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第13章 焦慮情緒與風險政策的設計 · 2 線上閱讀

我特別敬仰的另外一位學者兼好友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對專家和公眾的看法與斯洛維克截然不同，他認為專家就是抵制「平民」越軌的壁壘。桑斯坦是美國最知名的法學家之一，與同領域的其他領軍人物一樣，他身上具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他知道自己能快速且完整地掌握任何知識體系，而且他已經掌握了很多知識體系，包括判斷和決策心理學、管理問題、風險政策等。他認為美國現行的監管體系暴露出優先處理事件不明確的糟糕狀況，這一體系更多的是對公眾施壓做出反應，而不是謹慎客觀地分析具體情況。桑斯坦認為，為降低風險而採取的風險監管和政府干預手段，應該以成本和利益間的理性權衡為指導。對具體情況的謹慎而客觀的分析，其自然單位是拯救生命的數量（或者是壽命，用壽命做自然單位可能會更注重對年輕人的拯救）和錢財的數量。監管不力會造成生命和金錢的浪費，兩者都可以進行客觀測量。斯洛維克認為風險及其測量都是主觀的，桑斯坦對此並不信服。風險評估的許多方面都還有待商榷，但他對風險的客觀性抱有信心，也許通過科學、專業知識和審慎的思考可以擁有這樣的信心吧。

桑斯坦越來越相信，對風險帶有偏見的反應是導致公共政策中優先處理權不穩定和錯位的重要原因。立法者和監管人員對民眾的無理要求可能會反應過度，因為他們有着很強的政治敏感性，也因為他們和其他民眾一樣容易抱有同樣的認知偏見。

桑斯坦和一位合作者—法學家蒂默爾·庫蘭（Timur Kuran）為偏見植入政策這一機制起了個名字「效用層疊」（availability cascade）①。他們評論道，在社會大背景下：「所有的啟發式都是平等的，但可得性相比而言更平等。」他們了解廣義的啟發式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可得性為判斷（而不是概率）提供了啟發，尤其是我們通過想到某個概念的輕鬆程度（和情感的釋放）來判斷其重要性時，這種啟發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①效用層疊，即集體信念形成的自我增強過程。經由該過程表示的認知觸發一連串的反應。它通過在公共話語中增強影響效用而增強此感知的合理性，這一過程的驅動機制包含信息的、名聲的動機：個人通過部分了解他人的外在想法，為了保持社會認可的利益而通過部分扭曲自己的公開反應而支持上述認知。效用野心家—操縱公共話語內容的行動主義分子—總是力圖觸發效用層疊以推進其計劃。 —譯者注

效用層疊是一連串自持事件，它可能開始於對相對次要的事件的媒體報道，然後會引起公眾恐慌和大規模的政府行動。有些情況下，關於某一風險的媒體報道能抓住部分公眾的注意力，這部分注意力進而會變成激憤和焦慮。這種情感反應本身就是一種宣揚，會推動媒體跟進報道，繼而會令人產生更大的焦慮，波及面也更大。通過「可得性倡導者」，這個循環有時候會因為那些「可得性專業戶」—專門負責連續不斷地散布擾亂民心消息的個人或組織—的刻意操縱而加速運行。媒體競相製造吸引人眼球的頭條新聞，危險也隨之升級。一些科學家和其他領域的人士試圖抑制這種日益增長的恐懼和厭惡情緒，然而收效甚微，非但沒有達成初衷，反而激起了不少敵意：所有宣稱危險有些誇大其詞的人都有「欲蓋彌彰」的嫌疑。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因為每個人對此都很上心，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會受公眾情感強烈程度的影響。此時效用層疊就要重新設定優先考慮的事件。其他風險和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源利用方式也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庫蘭和桑斯坦曾經關注過兩個案例，這兩個案例直至今日仍備受爭議：（紐約州）拉夫運河事件和所謂的艾拉恐慌（Alar scare）。拉夫運河中掩埋的有毒垃圾在1979年的雨季中顯露出來，引起了水井污染超標，還散發出惡臭。當地居民當時既氣憤又害怕，他們中的洛伊絲·吉布斯（Lois Gibbs）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尤為活躍，一心想要維護自身利益。官方消息觸發了效用層疊。在這一事件最受關注的時候，每天都會有很多拉夫運河的相關報道，當時一些科學家試圖告訴公眾他們誇大了危險的程度，但是這一論調不是被人們忽略就是被相反的聲音淹沒了。當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檔播出了一個名為「殺戮場」的節目，視頻中的人們抬着嬰兒用的空棺材行經立法機關門前。眾多居民由政府出資遷往外地。對有毒垃圾的治理成了當地20世紀80年代的重大環境問題，當地政府出台了《環境保護賠償責任法》，要求清理有毒地點，設立超級基金，這項立法被視為環境立法史上的重大成就。這些措施花費自然不菲，有人還說同樣數額的錢如果用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拉夫運河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直至今日人們仍舊各執一詞，沒有人能拿出實實在在的證據證實這一事件對健康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庫蘭和桑斯坦對拉夫運河事件的報道像是條假新聞，不過環保人士今天仍舊會一再提到「拉夫運河災難」。

關於庫蘭和桑斯坦用來說明效用層疊概念的第二個例子，人們的觀點至今仍然存有分歧。這個例子就是1989年的艾拉事件，也就是環境問題批評者口中的「艾拉恐慌」。艾拉是種化學品，噴灑到蘋果上用以調節蘋果的生長周期並改善其外觀。有報道稱該化學品用量大，可導致大老鼠和家鼠得癌症，恐慌便由此引發。報道自然可以嚇到眾人，而且這些恐慌情緒也促使媒體爭相報道，這就是效用層疊的基本機制。這一主題對新聞形成引導作用，進而引發了重大的媒體事件，例如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國會前的證詞。由於蘋果和蘋果產品引起人們的恐慌，蘋果產業損失巨大。庫蘭和桑斯坦引用了一位打來電話的居民的話，此人問道：「是把蘋果汁倒進下水道更安全，還是扔到有毒廢物垃圾場更安全？」生產商回收了蘋果殺蟲劑產品，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也對此產品頒布禁令。此後的研究證實這種物質致癌的可能性很小，艾拉事件顯然是對一個小問題做出的過激反應。這件事對公眾健康的最終影響可能是致命的，因為人們吃到的好蘋果越來越少了。

艾拉事件說明，我們的大腦解決小風險的能力有一個基本限度：我們要麼完全忽視風險，要麼過於重視風險，沒有中間地帶。每位等待晚歸女兒的家長都能體驗到這種感覺。你也許知道真的是（幾乎是）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但你的大腦會不自覺地閃現危險的景象。正如斯洛維克所言，焦慮對傷害的可能性還不夠敏感。你想到了分子（即你在新聞中看到的悲慘新聞），卻沒有想到分母。桑斯坦發明了「概率忽視」這一短語來描述這一模式。概率忽視和效用層疊兩種社會機制的組合必然會導致對小威脅的誇大，有時還會引發嚴重後果。

當今世界，將效用層疊發揮到極致的人最有可能是那些恐怖分子。除了幾次可怕的事件，比如「9·11」事件，恐怖襲擊導致的死亡人數與其他死亡原因相比是非常小的。即使在恐怖活動猖獗的國家，比如以色列，每周的死亡人數也遠不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多。概率忽視和效用層疊間的不同在於兩種發現的可得性和呈現到腦中的輕鬆度和概率。媒體不斷重複的可怕畫面可使每個人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我們都有這樣的體驗：想要勸自己完全冷靜下來是非常難的。恐怖主義是直接和系統1對話的。

在和朋友辯論的過程中，我是從何時開始處於下風的呢？效用層疊是真實的，它無疑擾亂了公共資源分配的重點。卡斯。桑斯坦會探索將決策制定者從公眾壓力中隔離開來的機制，讓資源的分配由公正的專家來決定，這些人對所有風險都了如指掌，還知道可利用哪些資源來降低風險。公眾比桑斯坦更相信專家，但保羅。斯洛維克卻不怎麼相信這些專家，他指出，將專家從公眾情感中隔離出來會產生公眾排斥的政策，這種情形不可能發生在民主制的國家中。兩人的觀點都非常有見地，他們的說法我都贊同。

我同桑斯坦一樣，對非理性的恐懼和應對風險的公共政策的效用層疊都感到不適。不過，我也認同斯洛維克的觀點，即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忽略普遍存在的恐懼情緒，即使這些情緒是毫無緣由的也不該忽略。不管理性與否，恐懼都是令人痛苦且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努力保護公眾不受恐懼情緒的影響，而不是只保護其不受真實存在的危險的傷害。

斯洛維克強調公眾對那些不代表民意的不靠譜專家做出的決策心存抵制情緒，這一點的確不錯。此外，效用層疊也會通過呼籲人們關注風險和增加降低風險預算總額的措施來創造長期效益。拉夫運河事件可能會使過剩資源分配到有毒垃圾的治理上，但這一事件在提升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程度方面發揮了更大作用。民主難免無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導民眾信仰和態度的可得性及情緒啟發式難免有失偏頗，即使這些因素都指向正確的方向也難以達成完美結局。心理學應該助風險政策的設計一臂之力，使之集專家知識、公眾情感及直覺於一身。

示例—效用層疊
「她對一項創意大為讚賞，說它收益大，無成本。我認為這就是種情緒啟發式。」
「這是一個效用層疊的例子：被媒體和公眾大肆宣揚的事還沒發生，電視上就滿是關於此事的報道，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