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結語 · 1 線上閱讀
我在本書的開頭引入了兩個虛擬的人物，隨後討論了人類的兩種存在形式，最後又介紹了兩種自我。兩個虛擬人物分別是運用直覺、進行快速思考的系統1和需付出努力、運行更慢的系統2。系統2進行的是慢思考，能監督系統1的運作，並在其自身有限的能力下儘可能地占據控制地位。兩個物種分別是活在理論世界的虛擬經濟人以及活在現實世界的人類。兩個自我指的是感受當下的經驗自我以及記錄並作出選擇的記憶自我。最後一章是對這三組概念的某些應用，我將逆序進行講解。
兩個自我
記憶自我與經驗自我相抗爭的可能性問題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加複雜。在早期的冰手實驗中，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的結合會使人們作出明顯荒謬的選擇。為什麼人們願意承受沒有必要的痛苦呢？這是受試者的記憶自我作出的選擇，更願意去回憶那些給他們留下更好記憶的體驗，儘管這些選擇會使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或許在一些極端例子中，以記憶的質量為標準進行選擇是恰當的。例如，創傷後產生壓力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手冰涼的體驗並不是一種創傷。客觀的旁觀者在為別人作選擇時，肯定會選擇受創期短的那一個，會更加考慮別人經驗自我的感受。但人們為自己作的選擇，有一半都可被認為是錯誤的。在像茶花女的歌劇和對簡的生活判斷的故事中，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都經不起推敲。以某個生命的最後時刻來評估整個生命，或在判斷哪種生命更為理想時，完全忽略其過程都是沒有道理的。
記憶自我是系統2的一部分。系統2評估生活中某些情節及生活本身的方法有着顯著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我們記憶的特徵。由系統1產生的過程忽視和峰終定律並不一定與系統2的評判標準相符合。我們相信過程是重要的，但記憶卻告訴我們，過程並不一定重要。規定評估過去事件的原則對決策制定不能起到很好的導向作用，因為時間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人類的存在有一個核心的事實，即時間最終還是有限的資源，但人類的記憶自我卻忽略了這個事實。比起細水長流的幸福來說，人們更偏好享受短暫卻強烈的快樂。這種偏見是由結合了峰終定律的過程忽視造成的。與這種偏見相反，另一種偏見使我們更為害怕短期、強烈的疼痛，而對於長時間但較輕微的疼痛卻更容易接受。過程忽視還使我們容易接受長期但輕微的不愉快，因為其結局會更好；若某件事的結局不好，即使其過程是長期且快樂的，我們也會忽略掉。以同樣的觀點來看待不適，請考慮這個普遍的警告，「不要這樣做，否則你會後悔的」，這個建議聽起來很明智，因為其所能預見的後悔出自於記憶自我的判斷，我們也傾向於將這個判斷看做是最終結論。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記憶自我的觀點不總是正確的。一個測量快樂的客觀觀察者會更注重經驗自我，會提供不同的建議。記憶自我對過程的忽略、對峰終和結局的重要性的誇大，以及對後見之明的懷疑共同作用，歪曲地反映着我們真實的體驗。
相反，對過程加權的幸福觀使我們將生活中的所有時刻都看做是相似的，其將生命中所有時刻都分為值得紀念或不值得紀念兩種。有些時刻最終會比其他時刻得到更多的權重，並不是因為它們值得紀念或是很重要。人們花在思考某個值得紀念的時刻的時間應被考慮在內，增加這個時刻的權重。通過改變某個時刻之後時刻的經驗也能增強這個時刻的重要性。例如，練習拉一個小時的小提琴可能會增強多個小時的演奏經驗或幾年後聽音樂的鑑賞能力。同樣，引起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短暫且可怕的事件應該通過其引起的長時間的痛苦來權衡。從過程加權的角度來看，我們只能在事情發生後才能決定某個時刻是值得紀念的還是毫無意義的。「我會一直記得……」或「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的說法可以被看做是承諾或是預測，但即使我們在說這些話時是百分之百真誠的，我們還是常常無法實現這些承諾或正確進行預測。我敢打賭，10年後，許多我們曾經說過想要一直記住的事都會被忘記。
過程權重的邏輯具有強迫性，但我們並不能將其視為關於幸福的完整理論，因為人們只認同記憶自我，而且只關心自己的故事。忽略了人們想要的關於幸福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另外，忽略了真實發生的事並只關注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想法的理論同樣也站不住腳。我們必須將記憶自我和經驗自我都考慮在內，因為它們對生活的詮釋不總是一致的。哲學家可能會長時間在這些問題上糾結。
對於這兩個自我哪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只有哲學家才需要考慮的。這個問題對於某些領域的政策問題都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醫藥和福利領域。請考慮對治療不同的病應該作的投資，包括失明、耳聾和腎衰竭。這些投資應該受人們對這些疾病的恐懼程度的影響，還是該受病人真實的痛苦體驗的刺激？是受病人想要恢復健康的願望的強烈程度還是病人為了健康而願意付出代價的大小來決定？關於失明和耳聾，或結腸造口術和透析的投資意願強度，可能會因為對痛苦嚴重程度評估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前對此問題還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但這個問題卻非常重要，不容忽視。
最近，用對幸福的測量來引導政府決策的可能得到了包括學者和歐洲幾個政府機構在內的關注。將來，社會痛苦總量指數可能會和失業、殘疾和收入指數一起包含在國家統計數據中。比起幾年前，這個想法在現在看來還是有可能實現的。這個項目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經濟人和人類
如果我們能與某個人進行理性討論，此人的信念能順應現實，而且他的傾向也與其興趣和價值觀相符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是通情達理的。在說到理性這個詞時，人們往往會想到審慎、深思熟慮且缺少熱情的人物形象，但在日常用語中，一個理性的人肯定是通情達理的。但對於經濟學家和決策理論家來說，「理性」這個形容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判斷某個人是否理性的唯一標準並非是看這個人的信念或是偏好是否合理，而是看它們是否一致。一個理性的人可以相信鬼，只要他的其他信念也與世界上有鬼存在這個信念相一致。一個理性的人可以有好惡，但他的偏好要前後一致。理性指的是邏輯上的一致，即合理與否。根據這個定義，經濟人就是理性的，但有很多證據表明，人類並不理性。經濟人不會受啟發式、眼見即為事實、窄框架、內部意見或偏好逆轉的影響，但人類卻無法避免這些影響。
將理性定義為一致性是會受到限制的。理性要求人們遵守邏輯原則，但我們有限的大腦卻不能夠實現這一點。從這個定義來看，通情達理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認為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個較重的詞，包含了衝動、感情用事以及對合理辯護的頑強抵抗等含義。當我與阿莫斯的研究成果被認為證明了人類的選擇是非理性的時候，我總想要退縮。因為事實上，我們的研究僅僅表明了人類不應該被描述為處於理性代理模式中。
儘管人類不是非理性的，人類仍然時常需要幫助才能作出更準確的判斷和更好的決策。有時，相應的政策和機構就能夠提供這種幫助。這樣說雖然沒什麼不對，但實際上卻頗具爭議。正如比較權威的芝加哥學院派解讀的那樣，對人類理性的信心和防止人們作出錯誤選擇是沒必要甚至不道德的這一觀念聯繫緊密。理性的人應該是自由的，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米爾頓·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學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觀點在他的一本暢銷書的標題上得到了體現—《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
經濟人是理性的這一設想為用自由主義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觀點提供了思想基礎：不要干涉個人選擇的權利，除非這些選擇對他人有害。將物品分配給願意付錢最多的人是市場效率的體現，對市場效率的讚嘆是對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有一篇《理性成癮理論》支持芝加哥學院派的這一觀點，它解釋了對強烈且即時滿足有極度偏好的理性代理人會做出理性的決策，把對未來的沉迷當做一個結果。加里·貝克爾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學院派中的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曾以輕鬆但不失嚴肅的口吻說過，我們應該考慮通過某種信念，即人們能很快找到治癒糖尿病的方法，來解釋所謂的肥胖流行病的病因。他提出了一個有價值的觀點：當我們觀察那些行為看似怪異的人時，應該考慮到一種可能—他們這樣做有合理的理由。只有當理由變得不合理時，才會引發心理學上的解釋。其中，貝克爾對於肥胖症的解釋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經濟人的國度里，政府應該讓經濟人在對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作選擇，不橫加干涉。如果騎摩托車的人選擇不戴頭盔，那麼自由主義者就會認為這是他的權利，並支持他這麼做。無論是決定不存養老金還是選擇吸食毒品，公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不過，往往難以界定這種情況：沒有存夠養老金的老年人並不會比在餐廳吃完大餐後抱怨價格太高的人得到更多憐憫。因此，在芝加哥學院派與行為經濟學家的辯論中，有許多理論都是相互矛盾的。行為經濟學家抵制極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辯論的所有參與者都認為自由不是爭辯而來的價值。但是相比人類理性的真正信徒，生活對於行為經濟學家來說更加複雜。沒有行為經濟學家會贊同強迫市民均衡膳食，以及只看有益電視節目的規定。然而，對於行為經濟學家來說，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做了不明智決策的個人以及認為有義務幫助這些人的社會都需要付出代價。因此，該不該幫助個人避免錯誤的決策就成為了行為經濟學家的兩難。芝加哥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們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理性代理人不會犯錯。對於這個學派的人來說，自由是免費的。
在2008年，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學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這本書很快成為了全球暢銷書，還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聖經》。書中引入了幾個新的詞語，包括經濟人和人類，還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來解決在不剝奪人們自由的前提下幫助人們做出良策的難題。泰勒和桑斯坦主張自由家長制的做法，即允許國家和其他機構「推動」人們做決策，並使這些決策服務於該國或該機構的長遠利益。將參與養老金計劃指定為默認選項就是助推的一個例子。不可否認，人們會因為不自覺地加入了這個計劃而覺得自己的自由少了，因為他們在當初填表時，只需確認一個複選框，就可以退出這個計劃。在之前已經提過，個人決策的框架（泰勒和桑斯坦將其稱為選擇架構）對結果有着巨大的影響。助推基于堅實的心理學，我在之前已闡述過。默認選項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普通選項。而偏離普通選項是一種委任的行為，需要考慮更多，承擔更多的責任，比什麼都不做更有可能讓人後悔。如果某個人不確定該怎麼做時，就會有強大的助推力來引導這個人做出決策。
與經濟人相比，人類同樣需要保護，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們弱點的人的危害—特別是系統1的怪異模式以及系統2懶惰的弱點。理性代理人被認為能謹慎地作重要的決定，並充分利用知道的已有信息。經濟人會在簽署一份合約之前，閱讀並理解所有條文，但是人類通常不那樣做。某家不道德的公司設計出的合約在顯而易見的地方隱藏着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能使公司在法律範圍內有迴旋的餘地，但人們不經閱讀就簽下了合約。對理性代理人模式有害的極端解讀是：除了確保相關信息公開外，顧客被假定為不需要保護，合約中字體的大小和語言的複雜程度不被認為是相關信息，但是一個經濟人知道如何處理小字體的信息。《助推》這本書給出的建議是要求公司提供足夠簡單的合約以供人類客戶閱讀和理解。因為顧客得到了更詳細的信息，這可能使一些公司的利益受到損害，因此，一些建議遭到了這些公司的強烈反對，但這是一個好的跡象。公司通過提供更好的產品來提高競爭力要比公司獨自贏利更為可取。因此，通過提供好產品來提高競爭力的公司更受到人們的青睞，也就是說更受青睞的公司往往是提供的信息不明確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