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犯焉識:第二十三章 懺悔 線上閱讀
其實我祖父陸焉識想過，要把他在美國和在重慶的兩段情史告訴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陸焉得的啟發鼓勵下生發的衝動。
1947年恩娘去世後，弟弟陸焉得一家赴上海奔喪結束，要離去的前夕，焉得別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覺察出了焉識對婉喻的忽略和淡漠。弟弟說，假如哥哥有過出軌行為，應該跟婉喻談開，否則這就會成為他自己的心理障礙而無法全身心地愛婉喻。
「我是心理學博士。」得不到行醫執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個醫生，毫無個人色彩地給予哥哥關懷。「你自己的心理障礙從你有了那個美國女友就開始存在。你不是那種可以跟這類心理障礙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嗎？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徹底的誠實，有的女人會感激這種誠實。我認為我們都很幸運，妻子都屬於後者。你要有點勇氣。」
弟弟回到比利時後，寫來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細問了兒子皮埃爾的情況，就是問哥哥有沒有鄭重考慮過他的建議。
焉識非常鄭重地考慮了弟弟的診斷和建議。他不是不具備徹底誠實的勇氣，而是他不具備這種徹底的誠實。至少在弟弟離去後的那一兩年裡，他不具備。一次他幾乎鉚足勁了，到臨頭還是覺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塊米色的海虎絨是弟媳婦送的，順便送了一本法國時裝畫報，讓婉喻照着歐洲當年流行的式樣做一件大衣。
他們雇了一部差頭，座位很小，兩人被迫親密無間。他覺得話可以在這時候開始。這時候開始最漫不經心，因此不會把婉喻嚇着。他剛要開口，把話頭往那邊牽，婉喻卻說：「你怎麼待我這麼好？」焉識吞了一口空氣，連同那個開場白。天下真有這麼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妝，話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識不會單獨陪她出來做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識才跟她一樣吃苦，在同一個房頂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誤解使焉識本來就不足的誠實更加短缺。
一連幾天，他都在想，也許弟弟對他的性格診斷是誤診，他足夠無恥厚顏，可以和心理障礙共存，在婚姻中矇混到底。也許這診斷是徹頭徹尾的謬誤，他壓根就沒有心理障礙：為了把一場無愛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須在外浪蕩，以此來平衡自己。
弟弟陸焉得帶走了焉識的大女兒丹瓊，留下了大兒子皮埃爾。正如丹瓊厭惡自己種族的發源地一樣，皮埃爾對一切中國的東西都充滿眷戀和夢幻。焉得把丹瓊帶到比利時不久，丹瓊考取了牛津大學文學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爾考取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一天，焉識跟學校里的高中學生和一些老師參加反飢餓示威遊行，看到皮埃爾在另一個遊行隊伍里，拿着照相機東照西照。他把皮埃爾拉出示威隊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為了幹這個，做大伯的他會立刻送他回比利時。皮埃爾說沒關係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產主義；他們家裡一切都是公開的，自由的。說完他跟大伯伯揚揚手，跟着隊伍跑了。
晚上皮埃爾一臉血地回到家，護送人竟然是大衛·韋。皮埃爾還是樂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衛唱國際歌。婉喻給皮埃爾上藥水的時候，大衛指着皮埃爾說：「你有個好侄子！是我們的人！有理想！不像閣下你！」
當天晚上，焉識到郵局給弟弟拍了個電報，告訴弟弟立刻命令皮埃爾回比利時。電報上他不便說理由，只說上海太亂，怕孩子出危險。第二天，弟弟從比利時打電報來，叫皮埃爾立刻搭船或火車――取決於哪個更快――回歐洲去。皮埃爾一看電報就明白是大伯伯出賣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調，一會兒法文一會兒英文，獨立啊自由啊，辯論得焉識插不上嘴。十九歲的他難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結交他想結交的人，從事他想從事的活動嗎？對於皮埃爾，上海正發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實現。他說如果大伯伯不歡迎他住在家裡，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識問他是不是大衛·韋歡迎他，他給了焉識倔犟反叛的一眼，沒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發現皮埃爾不見了，馮子燁也不見了。焉識判斷表兄弟倆又卷到什麼請願運動里去了。焉識去學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在一些地勢低的馬路邊沿積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紙旗子。血跡倒是都在夜裡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幾處遺漏。晚上子燁回來了，皮埃爾卻沒有回來。從子燁那裡才知道，皮埃爾夜裡就走了。
從此皮埃爾再也沒有回過陸家。焉識到大衛·韋的大學，質問他把皮埃爾攛掇到什麼地方去了。大衛還是感嘆，說焉識有個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長的地方離馬克思恩格斯比較近。從來不光火的焉識這時提高了嗓音，讓大衛最好馬上把皮埃爾帶回陸家，不然他會去警察局告發他。
「你去告好了。提籃橋、龍華監獄裡關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與人民為敵，就去告發我。」大衛陶醉在一種壯烈的情緒中。
焉識問，誰給他權利讓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誰？
「啥人給我的權利，你看着好了，很快就會看到了。」大衛的臉上有一種殘酷的詩意。
焉識已經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幾個電報，匯報他尋找皮埃爾的徒勞經過。在夜裡他總是被警車的尖嘯驚醒。天冷下來，警車夜裡出動的頻率越來越高。也許皮埃爾已經被捕。地下共產黨的傳單上說，龍華那邊國民黨在抓緊時間槍斃政治犯。焉識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車驚醒後對婉喻說：「我對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識剛走出教務長辦公室，就看見大衛·韋迎面走來，腳步不太穩，臉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識剎住腳步，請他立刻出去。大衛跟他說他需要幫助，剛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點昏倒。焉識猶豫了，反身打開辦公室的門，讓大衛進去。這時他聽見老太太校長在跟某人叫嚷：「請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識撩開窗簾一看，見老太太雙臂伸開，堵在大門口。大門只開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把所有空隙堵得嚴嚴實實，所以從焉識的角度看不見門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對的是什麼。
焉識看着大衛·韋：「他們是來抓你的嗎？」
大衛不說話，挪開了他握在長衫中間的手，焉識這才看見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東西：裝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華日報摘選》。焉識抱着報紙，在辦公室里打轉。他從來沒有發覺自己的辦公室這么小，又這麼缺乏家具。他掀起沙發墊，將報紙塞進去，又把沙發墊放回，可怎麼看沙發墊都不平整。他把一本書放在大衛面前，推開辦公室的門，又讓彈簧鎖輕輕撞上。
焉識剛走到門口，就聽見老太太一聲呼救；她被一個戴禮帽的、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是特務的男人推倒在地上。焉識趕緊扶起老太太，對她說，他們要檢查就讓他們檢查好了。看着兩個特務往學校里跑，焉識叫道，請不要到樓上，否則會嚇着上晚自習的孩子們！兩個特務一聽，立刻兵分兩路，從南、北兩邊的樓梯包抄上樓去了。焉識鬆了一口氣。
他扶起老太太，還沒有考慮好下一步怎麼辦，大衛·韋卻從他的辦公室出來了。老太太一見他，質問的灰藍眼睛馬上看着焉識。焉識顧不上老太太的光火，問大衛怎麼可以這時候就跑出來，校門外一定有留守的特務。
大衛兩眼發直地向門口跑去。焉識覺得，自己的話大衛根本就沒有聽見；他太慌張了。焉識把老太太攙扶到校長辦公室，她拿出血壓計，開始給自己量血壓，焉識要幫她，她推開他的手。她的臉恢復了老修女的淡泊和局外，謝謝焉識對她的救護，現在請他立刻離開學校，不然學校會被特務封門的。
焉識覺得沒有什麼可為自己爭辯的，輕輕退出老太太的辦公室，一面聽着老太太說：「今天是十四號，你工資就算到月底吧。」
老太太拿一句禮貌的話和寬厚的待遇侮辱他。
焉識站在門口想，有時西方人的客氣話比罵人還難聽。他也同樣禮貌地罵回去：「好啊。謝謝。」
出了校門，焉識看見大衛被四個戴禮帽的人扭着，往一輛警車走去。警車大半個車身藏在盟軍轟炸後還沒整理的爛樓後面，一副特務相。大衛不停地爭拗、辯解，終於到碎瓦爛磚後面不見了。
丟了教務長的二十多斤大米――一年半以前還是三十多斤，焉識在報紙廣告上找教書差事。弟弟焉得留下了一些法郎，又因為皮埃爾住在哥哥家，按月給他們寄算作皮埃爾的食宿費，所以陸家一時還沒有發生經濟恐慌。婉喻一個禮拜去一次銀行，把法郎兌換成現鈔。她已經成了個小恩娘，樣樣東西都可以省了又省，總是叫焉識別急，家裡不缺他二十多斤大米的薪水，梅乾菜紅燒肉吃不起，豬油蒸梅乾菜有的吃呢！吃一年兩年沒問題。一天焉識在一個大學校刊上讀到一篇文章，從文章的角度到文筆，都很像大衛·韋的風格。他給那個校刊打了電話，校刊主筆很警惕，請焉識留下電話號碼，他會告訴作者。焉識把自己名字告訴了主筆，說他沒有電話了，因為工作被敲掉了。
大衛·韋在一個多禮拜後突然出現在陸焉識面前，多日吃不好睡不好的樣子。但是已經很有歷代的各國革命者的模樣，機警，多疑，胸中無小事，目光深邃而抽象。開門的是婉喻，大衛說他不進來了，請焉識出去一下。焉識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馬路上，剛要大發牢騷，大衛·韋突然揪住焉識的圍脖。
「是你告發我的！」大衛·韋用英文說。
焉識愣了一下，這樣忘恩負義的人不像真實的，像個噩夢。他用曾經打板球、打馬球、打籃球的臂膀推開了他，一面用英文說：「我現在就去告發你，否則我白白丟掉一份薪水！」
大衛的眼鏡被一個趔趄顛到了腮幫上。大衛總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總在為着什麼狂熱或激動或陶醉或憤怒，因此臉上總帶一層油汗，無論多麼吃不起油葷。焉識覺得為丟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夠上流，繼續用英文說：「你欺瞞我，躲進我們學校，讓一個無辜的老太太差一點出生命危險。革命我不反對，但是革命者認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錢，碰到性命攸關的時候就拿百姓犧牲，我不能跟這樣的革命者來往。」
焉識說着，調過身往家走。大衛追上他，叫焉識別抵賴。焉識告訴大衛，從現在起，就算他們倆從來不認識，請大衛以後不要再出現在他生活里，否則他就真的去報警。
大衛對着焉識離去的背影說，等一等。焉識才不「等一等」。大衛小跑跟上來，啟示錄一般地用英文說：「不站到革命一邊來是會完蛋的。全中國要解放了，國民黨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國民黨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會少一點特務，多一點理性和法律。」焉識說。
三個月後，南京解放前夕，皮埃爾回來了。焉識請比利時大使館去上海各個監獄查詢，無論皮埃爾是否活着，總該弄清個去向。被釋放的皮埃爾皮包骨頭，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厲害、好歹，而這種知悟讓他感覺非常敗興。在大伯伯遞給他一張船票時，他露出「可熬到頭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識寫完一段文章從書房裡出來，見皮埃爾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齊齊，人卻不見了。婉喻告訴他，皮埃爾到外面去買點東西，作為紀念品送給同學。午飯之前皮埃爾回到家，卻兩手空空，焉識明白，他早上是打着買紀念品的幌子出去辦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豐盛地等着皮埃爾的啟程時刻到來。焉識為了侄子四體齊全地回到他父母懷抱喝了一杯婉喻燒菜用的劣等黃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順便跟韋叔叔告了別。」到底是對自由民主信賴慣了的孩子，選擇了不隱瞞。當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識坦白。
焉識表示可以理解。他趕緊把話題繞開，不想讓皮埃爾知道自己對大衛·韋的反感。
「韋叔叔對你，有些成見。你們應該敞開來談一談。」
皮埃爾生長在國外，覺得什麼都是可以敞開來說清楚。教給他怎樣閱讀中國人，已嫌太晚；他已經二十歲了。二十歲一個中國男人，應該可以不動聲色地防禦，甚至進攻，不露痕跡地交換利益甚至勾當，只要不被抓住永遠不算作弊。二十歲，他應該習慣了人的那種淡淡的無恥，把它當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訴皮埃爾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誠實，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經成形了，而誰又忍心毀掉他的誠實和天真呢？
焉識很高興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個皮埃爾；他馬上要離開上海了。就讓他去千差萬錯地理解他的血緣發源地的種種事物和變化吧，就讓他給予這些事物和變化千差萬錯的喜和怒吧。
皮埃爾離去後不久，解放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國民黨軍向後跑總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棄的建築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從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國人替國民黨軍設計和建造的一座座鋼筋水泥工事都嶄新地被遺棄。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個禮拜，焉識曾經任教的大學來了個年輕人，找到焉識家裡。年輕人姓張，用一口蘇北話告訴焉識，一旦上海解放，學校希望焉識能立刻回去繼續當教授。姓張的客人比皮埃爾大不了幾歲，最多二十四五歲，他不屬於焉識認識的那類人；上海社會裡，焉識在自己同胞身上預期的那種猶如體嗅般淡淡的無恥，在這年輕人身上不存在。焉識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成熟，質樸，粗中有細，一身都是新鮮的活力。他說他了解焉識在重慶是怎樣失去教職的，又怎樣被國民黨特務關押了兩年。等大學被接管後，一切被國民黨迫害過的教師學生學校都會還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後的一個禮拜，米價和食品價格漸漸穩定。戴禮帽的鬼祟便衣們不見了，到處都是光明正大、操步過市的解放軍。焉識回到學校，開始準備上課。他的辦公室搬到了一個朝南的房間，打開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氣味。除了一切在變得好起來，似乎一切又都沒有變。焉識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條甬道從校門口進來，他必須忙碌地兩面點頭回禮。陸教授身邊的密斯張、密斯李現在變成了小趙、小孫，列寧裝和工裝褲代替了旗袍，不是「陸教授請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陸教授賞光來吃杯茶吧」。
焉識漸漸得知，解放以後大衛·韋做了市政府教育廳的教育專員，因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產黨。焉識想，三十年代中期，他們大學以赤色分子嫌疑開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衛·韋到焉識的大學裡來過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裝（也叫人民裝），波希米亞式的不修邊幅對於大衛·韋已成了過時的時尚。他看見焉識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識仍然儘可能地西服筆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條絲圍巾代替了領帶。大衛的眼睛在說：真識時務啊，還在做公子哥兒呢？焉識不想和他說話，想從他身邊繞過。皮埃爾對於民主自由的信賴似乎也傳染了焉識：人應該給自己足夠的民主自由選擇跟誰交往，並且坦蕩地承認一份交往的失敗。
大衛卻叫住焉識。「你現在怎麼看共產主義運動？」他還是用英文說話，把共產主義說得像他家祖業，還暗示這份祖業賞了焉識一碗飯吃。
焉識說他對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馬上發言。大衛·韋說焉識不是早發過言了嗎？在共產主義分子還在為這個理想流血的時候，就已經說了它壞話。焉識問他，自己什麼時候，在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的壞話。大衛請焉識不要假裝失憶，因為作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陸焉識是一台記憶機器。焉識覺得這樣好的初秋，站在校園裡跟這個穿灰色中山裝的人爭論是多方面的浪費，便告辭了大衛·韋。大衛·韋還有一個本事，就是他總會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糾纏的時候，把你進一步糾纏進去。他說剛才他對焉識的指控是否認不掉的，因為這是他的侄子親口告訴他的。大衛·韋的人品就差勁在此：他會馬上把第三個人或者更多的人糾纏進來，作為情報提供者，或者證人，並且也一定會把缺席證人的證詞歪曲篡改。
「皮埃爾不會說的。」焉識用英文說。
「他為什麼不會說？他和你貌合神離。跟我談得很深，我們之間達到的真誠程度，跟像你這樣的虛偽的布爾喬亞一輩子都達不到。」
「那祝賀你。」
焉識不想再繼續給大衛機會挑撥他和皮埃爾的關係，再次告辭。
「所以你對共產主義的不滿，我完全清楚。」大衛·韋還糾纏不放。
焉識怕一輩子沒打過人的自己熬不過了，會在大衛·韋身上破一次記錄。所以他對大衛說：「行，就算我說了，你想怎麼樣呢？」
到了夏天，學校考試的季節來了。報上登出一篇文章，自問自答：能不能放手讓反感共產主義的教授教育新社會的大學生？不能！文章兇巴巴的口氣讓焉識馬上認出來，寫這篇文章的手是誰的。考試後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識沒有時間給報紙寫文章答辯，就抽了一個晚上給大衛·韋寫了一封信，說知識分子的生命在於接受知識、分析知識、傳播知識，甚至懷疑知識、否定知識，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時候，他不該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識分子還應該享有最後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說他越來越理解福伊（Foy），那個被基督教徒殺害的十五歲女孩。她拒絕偶像崇拜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最後一點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後人把她作為聖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廟殿裡，以膜拜來背叛為了人類最後的自由而犧牲的年輕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輕輕地進了焉識的書房，問他是不是又為什麼事不開心了。他怕看婉喻擔心的臉，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氣地去買個什麼東西來逗他開心，就簡單地把給大衛的信告訴了她。
「讓我看儂還是勿要寫了。」婉喻說，「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報紙上，多少不作興！」
原來什麼都沒有漏過婉喻的知覺。焉識沒有聽信婉喻的。後來他後悔自己把婉喻這樣的知己錯過去了。假如他早就認識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說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親密的一個知己，他會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講給她聽，平等地和她討論對策。作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時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裡從來不認為自己愛婉喻，他也就從來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錯失了他原本該得到的忠告。
大衛·韋的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風格的。第三天的報紙就把焉識給大衛的信刊登出來。曾經代表大學去找焉識的張同志，把焉識叫到他的「軍代表辦公室」。這回張同志給了焉識一副難看的臉子，叫他立刻寫反省書交上來。他問張同志想要他反省什麼。張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識：還不知道反省什麼嗎？都夠得上反革命了！焉識說他天天感謝革命，把他的教授職位都革回來了，又把國家的米價革下去了，還停止了物價上漲，制止了流氓橫行，教妓女們紡紗織布，識字念書，他陸焉識幹嗎反革命？！
張同志的臉子更難看，說：「你拒不認罪！」
焉識不想再說什麼。他想，重新找飯碗的時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飯碗。張同志告訴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書」交上來。他用不了那麼長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辭職書放在了接管辦公室門縫裡。
以後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種報紙的聘用廣告中緊急翻找。婉喻和孩子們又遠遠地躲開了他，光是他翻報紙的聲音就告訴他們，千萬別跟他說話；他此刻沒任何好聽的話。不久焉識翻的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詞――「肅清反革命運動」。這個詞彙從出現就開始聽到馬路上嗚嗚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裡嗚嗚叫，白天也叫，然後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門板上就開始貼出滿是人臉的告示來。都是「反革命」的臉，被宣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
一天，小女兒丹珏告訴父親，他們的中學被捉走了兩個老師。這些年，跟焉識對話最多的是這個小女兒。焉識從重慶回來的時候丹珏只有十歲，和父親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漸漸地，父親發現她幾乎擁有和他一樣的性格，給別人的印象全是隨和謙讓，內心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並且表面上有多隨和謙讓，內心就有多倔強，多不肯讓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個暮夏上午突然老氣橫秋地問父親：「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對吧？」
那天父女倆正在院子裡做煤餅。那一陣煤氣廠的工人常常罷工，煤氣時停時續。丹珏蹲在一盆煤粉邊上，斜斜地抬起臉來看父親。她的眼光不是看父親的，是看着一件犧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隊買米，子燁陪着她，準備幫着拼搶，或為母親擋住那些拼搶的手腳。焉識被女兒的一句話弄得心亂跳，臉也燙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說丹珏瞎講，他怎麼會不幸福呢？她的姆媽那麼好。
「不搭界的。姆媽是好呀，儂不歡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臉色有一點慘澹，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實不相愛的孩子都會有的一種自卑。「我曉得的，是恩奶把姆媽嫁給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親辯解說，他那個時代，父母代孩子擇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擇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攪開，「像你這樣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來怎麼會開心？」
大概她也發現了父親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處，那種外部嘻嘻哈哈、遷就一切而內部猛烈掙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親身上。就像她的父親反過來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樣。
父親覺得再辯爭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靜下來。從那以後，父親就把小女兒當自己的秘密死黨，並沒發生更深的交談，但一種暗中的關照始終存在。他也越來越喜歡跟丹珏一塊處理一些雜事，有時去法國餐廳買切下的麵包頭和紅腸頭，起司的邊角，都是些不上檯面的便宜貨，有時到幾個美國教堂去搶購低價的美國軍用壓縮餅乾，反正國民黨撤退前人們需要五花八門的辦法到處找吃的。在這類差旅中，父女倆就會交談，父親總是對女兒各種奇思妙想或胡思亂想做點評。
到了這年暮春，警車全城尖叫的時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又來了，她笑嘻嘻對父親說：「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肅清，再集中起來，建立一個國家，不曉得他們到底會做什麼。」
直到她自己學校里兩個老師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類奇思妙想。那是兩個教書教得很好的老師，在學校很受學生們尊重，從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說着玩了。
焉識也是作為被肅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識的反革命罪狀沒有具體到「歷史」還是「現行」，大概統統包括。而焉識後來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來的那種「國度」，一車皮一車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裡。對於此，也不知丹珏會想些什麼。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識上了警車。父親回過頭看了這個身材修長、一頭捲髮的少女一眼，居然一個莫名其妙的念頭冒上來：小女兒連愛打球這一點跟父親都那麼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