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 7 線上閱讀

李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從來沒有表示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對於工業農業的技術改進和商業的經營管理都毫無興趣。他的所謂「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不過是要求高級的官僚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崇尚煩瑣的禮儀。但這並不表示李贄自己有意於實踐，而只能表示他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至於他對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後人誤解。他不承認女性的天賦低劣，在他看來，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還要能幹，比如他就屢次稱頌武則天為「好後」。但是讚揚有成就的女性，並不等於提倡男女平權，宣傳婦女解放。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李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

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這種前後不一併不能算做李贄最大的缺點。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不能見到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倡導的個人自由，在他的鋪張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外並非罕見。

如果把李贄的優越感和矯飾剔除不計，那麼，他的思想面貌還不是難於認識的。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但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內供有孔子像，他途經山東，也到曲阜拜謁孔廟。在李贄看來，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無」彼此相通，他攻擊虛偽的道德，但同樣不是背棄道德。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而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惟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如果李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言行的一致，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也只是他在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而不是叛離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贄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創建佛院，從事著作，依賴官僚紳士的資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堅持說他的著述於聖教有益無損，都不出於這樣的原則。

對現狀既然如此反感，李贄就對張居正產生了特別的同情。我們無法確知李贄和張居正是否見過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贄的前後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張居正的親信。耿定向尤為張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撫，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張居正發動全國丈量的試探和先聲。兩年之後，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發布了核實全國耕地的詔書，意圖改革賦稅，整理財政。這是張居正執政以來最有膽識的嘗試，以他當時的權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為突然去世，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獲得成功。

張居正少年時代的課業，曾經得到當地一位官員的賞識。此人名李元陽，字中溪。他的一生與李贄極為相似：在中年任職知府以後即告退休，退休以後也以釋門弟子而兼儒家學者的姿態出現。據記載，他和李蟄曾經見過面。

由於李元陽的影響，張居正早就對禪宗感到興趣。這種興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就和泰州學派接近，並且閱讀過王艮的著作，考慮過這種學術在政治上實用的可能性。也許，他得出的最後結論是，這一派學說對於政治並不能產生領導作用。也有人指斥張居正因為要避免學術上的歧異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顯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學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隱置於死地，但李贄則力為辯護，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

然則，張居正用什麼樣的理論來支持自己的膽識和行動？他的施政方針，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實現，必須在組織上作部分的調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團所奉行的原則，卻是嚴守成憲和社會習慣，遏制個人的特長，以保持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均衡。張居正在理論上找不到更好的學說，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於合理和合法之間，經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他聲稱已身不復為己有，願意充當鋪地的蓆子，任人踐踏以至尿溺，這正和李贄所說不顧凡夫俗子的淺薄批評相似。張居正寫給李元陽的信，引用了《華嚴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涼門」兩句偈語，也就是說一當自己把名譽的全毀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涼的門徑。這顯然又是心學派的解釋：對於客觀環境，把它看成烈焰則為烈焰，看成清涼則為清涼。

張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類似於李贄在哲學上找不到出路。創造一種哲學思想比較容易，因為它是哲學家個人意識活動的產物。但是宣布一種政治思想，以之作為治國的原則，其後果則為立竿見影，它必須在技術上符合現狀，才能推行無礙。在本朝的社會中，儒家的仁，類似於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欲·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擴而大之，他們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職居顯要，也就不能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特權。例如東南各省本來可以由海外貿易而獲大利，但由於顧全大體，沒有堅持這種特別的經濟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國政治的均衡。在這種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政府中樞才有可能統一管理全國，而無須考慮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個人的特殊需要。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的辦法。

在本書的前面幾章中曾不止一處的提到，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村長里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於真憑實據而決定於審判官的一念之間。本朝的法律也沒有維持商業信用、保障商業合同的規定，以此國際貿易無法開放，否則就會引起無法解決的糾紛。各地區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勵，因為會釀成分裂的局面。至於在文官集團內部，也無法通過組織系統集中這兩萬人的意見，必須假借諧音諷喻、匿名揭帖以及討論馬尾巴等等離奇的方法，混合陰陽，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間漸趨統一。以上種種情況，在長時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脫節。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不依靠公正而周詳的法律，就勢必依靠道德的信條。而當信條僵化而越來越失去它的實用價值，淪於半癱瘓狀態中的法律也當然無法填補這種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