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第30章 被過分關注的罕見事件 · 1 線上閱讀

在以色列巴士遭遇自殺式炸彈襲擊相對頻繁的那段期間，我去了那裡幾趟。當然，如果按絕對值計算的話，這樣的襲擊是相當罕見的。2001年12月至2004年9月，以色列總共發生了23起炸彈襲擊事件，造成236人死亡。而在這期間，以色列境內每天乘巴士的人大約有130萬。對於每一位乘客來說，遭遇襲擊的概率是極小的，但人們並不這樣認為，大家都儘量不乘巴士，而不得不乘巴士的人則會焦慮地掃視鄰座乘客的行李或其寬鬆的衣服，害怕裡面藏有炸彈。

我在以色列開的都是租來的車，很少乘巴士，但即便如此，也受到了炸彈襲擊的影響，這着實令我懊惱。在等紅燈時，我不願停在巴士旁，綠燈一亮，我會用比平時更快的速度將車開離。為此，我感到很慚愧，因為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遇襲的概率其實很小。遇襲的風險真的可以被忽略掉，但其對我行為的影響使這個極小的概率有了極大的決策權重。實際上，與把車停在巴士旁（而遭遇爆炸事件的概率）相比，我更有可能在車禍中受傷。但並不是出於對活命的理性考慮我才躲避巴士，而是當時的體驗驅使我這樣做：在巴士旁邊停車使我聯想到了炸彈，而且這些想法令我很不愉快。我躲避巴士是因為我想要思考別的事。

我的經歷說明了恐怖主義是如何產生影響的，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這麼害怕恐怖主義：因為它降低了效用層疊。極其生動的死亡或爆炸畫面的影響因媒體的關注以及人們的頻繁交談而不斷加強，在身處具體的情境時，尤其如此，例如看見了一輛巴士時。此類情緒一觸即發、身不由己且無法控制，會使人們本能地想要保護自己。系統2可能「知道」發生危險的概率很小，但即使知道也無法消除人們內心的不安和躲避危險的衝動。我們無法停止系統1的運行。情緒的緊張程度不僅和概率不相符，對概率的估測也不夠敏感。假設有兩座城市都被警告有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出沒，其中一座城市的居民被告知有兩名襲擊者準備襲擊該城市，而另一個城市的居民被告知只有一名襲擊者。後一座城市的風險降低了一半，但那裡的人們會感到更安全嗎？

紐約市有很多商店都賣彩票，生意也不錯。其實，中彩票大獎的心理與對恐怖主義事件抱持的心理是類似的。能贏大獎必然令人激動，整個社區也會為之興奮，而且人們在工作場合和家裡聊到此事時，會更興奮。買彩票之後會有一種愉快的幻想，就像躲避巴士之後恐懼會減輕一樣。這兩個例子的實際發生概率其實都非常小，人們更在意的是可能性。人們對前景理論的最初構想包括這樣的觀點：「罕見事件不是被忽視就是被過度重視。」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詳細說明在什麼情況下事件會被忽視，什麼情況下會被過度重視，也沒有從心理學上對此作出解釋。對決策制定過程中情感和生動性作用的最新研究影響了我對決策權重的看法。過高權衡不太可能的結果是系統1的特點，我們對此已經很熟悉了。情感和生動性會影響順暢性、可得性以及對概率的判斷—因此也就解釋了人們為什麼過分關注那些沒有被自己忽略掉的罕見事件。

 

你認為一支三流球隊獲得NBA總冠軍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認為下一屆美國總統是第三黨派候選人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下一屆美國總統是第三黨派候選人，你會得到1000美元；如果不是的話，你將一分錢也得不到。你準備下多大的賭注？

這兩個問題雖不同，但明顯有關聯。第一題要求你評估罕見事件的概率，第二題想讓你通過下賭注來權衡第一題那件事的決策權重。

人們是怎樣作出判斷，怎樣確定決策權重的呢？讓我們先來看兩個簡化的回答，然後再對答案進行證實。以下就是這兩個十分簡單的答案：

·人們高估了罕見事件的概率。

·人們在做決策時過高權衡了罕見事件。

儘管過高估計和過高權衡是兩個不同的現象，卻有着同樣的心理機制，即集中注意力、證實性偏差以及認知放鬆。

明確的描述激發了系統1的聯想機制。當你想到第三黨派候選人勝出的可能性不大時，你的聯想機制會像平時那樣在驗證性模式下工作，會有選擇地提取使表述正確的信息、事例以及畫面。這個過程有偏見存在，但並不是在幻想下進行的。你尋找的是符合現實條件制約的可能情況，你不會天真地想象是「西方的仙女」任命了一位第三黨派的總統。你對概率的判斷最終總是由認知放鬆或順暢性決定的，因此你的腦海中總會出現貌似正確的情形。

你並不總是關注要求你作出評估的事件。如果目標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很大，你就會關注這個事件的其他可能性。請思考下面這個例子：

在你們當地醫院裡出生的新生兒在3天內就出院的概率有多大？

你現在要估測嬰兒出院回家的概率，但你肯定會關注造成嬰兒不能在正常期間出院的事件。我們的大腦有個有用的機能，它會不由自主地去關注奇怪、不同或是不尋常的事。你很快就會意識到，在美國（不是所有國家都設有同樣的標準），嬰兒於分娩後的兩三天出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將注意力轉移到反常的情況上去了。罕見事件成了焦點，這些事件很可能喚起可得性啟發模式：你的判斷可能由你所製造的許多醫療問題的發生場景以及想起這些問題時的感受決定。因為你處於確定性模式下，你對醫療問題出現頻率的估計很有可能會非常高。

當某件事的其他可能不太明確的時候，罕見事件的概率就很容易被高估。我常愛引用的一個例子是心理學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的一項研究。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他還是阿莫斯的學生。福克斯召集了一些職業籃球賽的球迷並引出了幾個關於NBA季後賽冠軍的判斷與決策。他特別要求受試者分別估計參與季後賽的8支籃球隊取得最後勝利的概率。因此，每支球隊的勝利都成了焦點事件。

你肯定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麼，但福克斯所觀察到的影響程度可能會令你感到驚訝。假設某個球迷被要求去估計芝加哥公牛隊贏得聯賽的概率。此時焦點事件已經確定，但其他情況—其他7支球隊中的某支球隊贏得比賽—往往會被忽略。球迷在肯定性模式下的記憶和想象都在努力構建公牛隊勝利的情況。還是這個受試者，在被問到湖人隊的勝算時，相同的選擇性激活又會偏向支持湖人隊。這8支美國最好的職業籃球球隊都很優秀，所以設想其中一支相對較弱的球隊成為冠軍也是有可能的。結果是：把相繼對這8支球隊進行判斷的概率相加，得到了240%！這樣的結果當然是荒謬的，因為這8支球隊的勝算相加結果應該是100%.當裁判被問到冠軍是出自西部聯盟還是東部聯盟時，這種荒謬就不存在了。因為在這個問題中，焦點事件及其他情況同樣詳細，他們判斷的概率相加就是100%。

在評估決策權重時，福克斯請了球迷對聯賽結果下注。他們對每個賭局都標明了金額（金額大小與賭局的風險大小相匹配）。贏得賭局的人可獲得160美元。而這8支球隊的現金標價總額為287美元。也就是說，如果某個受試者對8支球隊都下了注，他肯定會損失127美元！受試者肯定知道聯賽有8支球隊，對8支球隊都下注的平均回報不可能超過160美元，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過高地估計了結果的可能性。球迷不僅高估了他們所關注的事件的可能性，還更願意對它們下注。

這些發現對規劃謬誤以及其他樂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作出了新的闡述。當某個人努力預測某個方案的結果時，就可以切實且輕鬆地成功執行某項方案。相反，失敗的可能性則會被忽略，因為事情出問題的情況錯綜複雜。對自己職業前景進行評估的那些企業家與投資者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機會，也喜歡過高權衡自己的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