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第34章 善用框架效應，讓生活更美好 · 2 線上閱讀
用框架性政策助推人們作出更好的選擇
阿莫斯和我通過一個例子來引入我們對框架問題的討論，這個例子被認為是「亞洲病害問題「。
假設美國正為一場來自亞洲的異常疾病作準備，這場疾病估計會奪取600人的性命。為戰勝這一疾病，我們提出了兩種方案。假設對方案結果準確的科學估測如下：
如果採用了方案A，200人會獲救。
如果採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會救600人，有2/3的可能一個人也救不了。
很多受試者都會選擇方案A：他們更願意選擇確定的選項，而不想賭一把。
方案的結果在第二種說法中有了不同的框架，如：
如果採用了方案A’，400人會死。
如果採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沒人會死，而有2/3的可能有600人都會死。
請仔細看並對比兩種說法：方案A和A’的結果是相同的，方案B和B’的結果也是相同的。然而在第二個框架下，很多人都選擇賭一把。
兩種框架下不同的選擇都符合前景理論。在前景理論中，根據結果的好壞，我們對打賭還是確定的事的選擇也會不同。當結果是正面的時候，決策制定者更願意選擇確定的事（他們是風險規避者）；當結果都是負面的時候，他們更願意拒絕確定的事，願意賭一把（他們會冒險）。這些結論在錢的問題上是選擇賭還是確定的事時很適用。疾病問題顯示出，當結果關乎生命時，同樣的原則也適用。在這個情況下，框架實驗顯示：對風險規避或冒險的偏向都不是基於現實的。在同樣客觀的結果中，做出的偏向會隨着不同的制定情況而反轉。
阿莫斯曾跟我說過他的某次體驗，這次體驗使得我們的故事更值得關注。阿莫斯受邀為一組公共衛生專家作演講，這些專家要對疫苗和其他項目做出決策。他利用這個機會讓這些醫生們關注「亞洲病害問題」：一半的人看的是「拯救生命」的那個說法，而其他人回答的是關於「失去生命」的說法。如一般人一樣，這些專家也易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制定關於健康決策的專家也會被表面現象所左右，這的確讓人焦慮，但我們必須適應重要的決策也受系統1影響（而不是掌控）的事實。
更讓人苦惱的是，人們在面對自身不一致時所發生的事情：「你在一種指定情況下選擇肯定能拯救200條性命的選項；在另一種情況下，選擇賭一把而不是接受丟失400條性命的事實。現在，你知道這些選擇是不一致的，你要怎麼抉擇呢？「回答常是讓人窘迫的沉默。作出原始選擇的直覺來自系統1，而且並沒有比偏愛獲得20英鎊而規避損失30英鎊存在更多的道德偏見。確定能拯救的性命當然是好事，死亡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大多數人都發現他們的系統2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沒有道德直覺。
我對偉大的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心存感激，他為框架效應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選擇與結果》（Choice and Consequence）一書中描述了這個例子。在我們開始對框架進行研究前，謝林的書就已出版了，框架效應並不是他主要討論的問題。他提到了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授課的經驗，他授課的內容是稅法中兒童的免徵額問題。謝林告訴他的學生們說，每個孩子都應有標準的免徵額，而且免徵總額和納稅人的收入是不相關的。他問學生們對下面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富人的生育免稅額是不是應該比窮人的更高？
你的直覺會和謝林的學生們的直覺很相似，即認為給富人更大的免稅額是不可接受的。謝林之後指出，稅法的制定是恣意的。現有稅法認定沒有孩子的家庭是默認情況，每多生一個孩子，就多享有一些免稅額。當然，稅法也可以將另一種情況視為默認值，比如設定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為默認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有比默認情況中的孩子數量少的家庭就要額外繳納免稅額了。謝林又問他的學生們對於另一情況的看法：
沒有孩子的貧窮家庭是否要和沒有孩子的富人家庭繳納同樣多的附加費？
對此問題，你可能還會有和謝林的學生同樣的反應，即和對第一個問題的反應一樣，持強烈否定態度。但謝林告訴他的學生們，從邏輯上講，他們不應該對這兩個問題都持否定態度。縱觀這兩種情況，對於第一個問題來說，與沒有孩子的家庭相比，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相當於是在減稅。但對於第二個問題來說，與沒有孩子相比，有兩個孩子相當於是在增稅。如果在第一個問題中，你想要窮人因為多生孩子而享受到與富人多生孩子相同（或更大）的好處，那你就也該認為，窮人必須因為沒有孩子而付出至少與沒有孩子的富人相同的金錢。
我們能看到，系統1在其中發揮了作用。它能對貧富問題產生快速的反應：在懷疑時，你會傾向於窮人。謝林的問題中令人意外的一點是，道德原則在其中沒有發揮作用。對於同樣的問題，受問題框架影響，道德原則往往會生成相互矛盾的回答。當然，你已經知道下一個問題會是什麼了。你已經了解到你對問題的反應受到框架的影響，那麼對於這個問題：應如何公平處理貧富兩種家庭中兒童的免稅問題？
現在，你一定已經瞠目結舌了。對於窮人和富人間的不同，你有道德直覺，但這些直覺依賴於任意的參照點，而且它們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關於世界上真實情況的問題是每個家庭應該繳納多少稅，以及如何填寫免稅代碼。你沒有能指導你解決這些問題的強有力的道德直覺。你的道德感覺與框架相聯繫，與對實際情況的描述相聯繫，而不是實際情況本身。關於框架本質的描述是很刻板的：框架不應該被看成是種掩飾或曲解了潛在偏向的干預。至少在這個例子中（以及亞洲病害問題和是手術治療肺癌還是輻射治療的問題中），沒有被框架掩飾或曲解的潛在偏向。我們的偏向是關於被架構的問題，且我們的道德直覺是關於描述的，而不是關於其實質的。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平等的，而且有些框架顯然比其他對相同問題的描述（或思考）的方式要好。請看下面這組問題：
一位女士買了兩張價格為80美元的電影票。當她到了電影院時，打開錢包卻發現票不見了。她會再買兩張票嗎？
一位女士到了電影院，本想要買兩張80美元的票，但排到時，她打開錢包卻發現用來買票的160美元不見了。她可以用信用卡買票，但你覺得她會買嗎？
基於框架效應，看到此問題不同版本的受試者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第一個故事中的那位女士如果丟了票會回家，不看電影了。而且大多數人相信，如果她丟了錢，她就會賒購票看電影。
其中的解釋大家應該已經很熟悉了，這個問題涵蓋了心理賬戶和沉沒成本悖論。不同的框架會觸發不同的心理賬戶，且損失的嚴重性如何要看其指向的賬戶。若看某場表演的票丟了，人們很自然地會將損失指向「表演」這個賬戶。損失顯然已經翻倍了，且遠超過其應有的價值。相反，丟掉的錢會被記在「一般收入」的賬戶上：她會想電影院的常客比自己更窮，而且她會自問，自己可支配財富的減少是否會改變自己買票的決定。多數受試者都認為不會。
對丟錢的規避可得到更合理的決策，產生更好的框架，因為損失已經（即使票丟了）「沉沒」了，且沉沒成本應該被忽略。已發生的事是不相關的，唯一要緊的事是電影院常客現有的選擇及其可能的結果。無論她損失什麼，相關事實是她在打開錢包前損失了些錢。如果丟票的人要問我的意見的話，我會說：「如果你丟了同等價值的錢，你還會再買票嗎？如果會，就請再去買票吧。「廣泛的框架和包括情況多的賬戶往往會導致更理性的決策。
在下面這個例子中，兩種框架引起了不同的數學直覺，其中一個比另一個更好。在2008年《科學》雜誌中《每加侖汽油所跑英里數的錯覺》的文章中，心理學家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和傑克·索爾（Jack Soll）確定一個案例，其中被動地接受錯誤的框架會產生高昂的成本和嚴重的政策後果。很多買車的人都列出了每輛車每英里所需的汽油量，並將其看成是影響他們決策的一個因素。他們知道高里程車的成本都較低。但美國常用的框架，即每加侖汽油能跑的英里數，卻將個人和政策制定者引向了一個糟糕的方向。請看下面這兩位想要降低其成本的車主：
亞當原來的車耗油，每加侖汽油能跑12英里，現在他換了一輛更省油的車，每加侖汽油能跑14英里。
貝斯愛護環境，她把原來每加侖汽油跑30英里的車換成了每加侖汽油跑40英里的車。
假設這兩位司機一年中的行程是相同的。換了車之後，誰的車更省油？你的直覺可能會和大多數人一樣，幾乎會肯定地認為貝斯比亞當更省油：她每加侖汽油多跑10英里，而不是2英里，也就是說她省了1/3（從30英里提升到40英里）而不是1/6（從12英里提升到14英里）。現在，請啟動你的系統2算一算。如果兩位車主都行駛了10 000英里，亞當就是從833加侖減至714加侖，共省了119加侖。貝斯的耗油量就會從333加侖降到250加侖，只省了83加侖。每加侖汽油行駛的英里數的框架是錯誤的，應該被每英里耗油量框架（或每100英里耗油量框架，這在其他國家應用得較廣泛）來代替。正如拉里克和索爾提出的，由每加侖行駛路程引起的錯誤直覺很容易誤導政策制定者和買車的人。
卡斯·桑斯坦在奧巴馬政府中任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和理查德·泰勒一起合著了《助推》一書，該書是將行為經濟學應用到政策中的基本手冊。恰巧，從2013年開始，每輛新車上都會貼上「節約燃料和環保」的標誌，而且此標誌還包含每英里耗油量，這在美國尚屬首次。不過，正確的構想框架都是用小字體排印的，而我們所熟悉的每加侖耗油量的信息卻用大字體排印，但無論如何，大致的方向還是正確的。在《每加侖汽油所跑英里數的錯覺》的發表和實施部分正確改革的5年內，也許是將心理科學應用於公共政策的重要時期。
在很多國家，意外死亡後是否願意捐獻器官會在此人的駕照上標註。這則標註的構想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此，一種框架要比另一種框架更優越。很少有人會質疑是否願意捐獻器官的決定是不重要的，但有證據顯示，大多數人會草率地作出決定。這個證據來自歐洲各個國家器官捐獻率的對比（此對比顯示出臨近的且文化相似的國家有着驚人的不同）。200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器官捐獻率在奧地利接近100%，在德國有12%，在瑞典有86%，而在丹麥只有4%。
這些巨大的不同就是種框架效應，是由這個關鍵問題的模式引發的。高捐獻率的國家要填決定不捐獻的表格，不想捐獻的人一定要填上某一項，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了，則被認為是自願的捐獻者。低捐獻率的國家要填決定捐獻的表格，你必須填上某一項，才能成為捐獻者。這就足夠了。預言人們是否會捐獻自己器官的最好且唯一的標誌是默認選項的設計，這個設計不用勾選某項內容就可被採用。
器官捐獻效應與系統1控制下的框架效應不同，它可用系統2的懶惰給出很好的解釋。若人們已經決定自己想幹什麼，會勾選這一項；如果他們還沒有想好，則要想想是否要勾選這一項。我認為，人們要填的這張是否願意捐獻的表格與他們的決定相對應。我將器官移植表想象成要求人們解決算術問題：2+2=？另一項中又有另一個問題：13×37=？捐獻率當然會受到這些數字的影響。
當構想的作用得到認可後，一個政策問題產生了：應該採用哪種構想呢？在這個問題中，回答很明顯。如果你相信大量捐獻器官對於這個社會有好處，你就不會在有100%捐獻率的情形和有4%的司機的捐獻率的情形間保持中立立場。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能反覆看到，某個重要的決定是受該情況下完全無關緊要的特徵的控制的。這似乎令人困窘—這不是我們想要的作出重要決定的辦法。而且，這也不是我們想要體驗到的大腦的工作方式，但這些認知錯覺的實例確實是不容詆毀的。
討論的事項有理由與理性代理理論相抗衡。一個名副其實的理論可確定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如果理論是正確的，某些事件就不會發生。當觀察到「不可能」事件發生時，該理論就是被偽造的。有確切證據證明理論是虛假時，理論也還會存在很長時間，理性代理理論模式當然也能經受住我們看到的和許多其他證據的檢驗。
器官捐獻的例子表明了人類理性對現實世界有很大的影響。理性代理模式的信從者和懷疑者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是信從者只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關於選擇的構想不能決定對重要問題的偏向。即使在探討這個重要問題時，他們也不會感到有興趣，因此我們的決策常會有不好的結果。
對此，對理性持懷疑態度的人不會感到驚訝。他們對無關緊要的因素會成為偏向的決定因素比較敏感，我希望讀到本書的人能有這種敏感。
示例—框架和現實
「如果他們能對自己會得到多少錢而不是會損失多少錢有個框架的話，就會對將要發生的事有心理準備。」
「通過改變參照點來重新架構問題吧，假想我們沒有擁有過某個東西，我們會認為它值多少錢呢？」
「對於損失，要在大腦中將其引入『一般收入』，這樣你就會感覺好一點！」
「他們要你在他們的郵件列表中勾選以表明不加入他們。如果他們要你在他們的郵件列表中勾選表明參與的話，他們的郵件列表就會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