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第一章 萬曆皇帝 · 9 線上閱讀

於是依計而行，下詔宣布馮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蠧國，本應叛處極刑，姑念尚有微功，從寬發往南京閒住。這位大伴從此終身被軟禁於南京孝陵，死後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財產全部被沒收。因為從法律觀念上來說，皇帝擁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擁有財產，這是出於皇帝的恩典和賞賜。皇家的恩典在馮保身上一經撤去，抄家即為應有的文章，無須多作解釋。沒收所得的財產，雖然不能像別人所說的那樣駭人聽聞，但也極為可觀。萬曆皇帝對此既喜且怒：當時皇弟潞王成婚在即，這批珠玉珍異正好用得其所；而一個宦官居然擁有如許家財，可見天子的大權旁落到了什麼程度！

依此類推，還應該沒收張居正的財產，因為他比馮保罪惡更大而且更富。但是萬曆一時下不了這個決心。一提到張居正，各種複雜的記憶就會在他的心頭涌集。所以，在馮保被擯斥後，有一位御史繼續上本參奏張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未批回答說，張居正蔽主殃民，殊負恩眷，但是「侍朕沖齡，有十年鋪理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

然而在兩年之後，即1584年，萬曆就改變態度而籍沒了張居正的家。這一改變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為鄭氏的作用，其二為慈聖太后的干預。鄭氏在1583年由淑嬪升為德妃，1584年又進為貴妃，這幾年間已經成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婦女，萬曆的種種重大措施，很難說她未曾與聞，因為對皇帝，在當時沒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響。也許正是在她的影響之下，皇帝的心腸才陡然變硬。至於慈聖太后家族和張居正之間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張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飭，受到監視，對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謹慎檢點。等到張居正一死，情況就急轉直下。三個月之後，武清伯被提升為武清侯，整個朝廷的傾向，由於對張居正的怨毒而轉到了對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而向慈聖示意，這同樣也非外人能獲悉。

在上述兩個因素之外，高拱遺著的出現，在徹底解決張居正問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經暗中和李偉結納，希望通過李偉向皇室婉轉陳辭，說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狀屬於「莫須有」，全系張、馮兩人所構陷。當時李偉自身難保，高拱這一願望因此無由實現。現在張居正已經死後倒台，但皇帝還沒有下絕情辣手，這時高拱的遺著《病榻遺言》就及時地刊刻問世。書中歷數張、馮的罪惡而為自己洗刷，主要有兩大問題。

第一，高拱堅持他在隆慶皇帝駕崩以前就已看出了馮保的不端並決意把他擯斥。馮保一貫賣官鬻爵，但最為不可忍受的是，當1572年皇太子接見百官時，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寶座旁邊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頭行禮，也等於向閹人馮保叩頭行禮。這種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書中接着說，當著者擯斥馮保的行動尚未具體化之前，馮保搶先下了毒手，和張居正同謀，騙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認，他當時確實說過皇上只有9歲，但並沒有任何不敬的話，而只是說新皇帝年輕，怕為宦官所誤，有如正德皇帝14歲登極後的情況一樣。張、馮二人卻把他的話故意歪曲，以作為誣陷的根據。

第二，即所謂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陽曆2月20日，也就是萬曆登極、高拱被逐以後半年，當日清晨有一個人喬裝宦官在宮門前為衛士拘留。經訊問，此人供稱名王大臣，以前在別人家裡充當僕役，現在沒有僱主。這種閒雜分子在禁衛森嚴的宮門口出現而被拘留詢問，過去也不止一起地發生過，但這個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則始終沒有弄清楚。

《病榻遺言》的作者高拱，堅決聲稱王大臣來自總兵戚繼光的麾下。戚繼光當時正在張居正的提拔下飛黃騰達，要是這個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說，豈不要招來極大的麻煩？經過一番策劃，馮保等人定下了反守為攻之計，決定借用王大臣作為把高拱置於死地的工具。於是馮保就將兩把精緻的短劍放在王大臣衣服內，要他招認是受高拱派遣，前來謀害當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無罪並得到一大筆報酬。張居正則運動鞫訊此案的文官，要他們迅速結案，以便處死高拱滅口。

馮、張的計劃沒有實現。負責審訊的文官不願參與這項陰謀。王大臣也覺悟到如果供認謀刺皇帝，下場決不能美妙到不僅無罪，而且領賞，於是在東廠主持的初步審訊中翻供，暴露了馮保的教唆和陷害。這時馮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藥放在酒內，逼令王大臣喝下去，破壞了他的聲帶。兩天之後公開鞫問，由於犯人已經不能言語，無法查出真正的結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時處決，以免牽累這項陰謀的參與者。

皇帝聽到這一故事，距離發生的時候已有10年。他雖不能判斷這一切是否全系真實情況，但至少也不會毫無根據。因為他還模糊地記得，10年以前，宦官告訴他有壞人闖進宮內，而且張先生叮囑皇帝要謹慎地防備這種圖謀不軌的報告，還仍在文書檔案之內。他滿腹狐疑，立即命令有關官員把審訊王大臣的檔案送御前查閱。查閱並無結果。因為審訊記錄上只寫着王大臣脅下藏有短劍兩把，別無詳情，此案的結果則是王大臣經過審訊後在1573年陽曆3月25日處決。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經成年的皇帝大為不滿。他一度下旨派員徹底追查全案，後來由大學士申時行的勸告而中止。申時行說，事情已經過去10年，除了馮保以外，所有與本案有關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於事無補，反而會有不少人無端被牽連，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權術聞名於朝官之間。這一《病榻遺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筆還大可研究。即使確係他的手筆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節的真實性也難於判斷。但當日確有許多人堅信書中所述真實不虛，許多證據十分可靠。遺憾的是此書問世之時，差不多所有能夠成為見證的人都已離開了塵世。

此書內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別論，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最後處理張居正一案的強烈催化劑。在這以後，在萬曆皇帝對張先生回憶之中，連勉強保留下來的一部分敬愛也化為烏有。他發現，他和他的母后曾誤信張居正的所作所為是出於保障皇位的忠誠，而現在看來，張居正不過是出於卑鄙的動機而賣友求榮，他純粹是一個玩弄陰謀與權術的人。

更加嚴重的問題還在繼續被揭發。有一種說法是張居正生前竟有謀反篡位的野心，總兵戚繼光的精銳部隊是政變的後盾。持這種說法的人舉出兩件事實作為根據。其一，一次應天府鄉試，試官所出的題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說皇位屬於有德者，應當像舜、禹之間那樣，實行禪讓。這樣居心險惡的題目，對張居正為勸進，對天下為輿論的準備。其二，張居正經常處於佞幸者的包圍之中，他們奉承張居正有人主之風，而張居正竟敢含笑不語。對於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說，過錯也並不能直接歸於張居正；對於後者，不妨目之為驕奢僭罔，這些都還可以容忍。最使萬曆感到不可饒恕的是張居正對別人奉承他為當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賢相，輔佐成湯取得天下。成湯去世，又輔佐他的孫子太甲。太甲無道，伊尹就廢之而自代。經過三年，直到太甲悔過，伊尹才允許他繼續做商朝的君主。由於十年來的朝夕相處，萬曆對張居正畢竟有所了解，他並不相信張居正具有謀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張居正以師尊和元輔的身分經常對皇帝施加壓力，難道不正是當年伊尹的翻版嗎？張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豈非無道的太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