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作家 · 作品 線上閱讀

硬要拆分阿爾貝·加繆的思想，勢必徒勞無益。他採用一種謹慎的方法，無論從經濟到社會，從社會到政治，還是從政治到人文，無不着意維繫着屏障……《鼠疫》，並不是表現這個或那個，既不是帕斯卡爾式的人的悲劇，也不是盧梭式的對腐朽社會的激烈抗議，同時卻是這一切：既是不可戰勝的劫數、單單成為人的劫數，又是這兩種輪番創建社會並毀掉社會的有機劫數。

——引自羅傑·吉約《阿爾貝·加繆的四周》

我重又慢慢地讀《鼠疫》，這是第三遍了。這是一部偉大的書，而且偉大還會與日俱增。我非常欣喜它獲得的成功——不過，真正的成功在於流傳，以教益和美流傳久遠。我完全清楚，講這種大話，總難免有點傻氣，管它呢！這部書，我確信，會作為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之一流傳下去。重讀的過程，我越來越被一樣東西所打動：廉恥。我相信這是偉大藝術的一種根本品質。

——引自路易·紀尤1947年7月寫給阿爾貝·加繆的信

《鼠疫》獲得巨大成功。幾個人物：清醒的，繼而反抗的知識分子塔魯，宗教人士帕納盧神父，「微不足道，不顯山露水的英雄，只有那麼一點善良之心」的格朗，尤其是鼠疫的對頭，作者的代言人里厄大夫，他們很快都深入人心。然而，唯道德論、高尚的思想、要維護一種論題的意願，以及表達對生命、死亡、人的生活狀況的思考的意願，總有點奮勉和滯重的意味。有點什麼引起特別刻毒而又睿智的薩特的嘲諷，他斷言加繆像觀察細菌那樣論述善與惡。有人就帶着惡意講，加繆是一個為取得學業證書的作家，他的書充滿文筆華美的段落，是為聽寫而準備的，註定了悲慘的命運……他留下的形象是個正直的、給人以好感的悲劇性的人。他的命運似乎印證了他成為先驅的荒誕論。

——引自讓·道邁松《另類法國文學史》

加繆既是一個通今博古的現代文化人，又絕非一個只在書本中討生活的書齋學者，絕非一個靠邏輯與推理建立起自己體系的理論家。他的理論形態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從實際生活和書本知識兩方面汲取了營養，他怎麼能寫出既有深遠高闊的精神境界，又充滿了對人類命運與現實生活的蒼涼感的著作？

對《鼠疫》來說，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題材與如此重要的現實指定，就足以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許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確的歷史意識，固然有其社會進步的借鑑價值，而在一部文學作品中，雋永的哲理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啟迪意義，《鼠疫》就具有這種雙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價值而言，它顯然來自對加繆荒誕哲理的發展與突破，特別是關於人類該如何對待荒誕世界的哲理的發展與突破。

——引自柳鳴九《加繆文集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