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 4 線上閱讀

這些為數兩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備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個鞏固的集團呢？如果事情真是這樣，則他們身為文官中的優秀分子，自應感化其他文官，而後者也就應該具有移風易俗的能力，使全國1100多個縣的民風杜絕刁頑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駭人聽聞的處罰如凌遲處死，也應當早已廢止了。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這麼多身穿獬豸服飾的文官監視其他百官也就毫無必要，皇帝也無須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見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相符。否則申時行在執行職務時一定會大感輕鬆，而以下所敘的事情也不至發生了。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慾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鬥，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侯衛東官場筆記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權限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鋪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辦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裡着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並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於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里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台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台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嘆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00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註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於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硃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抬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曆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

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曆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