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附錄一 關於《紅與黑》[1] · 1 線上閱讀

[1]這篇論《紅與黑》的文章，是司湯達寄給他的好友、佛羅倫薩的律師兼作家薩瓦格諾利的。薩瓦格諾利大概想在該地的文學刊物《文選》上發表一篇深入的論司湯達小說的文章，但《文選》很快就停止出版，因此，這篇文章沒有用上。

既然您這樣希望知道，我現在就把我有幸在昨天晚上說給您聽的全都寫出來。

法國外省婦女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小說。在法國的這些小城市裡，社會風氣是非常純潔的；每一個女人都在監視她的女鄰人，世上是不是還有比這更完備的警察制度，那只有天知道了。一個男人上一個人家去上六次，只要這個人家有一個姿色稍微過得去的女人，肯定會在左鄰右舍引起紛紛議論。而且這種如此警覺的警察制度給人的懲罰是可怕的。一個不幸的女人，住在人口不滿兩萬的法國城市裡，而且引起別人對她的評論（這是外省的假正經創造出來的無比神聖的用語），那她就不會再被邀請參加在她這個小城市舉行的任何一個舞會。這種正式的懲罰帶來了普遍的蔑視。如果這個女罪人想出辦法進入舞會的大廳，女人們也會裝出不跟她說一句話。羞恥、蔑視、痛苦是過度的。而法國人的性格是什麼都能忍受的，唯獨不能忍受當眾表示出來的蔑視，這些在女鄰居們眼裡稍微受到愛情連累的不幸女人，每一年我們都能看到她們中間有人用自殺來結束從此以後無法忍受的生活。

那些沒有這麼堅強的女人，只好躲到鄉下去，這一輩子再也不在她們小城的狂歡節舞會上和社交場所里露面。在鄉下，那些最貧困的農民同情她們，但也有點兒蔑視她們。我們曾經見到過有些當丈夫的，他們比小城的公眾寬容得多，不顧小城的長舌婦們和篤信宗教的女人們有一天宣布他們的妻子是罪人，對她們倍加敬重和熱愛。這些好丈夫試圖把妻子從鄉下接回來；而且還願意把她們領到小城市的公共散步場去；立刻所有的女人都離開這個遭唾棄的不幸女人跟她丈夫溜達的散步場的這一側。連陪着這個不幸女人散步的年幼的孩子們，也發現了大家的這種舉動，問她是什麼原因。

這就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統治給法國外省帶來的風氣。這兩位君主，特別是前一位，儘管他很少有興致干風流事兒（他被認為完全不適於做這種事），但是他們很優雅，喜歡女人，懂得怎樣和她們交談，而且離愚蠢的假正經非常遙遠，正是這種愚蠢的假正經，在他們的統治下，使法國變得愁悶，使法國失去了被稱為快樂的權利，而在革命以前它是和這個稱號那麼相配。我們可以說，拿破崙為了他的專制主義的利益，創立了這種令人感到討厭的假正經，聖會把它固着在外省的社會風氣里。聖會把告密和密探帶到各地。它的首領們希望知道法國每座小城裡的每個人家看的報紙的名稱，他們達到了目的。他們希望知道每個人家每天接待的是什麼客人，他們能夠知道，而這一切不用花費一文錢，全靠那些思想正統的人自願從事的密探活動。

這就是《紅》的作者德·司〔湯達〕先生所希望描繪的法國的新社會風氣。但是在分析這部作品之前，我們應該指出法國的道德習慣的，它在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三二年間建立的社會風氣的另外一個後果。可以這麼說，這些社會風氣，對還在瑪蒙泰爾的短篇小說里或者是德·讓利斯夫人的長篇小說里尋找法國社會的寫照的外國人說來，是完全陌生的。

在法國一切都徹底地改變了。革命前外省城市的風氣的忠實寫照，到瑪蒙泰爾的那些矯揉造作的短篇小說里是找不到的，應該到德·貝藏瓦爾男爵的那部書名叫《憂鬱》的、篇幅不大的、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里去找。在那部小說里可以看到，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國，人們玩得有多麼痛快。另外一個證明就是：所有那些拿破崙的傳記故事，一開始都是描寫他在瓦朗斯（多菲內省）過的愉快生活，當時他在駐守這個小城市的團隊裡當炮兵少尉。每天晚上那兒都有三四家人家敞開大門。今天沒有了一點相似之處，在有六千到八千人口的城市裡一切都是憂鬱的，不自然的。外國人在那兒度過夜晚比在英國還要感到局促不安。男人們開始愛好打獵和農業，他們可憐的妻子不會寫小說，就以看小說來安慰自己。

法國要消耗巨大數量的小說，原因就在這裡。外省婦女每月不看上五六本小說的很少很少，有許多人甚至看到十五到二十卷，因此在每座小城市裡都能找到兩三個借書處，以每冊每天一個蘇的代價從那兒租閱小說。如果是名作家的小說，每天會給借書處帶來兩個蘇，有時候甚至三個蘇的收入。如果有托尼·約阿諾，這個確實有其獨特才華的、聞名一時的畫家的版畫做插圖，如果小說曾經在報紙上受到過分吹捧，那麼借書處的主人就會把小說的每一冊裁成兩半，每一半一天可以租三個蘇。但是為了獲得這樣大的成功，書必須是印成八開本的。

我們將要分析的這部作品，獲得了租金三個蘇的榮幸，而且還遭到了這種五馬分屍的刑罰。

所有的法國婦女都看小說，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法國婦女都具有同等的教育程度；因此有了為女僕寫的小說（我請求原諒這個粗俗的說法，我相信是書商創造出來的）和客廳小說的區別。

為女僕寫的小說一般都印成十二開本，而且是皮戈羅先生的店裡出版的。皮戈羅先生是巴黎的一個書商，他在一八三一年的商業危機以前，曾經從使外省美麗的眼睛流淚中賺到五十萬。因為皮戈羅書店出版的十二開本小說里的主人公總是十全十美的，相貌美得動人，簡直像畫出來的，而且有一雙凸出的大眼睛；儘管有為女僕寫的小說這個輕蔑的名稱，這種小說在外省，比勒瓦瓦瑟爾書店或者戈斯蘭書店出版的、作者追求文學價值的八開本小說，擁有更多的讀者。

有那麼一個作家寫過八十卷小說，都是在巴黎出版的，他的名字在圖盧茲、馬賽、巴榮訥、阿讓，掛在每一個人嘴裡，但是在巴黎可以肯定誰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作家。譬如說，德·拉莫特-朗貢男爵先生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寫過書名叫《省長先生》等二十多部小說。保爾·德科克先生和維克多·迪康熱先生等人，如果不是決定把自己的小說改變成正劇和情節劇，他們也會像德·拉莫特-特貢男爵先生一樣，在巴黎默默無聞。

在巴黎、魯昂和法國北方的那些文化水平比南方高的城市裡，為女僕寫的小說從來不進入客廳。對巴黎說來，再沒有比為女僕寫的小說中的這種永遠完美的男主人公，還有這些天真純潔、遭受迫害的不幸女人更乏味的了。

外省人有時也看為有教養的人寫的小說，由勒瓦瓦瑟爾書店出版的八開本小說，但是一般說來，並不能完全看懂。外省人看它，寧可說是完成一個任務，而不是為了給自己帶來快樂。

瓦爾特·司各特和孟佐尼先生是僅有的例外，這兩位偉大詩人的作品在外省和巴黎都同樣擁有讀者。不過有這個不同之處：巴黎人對瓦爾特·司各特的充滿了描寫得太詳細而又太不生動的細節的頭幾卷感到厭倦，相反地，這些細節卻把外省人迷住了。巴黎人對孟佐尼先生關於一六二八年米蘭的鼠疫和untori[2]的那些細節描寫稍微有點感到厭煩，而外省人卻相反，他們為之感到顫慄。

[2]意大利文，「鼠疫傳播者」。

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在法國有過兩百左右的模仿者。這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曾擁有讀者，其中有些作品甚至還印過好幾版，而且能夠在巴黎獲得讀者；但是在一兩年以後就完全被人遺忘了。

為女僕寫的小說里，情節荒謬，那沒有什麼關係，這些情節恰恰是為了讓主人公大顯身手而特地安排的，總之一句話，正是人們用嘲笑口氣稱之為傳奇式的情節。

外省的那些小資產階級婦女只向作者要求能使她們感動得掉淚的離奇場面。至於導致這些場面的方法並不重要。巴黎的夫人們卻相反，她們閱讀八開本的小說，對離奇的情節，嚴厲得要命。只要有一個情節看上去好像是故意為了讓主人公大顯身手而安排的，她們就會立刻把書扔掉，作者在她們的眼裡也顯得十分可笑了。

正因為有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要求，要寫一部同時在外省的女市民的臥房裡和巴黎的客廳里為人所閱讀的小說，實在是極其困難的事。

這就是一八三〇年法國讀者對待小說的態度。瓦爾特·司各特的天才曾經使寫中世紀風行一時，一個人用兩頁來描寫從主人公所在的那間臥房的窗口看到的景致，用兩頁來描寫他的服飾，再用兩頁來形容他坐着的扶手椅的式樣，十拿九穩可以獲得成功。德·司〔湯達〕先生對這個中世紀，對尖拱，對十五世紀的服飾，完全感到厭惡，他敢於敘述在一八三〇年發生的一樁故事，讓讀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納爾夫人和德·拉莫爾小姐穿的連衫裙的式樣。這是他的兩個女主人公，因為這部小說一反至今一直遵循的規律，有兩個女主人公。

更有甚者，作者還敢於描寫巴黎女人的性格，巴黎女人愛她的情夫，僅僅是由於她每天早上相信自己就要失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