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 4 線上閱讀

在惶惶不安的氣氛中，又出現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個大學土沈鯉，在文淵閣的大門旁邊豎立了一塊木板，上面寫着十項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時候，他就站在牌前低聲誦讀，念念有辭。不久，宮中就傳遍了沈閣老的謠言，據說他在一塊寫有怪字的木牌前面施法詛咒。皇帝十分驚奇，叫人把木牌取來過目，看過之後隨即斥責宦官胡說八道，無事生非。

有些謠言還記錄於史書。比如說恭妃王氏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邂逅相遇的時候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外一個故事則說是萬曆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的淚痕未乾，而貴妃鄭氏則無影無蹤。還有一個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聖太后。她反對皇帝棄長立幼的企圖，為此和他作了一次專門的談話：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這樣做，你將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這容易。我只要說他是一個宮女的兒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個宮女的兒子！」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日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在4個多世紀以後定陵的發掘中才得到澄清，因為墓誌上清楚地記載着她的出生年月，據此，她和萬曆相遇的那一年剛剛16歲，萬曆則是18歲。

木板印刷的發達不僅使這些書籍大為流行，而且還使一些不署名的傳單和署假名的小冊子不斷出現。這些傳單和小冊子增加了北京城內的緊張氣氛，使每一個人都程度不同地卷進了這個繼承大統的漩渦里。有一張傳單，即所謂「妖書」，竟公然聲稱太子不久就要被廢，福王將奉召回京正位東宮，並且指出這一陰謀的參預者及其全部計劃。皇帝命令東廠錦衣衛嚴密偵緝妖書的作者，致使整個京城為之震動，不僅名列書中的人驚恐萬狀，其他無關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

對文官集團而言，常洛和常洵的爭執，不過是把他們早已存在的衝突更加帶上了感情色彩而已。就算是沒有鄭貴妃，也沒有東林黨，文官集團中的彼此隔閡和對立，已經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要探究它的根本，可以追溯到本朝創建之初。

歷史學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詩書作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過了以往的朝代。這在開國之初有其客觀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規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僕。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裡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

當張居正出任首輔的時候，本朝已經有了兩百年的歷史。開國時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風氣與今天的實際距離已經愈來愈遠了。很多問題，按理說應該運用組織上的原則予以解決，但事實上無法辦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調整。

這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財政的安排。在開國之初，政府厘定各種制度，其依據的原則是「四書」上的教條，認為官員們應當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從這種觀念出發而組成的文官集團，是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在中央控制下既沒有重點，也沒有彈性，更談不上具有隨着形勢發展而作調整的能力。各種技術力量，諸如交通通訊、分析統計、調查研究、控制金融、發展生產等等則更為缺乏。一個必然的後果，即政府對民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稅收和預算不能隨之而增加或減縮。

財政上死板、混亂與缺乏控制，給予官員的俸祿又微薄到不合實際，官員們要求取得額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說過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種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規定的稅額以外抽取附加稅：徵收白銀，每兩附加幾分幾厘，稱為「火耗」；徵收實物，也要加征幾匹幾斗，稱為「耗米」、「樣絹」。除此之外，一個地方官例如縣令，其家中的生活費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饋送上司的禮物，也都在地方上攤派。對這種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聽之任之而又不公開承認。在各地區之間，這種收入則漫無標準，因為一個富裕的縣分，稅收上稍加幾分，縣令就可以宦囊充裕，而一個貧窮的縣分要徵收同樣的數字，則已是極為暴虐的苛政了。這些情形使得所謂操守變成毫無實際意義。

更難於判斷的是京官的操守。他們沒有徵收常例的機會，而全靠各省地方官以禮儀為名所贈送的津貼。銀兩源源不斷地流入北京，尤其是在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為數更多，這就無怪乎那位獨立特行的海瑞要稱這種年頭為京官的「收租」之年了。考核者既然接受了被考核者的津貼，還哪裡談得上一切秉公辦理呢？

財政上的情況既是如此，在文官體制上，普遍使人感到困難的是各級地方官都沒有實際力量足以應付環境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裡，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