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登湖:譯本序 · 二 線上閱讀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裡》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裡去／尋找你的身影？／沿着鄰近的那條小河，／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覆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從這裡開始，亨利才恢復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歷之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麼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裡，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麼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陽光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着，並養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恢復健康以後的梭羅又住到了愛默生家裡。稍後，他到了紐約，住在市裡的斯丹頓島上，在愛默生弟弟的家裡。他希望能開始建立起他的文學生涯來。恰恰因為他那種獨特的風格，並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會所喜歡的，想靠寫作來維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家鄉。有一段時間，他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但很快他又放棄了這種尚能贏利的營生。

於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1845年3月尾，我借來一柄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裡，到達我預備造房子的地方，開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聳入雲而還年幼的白松來做我的建築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獨立日，美國的國慶，他住進了自己蓋起來的湖邊的木屋。在這木屋裡，這湖濱的山林里，觀察着，傾聽着，感受着，沉思着，並且夢想着，他獨立地生活了兩年又多一點時間。他記錄了他的觀察體會，他分析研究了他從自然界裡得來的音訊、閱歷和經驗。決不能把他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麼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那發生於一個晚上，當他進城去到一個鞋匠家中，要補一雙鞋，忽然被捕，並被監禁在康城監獄中。原因是他拒絕交付人頭稅。他之拒付此種稅款已經有六年之久。他在獄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給他付清了人頭稅，就被釋放。出來之後，他還是去到鞋匠家裡，等補好了他的鞋，然後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幾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遊在那兒的什麼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叢中——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獄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學》雜誌第一期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用的題目是《對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個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及其反對奴隸制和改革的論文集》收入這篇文章時，題目改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此文題目究竟應該用哪一個，讀書界頗有爭論，並有人專門研究這問題。我國一般地慣用了這個《消極反抗》的題名，今承其舊，不再改變。文中，梭羅並沒有發出什麼政治行動的號召，這毋寧說正是他一貫倡導的所謂「更高的原則」中之一項。他認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於人民的事，它不應該去干擾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更不用說這個保存了奴隸制度的美國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議和抵抗這一個政府，不服從這一個政府。他認為，如果政府要強迫人民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應當有消極抵抗的權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這篇《消極抵抗》的論文，首先是給了英國工黨和費邊主義者以影響，後來又對於以絕食方式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主義」有很大的作用，對於1960年馬丁·路德·金，在非洲爭取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作用，對托爾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響，以及對羅曼·羅蘭也有一些影響。

梭羅是一生都反對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幫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極反抗之後，他還寫過《麻省的奴隸制》（1854年）一文，他和愛默生一起支持過約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圖襲擊哈潑斯渡口失敗而被捕，11月刑庭判處布朗以絞刑，梭羅在市會堂里發表了《為約翰·布朗請願》的演說。布朗死後，當地不允許給布朗開追悼會時，他到市會堂敲響大鐘，召集群眾舉行了追悼會。梭羅關於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動都是強烈的政治言行。

這期間，梭羅患上了肺結核症，健康明顯地變壞。雖然去明尼蘇達作了一次醫療性的旅行，但病情並無好轉。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後的兩年裡，他平靜地整理日記手稿，從中選出一些段落來寫成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靜安詳地結束了他的一生，死於1862年5月6日，未滿四十五歲。

梭羅生前，只出版了兩本書。1849年自費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這書是他在瓦爾登湖邊的木屋裡著寫的，內容是哥兒倆在兩條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議論文史哲和宗教等等。雖精雕細刻，卻晦澀難懂，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印行一千冊，只售出一百多冊，送掉七十五冊，存下七百多冊，在書店倉庫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給作者了。梭羅曾詼諧地說，我家裡大約藏書九百冊，自己著的書七百多冊。

他的第二本書就是《瓦爾登湖》了，於1854年出版。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甚至還受到詹姆斯·洛厄爾以及羅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譏諷和批評。但喬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卻在《西敏寺周報》上給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聖」的好評。那些自以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們的規範，來規規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們毫不理解的事物的價值，自然要把梭羅的那種有歷史意義的行為，看作不切實際的幻夢虛妄了。

隨着時光的流逝，這本書的影響是越來越大，業已成為美國文學中的一本獨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寫的39卷手稿，是他的日記或日誌，其中記錄着他的觀察、思維、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時的，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他去世後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計有《旅行散記》（1863年）、《緬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種。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羅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兩種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記，有《梭羅：一個作家的日記》、《梭羅日記》兩卷本、《梭羅日記之心》的精選本等。

以上只是梭羅生平的一個簡單的介紹。下面再說一點他的這本書。

對於《瓦爾登湖》，不須多說什麼，只是還要重複一下，這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其分析生活，批判習俗，有獨到處。

自然頗有一些難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說過，「請原諒我說話晦澀，」例如那失去的獵犬，栗色馬和斑鳩的寓言，愛默生的弟弟愛德華問過他是什麼意思。他反問：「你沒有失去嗎？」卻再也沒有回答了。有的評論家說，梭羅失去過一個艾倫（斑鳩），一個約翰（獵犬），可能還失去了一個拉爾夫（栗色馬）。誰個又能不失卻什麼呢？

本書內也有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緻，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闢，有啟發性。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書，至今還未失去它的意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麼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麼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後，心情漸漸的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

應當指出，這本書是一本健康的書，對於春天，對於黎明，作了極其動人的描寫。讀着它，自然會體會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斷地將讀者提升、提高。書已經擺在讀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說什麼了，因為說得再好，也比不上讀者直接去讀了。

人們常說，作家應當找一個僻靜幽雅的去處，去進行創作；信然，然而未必盡然。我反而認為，讀書確乎在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讀《瓦爾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讀者跑到一個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興趣，就在那樣的地方讀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羅的這本書近年在西方世界更獲得重視。嚴重污染使人們又嚮往瓦爾登湖和山林的澄淨的清新空氣。梭羅能從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這些生活之必需出發，以經濟作為本書的開篇，他崇尚實踐，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譯者曾得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勵；譯出後曾編入《美國文學叢書》，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時，參考了香港吳明實的版本。譯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編審過程中，對譯文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訂工作。對所有這些給過我幫助的人們，就在這裡，深致感謝。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