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附錄 加繆生平與創作年表 · 2 線上閱讀
1934年
6月16日，加繆結婚，娶的是一個最惹男人注意的風騷姑娘西蒙娜·耶。西蒙娜打扮得很妖艷，她是大學生的偶像，是上升的中產階級和社會成功的標誌。她頭戴寬檐帽，腳穿高跟皮鞋，嘴上時常叼着煙捲，甚至披着狐皮長披肩隨加繆去聽課。加繆的衣着也很講究，兩人很般配。但是姨父反對這樁婚事，加繆只好離開姨父家，開始半工半讀。然而，西蒙娜早就染上毒癮，加繆像聖徒似的要拯救她，但始終徒勞無益。這場婚姻持續了一年多。6月，加繆通過心理學考試，11月又獲得古典文學證書。
1935年
法國左派力量成立人民陣線，反對達拉第的右翼政權。文化青年的英雄安德烈·紀德、安德烈·馬爾羅等全力投入這場政治運動，帶動了加繆這樣的熱血青年。加繆加入共產黨，負責貝爾庫工人區的支部工作。他在給讓·格勒尼埃的信中寫道：「我認為把人們引向共產主義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類的苦難減少。」
加繆善於調解安排，學業、寫作、在穆斯林中開展宣傳工作三不誤。他在學校仍是個好學生，拿下了學士學位最後一門哲學和邏輯學考試。他開始寫《反與正》，繼續寫《手記》和隨筆文章。
對我來說，我知道我的源泉就在《反與正》里，就在這窮困和陽光的世界中。我在這世界生活了很少時間；時時回憶它，我就能避免威脅任何藝術家的兩種相反的危險，即怨恨和滿足……然而，關於生活本身，我在《反與正》中談得很笨拙，就知道說出來的那點東西。
加繆發展黨的外圍組織，幫助勞工學校開班，和朋友創立「勞工劇團」。他要改編馬爾羅的小說《輕蔑的時代》，並收到馬爾羅的復電：「你演吧。」加繆特別高興，因為馬爾羅以「你」稱呼他。他改編的劇本，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排練和演出，取得極大成功。1936年1月25日首場演出，觀眾就多達兩三千人。一份顯然是加繆起草的傳單這樣寫道：
經過大家無私的努力，勞工劇團在阿爾及爾組建起來了。劇團意識到大眾文學的藝術價值，便希望表明藝術應當從象牙塔里解放出來，同時也相信美感是與人性緊密相連的……我們的目標在於恢復人的價值，而不是提出新的思考。
1936年
3月7日，德國重新占領萊納尼亞 [36] 。5月，法蘭西人民陣線在大選中奪得勝利。6月，加繆去中歐旅行，返回阿爾及爾便同西蒙娜離異。7月17日，西班牙內戰爆發。加繆和三位同志以西班牙人民的鬥爭為題，共同編寫劇本《阿斯圖里亞斯起義》。此劇排練好之後卻遭當局禁演。於是加繆給市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劇本又由夏爾洛書商出版。勞工劇團又先後排練演出了高爾基的《底層》、馬基雅弗利的《曼陀羅花》、巴爾扎克的《伏脫冷》。
[36] 即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
加繆有一種「天生的權威」。蓬塞說：「加繆具有難以描摹的天賦，他經常到現場，找適當的時間，用恰當的語言激發人的熱情，創造一種相互信賴的和諧氣氛……」
從編劇到演出的全過程，加繆無不親自參與，取得寶貴的經驗，為他後來振興戲劇的活動打下了基礎。
1937年
為了維持生活，加繆進入阿爾及爾廣播劇團當演員，每月有十五天到城鎮和鄉村巡迴演出。
加繆還進帕斯卡爾·皮亞主持的《阿爾及爾共和報》報社當記者（《西緒福斯神話》就是題詞獻給皮亞的）。他在報社先後擔任各種職務，從編輯社會新聞欄、節日集會專欄、文學專欄，一直到撰寫社論。他尤其重視查明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重大政治案件。
加繆是1936年創建的「文化之家」的領導者之一，他積極組織發展地中海文化的各種活動，邀請學者和作者開講座，做報告，甚至親自開講座，談地中海新文化。在這些活動中，加繆顯示了工作的熱情和組織才幹，同時也表明他對阿爾及利亞地中海的情結。因健康緣故，加繆未獲准報名參加哲學和教師資格考試。他不得不到昂布蘭休養，繼而取道馬塞、熱那亞和比薩，到佛羅倫薩遊覽參觀。勞工劇團解散，加繆與友人又組建「隊友劇團」。
加繆謝絕西迪·貝爾·阿貝斯中學的聘書，擔心在因循守舊的環境會沉淪。他打算離開阿爾及爾，到法國本土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5月10日，《反與正》由書商夏爾洛出版，收入「地中海作品叢書」。這本散文集是加繆的處女作，共五篇，濃縮了加繆在生長環境中的人生體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的哲理思索，文章充滿詩情和悲劇氣氛，預示他後來文學創作題材和形式的取向。
8月，他開始構思另一本抒情散文集《婚禮集》。9月寫出生前沒有發表的小說《幸福的死亡》，這是加繆創作小說的嘗試，在情節上有點像《局外人》的雛形。
加繆和一群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簽署一份聲明，支持勃魯姆·維奧萊特選舉改革方案，認為這個方案是「伊斯蘭教徒全面獲得議會自由的一個階段……」。
從1935年秋加繆加入共產黨，到1937年11月他被開除出黨，這一階段，人民陣線、共產黨、穆斯林民族主義以及加繆本人，各方面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黨組織認為加繆入黨動機不純，持不同政見，同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密切。加繆則指責黨對穆斯林反殖民主義實行反對政策，指責黨的幹部不理解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在勸退不成的情況下，總部開會決定將加繆開除出黨。對此，加繆的唯一反應，僅僅是「微微一笑」。
其實，加繆到了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的內心生活的比重，開始超過社會生活。他不會拋棄，但要以更嚴肅的態度參與社會生活，要為自己的文學創作保留必要的精力和時間。
1938年
隊友劇團組建以來，要給民眾帶來一個高質量的戲劇季節：「戲劇是一門讓世人去解釋寓意的有血有肉的藝術，是一門既粗獷又細膩的藝術，是動作、聲音和燈光的美妙諧和。然而，戲劇也是最傳統的藝術，重在演員和觀眾的配合，重在對同一幻覺的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默認。」
加繆選擇首演的劇目，是費爾南多·羅維的《修女》，西班牙文藝復興初期的一部名著。
2月，又演出安德烈·紀德的《浪子回頭》和夏爾·維爾德拉克的《頑強號客輪》。
馬爾羅的小說《希望》出版。
薩特的《噁心》出版。加繆很欣賞這本書，但是反對薩特的審美觀，指出他過分強調人的醜陋，以便把人生的悲劇性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沒有美、愛或者危險，生活就會很容易。」
醞釀荒誕系列作品，首先寫了荒誕劇《卡利古拉》，還考慮寫一部論述荒誕的作品，有些筆記後來寫《局外人》時就用上了。
他看了克爾凱郭爾的《論絕望》，以及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偶像的黃昏》。
9月30日，簽訂《慕尼黑協定》。
1939年
3月，捷克被第三帝國吞併。
閱讀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學派的作品。
同安德烈·馬爾羅見面。
薩特的短篇小說集《牆》發表。加繆撰文評論道：「觀察到生活的荒謬，不可能是一種終結，而僅僅是一種開端。」（《阿爾及爾共和報》1939年3月12日）
5月，加繆的抒情散文集《婚禮集》出版。
6月，加繆到阿爾及利亞北部山區卡比利調查：「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這種窮困的景象比什麼都令人痛心。」這一經歷，對加繆的「荒誕」概念的最後成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戰爭烏雲密布，加繆不得不放棄去希臘旅行的計劃：「戰爭爆發那年，我本來打算登船，也像尤利西斯那樣航海旅行。在那個時期，即使一個窮苦的年輕人，也能做出奢華的計劃，橫渡大海去迎接陽光。」（《夏》）
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首要的一條，就是不絕望。不要聽信叫嚷到了末日的那幫人。（《扁桃樹》）
發誓在最不高尚的任務中，只完成最高尚的舉動。（《手記》）
野獸統治的時代開始了，我們已經感覺到了人類身上增長的仇恨和暴力。在他們身上，純潔的東西蕩然無存……我們所遇見的全是獸類，全是歐洲人那些野獸般的嘴臉……（9月7日《日記》）
加繆準備應徵入伍參戰，但因健康緣故暫緩。
《阿爾及爾共和報》改成《共和晚報》，加繆任主編。
到阿爾及利亞奧蘭旅行。
1940年
加繆同一位奧蘭姑娘弗朗西娜·富爾結婚。
1月10日，《共和晚報》遭當局查封。
加繆去巴黎，由帕斯卡爾·皮亞推薦，進《巴黎晚報》社，在編輯部當秘書，做些純事務性的工作。「在《巴黎晚報》報社感覺巴黎的整個心臟，以及它那輕佻少女式的齷齪思想。」（《手記》）
5月，《局外人》完稿。
5月10日，德軍入侵。加繆同《巴黎晚報》編輯部撤離巴黎，12月他脫離編輯部。
9月，開始撰寫《西緒福斯神話》的第一部分。
10月，加繆到里昂，暫時落腳。
1941年
1月，返回奧蘭市，到一所接納猶太子女的私立學校教一段時間書。奧蘭是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後來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就是以這座城市為背景。
2月，《西緒福斯神話》完稿。
受赫爾曼·麥爾維爾《白鯨》的影響，加繆開始構思長篇小說《鼠疫》。他在《介紹赫爾曼·麥爾維爾》的文章中寫道：「這是人所能想象出來的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個神話，寫人對抗惡的搏鬥，寫這種不可抗拒的邏輯，終將培育起正義的人；他首先起來反對創世和造物主，再反對他的同胞和他自身。」
12月19日，法共中央委員加布里埃爾·帕里在抵抗鬥爭中，被德軍抓獲並殺害。加繆在《時政評論一集》中寫道：「……您問我出於什麼理由站到了抵抗運動一邊。這個問題，在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看來，是沒有意義的。當時我就認為，現在還一直認為，總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那時我明白了，我憎惡暴力機構，卻不那麼憎惡暴力。為了把話說得明明白白，我非常清楚地記得那天，我心中反抗的浪潮達到了頂峰。那是在里昂，一天早晨我看報，讀到加布里埃爾·帕里被處決的消息。」
加繆由帕斯卡爾·皮亞和勒內·萊諾介紹，加入「北方解放運動」的抵抗組織，接受搜集情報和出版地下報紙的任務。
1942年
1月，加繆肺病復發，不宜留在氣候潮濕的北非，不得不去法國本土，到利尼翁河畔的尚邦休養。
由於戰爭阻隔，他回不了北非，同妻子天各一方，直到解放才重聚。
6月15日，《局外人》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10月16日，《西緒福斯神話》在同一出版社出版。
《局外人》受到普遍的好評。薩特寫道：「《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為荒誕及反荒誕而作。」亨利·海爾在《泉水》雜誌上發表文章：「加繆及其《局外人》站到當代小說的最尖端，這條道路由馬爾羅開創，由薩特終結，途經塞利納，它賦予了法國小說以新的內容和風格。」
被人稱為荒誕哲學家，加繆則不以為然：「我不是哲學家，對理性沒有足夠的信賴，更難相信一種理論體系。我的興趣所在，是探討怎樣行動，更確切地說，人們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時候，應當如何生活。」「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發表的唯一理論著作《西緒福斯神話》，恰恰是反對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文學新聞》194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