成了一種群體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馬孔多無時無刻不在迴響着那天晚上人們發出的咒語：讓大夫在這棟房子裡腐爛發臭吧！
一連十年，他連鎮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裡下毒。他和他那個印第安姘婦在院子裡種瓜種菜，十年當中就靠着瓜菜充飢。十年前他不肯對鎮上人發善心，現在全鎮的人也不肯對他發善心。得知他死訊的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來的時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輕鬆愉快），人人都準備歡慶這件期待已久、值得慶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着從那扇十年前沒打開的大門後飄散出死人腐爛的臭氣。
現在我開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鎮居民對着幹，多管這檔子閒事。現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們惡狠狠地盯着我。就連教會也千方百計地阻撓我的主意。剛才安赫爾神父對我說：「我不能答應把一個六十年來不信上帝、最後懸樑自盡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這件事，主一定會保佑您的。這可不是行善積德，而是違抗天意的罪過。」我說：「聖經上說，安葬死人是積德的事。」安赫爾神父說：「對是對，可這不是我們的事，是衛生局的事。」
來的時候，我把那四個在我家裡長大的瓜希拉長工叫了來，還把女兒伊莎貝爾強拉來陪我。這麼一來，喪事多少有點兒家庭氣氛，有點兒人情味。要是我一個人拖着屍體走過鎮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豈不是有點硬逞強，甘犯眾怒嗎？自從本世紀初以來，鎮上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我都親眼見過，我知道馬孔多人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雖說我上了年紀，是共和國的一名上校，腿腳不靈便，又為人耿直，可是人們照樣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我希望他們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兒，畢竟她是婦道人家嘛。我這麼幹是為了我自己，或許也不是為了讓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為了履行一個神聖的諾言。我把伊莎貝爾帶來，不是因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來行善。她把孩子也帶來了（我估摸着她也是這個想法）。現在我們三個人待在這裡，共同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
剛才來到這兒的時候，我以為屍體可能還懸在樑上。其實那幾個瓜希拉長工已經搶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裝裹好了。他們也許認為這事耽擱不了一個鐘頭。我到這兒的時候，就等着把棺材抬來了。女兒和外孫坐在一個角落裡。我打量了一下房間，心想大夫可能會留下點兒東西，說明他為什麼要尋短見。文件櫃開着，裡面堆放着亂七八糟的紙片，可沒有一張是他寫的。柜子上放着那張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張表格。當時他打開那隻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們全家的衣服），裡面只有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顯然不是他的，他滿口牙齒長得又結實又齊全）、一張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開抽屜，裡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紙張，都是積滿灰塵的舊紙。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屜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副假牙。由於長期擱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塵土，已經發黃了。在小桌子上，熄滅的燈旁，有幾捆未啟封的報紙。我看了看，都是法文報紙，最新的是三個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還有幾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則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裡想：自從鎮上的人給他下了判決書，他已經九年沒有打開報紙了。從那時起，他便放棄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後一點聯繫。
那幾個瓜希拉長工把棺材抬了進來，把屍首入了殮。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來的那天，曾經當面交給我一封推薦信。信從巴拿馬來，是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寫給我的。當時正是大戰後期，上校擔任大西洋沿岸的總軍需官。我又在那隻黑黢黢的無底箱裡把七零八碎的東西翻騰了一遍。箱子丟在一個角落裡，沒有上鎖，裡面裝的還是二十五年前他帶來的那些東西。我記得是兩件普通襯衫、一副假牙、一張照片和一張裱糊好的舊錶格。在蓋上棺蓋以前，我把箱子裡的東西掏出來，扔進棺材裡。照片還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兒，這次幾乎還在哪兒。這是一張佩戴勳章的軍人的銀版照片。我把照片扔進棺材，把假牙也扔了進去，最後把表格也扔進去了。扔完了以後，我對那四個瓜希拉人做了個手勢，要他們蓋上棺材蓋。我想：現在他又要去旅行了。這最後一次旅行理所當然地要帶上他前一次攜帶的東西。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直到這時，我才第一次感覺到，他終於得到了安息。
我檢查了一下房間，看到床上落下了一隻鞋。我手裡拿着鞋子，向長工們打了個手勢，他們又把棺材蓋抬了起來。這時候，剛好火車拉響汽笛，隨即在鎮子的最後一個彎道那兒消失了。「兩點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兩點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們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時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幾乎同一個時辰。當時阿黛萊達問他：「什麼草，大夫？」他帶着濃重的鼻音，用反芻動物特有的那種慢吞吞的聲音說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驢吃的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