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 · 考坡菲:第三十八章 事務所瓦解 · 1 線上閱讀

我既已下了決心，要記錄國會的辯論，我決不許我這種決心鬆勁。那是我馬上就動手燒熱了的一塊鐵，也就是我燒得通紅、錘得亂響的一塊鐵：對於那塊鐵，我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真值得我毫無愧色，自欽自佩。我買了一本書，以人所共認的方法，闡述速記這種高尚技術和秘訣（一共花了我十先令六便士），於是我就投入了一種令人心迷目眩的大海之中，只過了幾個星期的工夫，就把我弄得簡直地就要發瘋。一個小點，就有千變萬化；它在某種地位上是一種意思，在別的地位上，卻又是另一種意思，和在前面的地位上完全不同；一個圈圈，可以令人驚奇地變幻莫測；一個像蒼蠅翅膀的符號，附在別的符號上，就可以生出令人不解的結果；一道曲線，錯放了地方，就生出了不可思議的影響；所有這種種情況，不但我醒着的時候，使我大傷腦筋，連我睡着的時候，也都在我面前出現。我好容易才像瞎子似的，從這些困難之中，摸索着走出去了；好容易才把字母掌握了（字母本身，就是一座埃及古廟〔1〕）；誰知道跟着又來了一系列可怕的新情況，那就是叫作隨意使用的字母。那是我向來所知道的字母之中，最暴虐、最霸道的。這種字母，舉例來說，非要叫一個像蛛網開端的東西當「期冀」的意思用不可；非要叫一個像水墨畫的起花當「不利」的字樣用不可。我把這些要人命的玩意牢牢地記在腦子裡的時候，我發現，它們把一切別的東西，都從我的腦子裡趕出去了。於是我從頭另來；但是那時候，我又把它們忘得乾乾淨淨的了；在我又要把它們重新拾起來的時候，這一套玩意裡面別的部分又拉下了；簡單言之，那個玩意，簡直地叫人肝腸摧折。

〔1〕 埃及古廟裡多刻古埃及象形文字，最難認識。

如果沒有朵蘿，那真可以叫我肝腸摧折；但是幸而有朵蘿，我這個在狂風暴雨中掀騰顛簸的小舟，才有所倚靠，得到支持。在速記那一套方法裡，每一道隨便一畫的線條，都是困難之林里一棵盤根錯節的橡樹；我就一棵一棵把它們砍倒；我砍的時候，非常地勇猛，因此我花了三四個月的工夫，就想在博士公堂口才最著名的民教法學家身上，試一試我這種技術了。但是那位口才最著名的民教法學家，還沒等到我開始，就離我而去，走得老遠了，把我撂在那兒，拿着那枝傻了一般的鉛筆，在紙上亂擺亂晃，好像中惡抽風一樣；這種情況，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

這樣當然不成，那是很清楚的。我這樣做，就是飛得太高了，那就永遠也飛不遠。我跑到特萊得那兒去討主意。他說，他先給我口述演講，口述的時候，按照我跟得上的能力定快慢，有時還要停一下。我對於他這種友愛的幫助非常感激，我就照着他的主意辦了；於是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一夜跟一夜，幾乎是每夜，我從博士公堂回了家以後，我們都在白金厄姆街，開一種私人國會。

我倒是願意在別的地方，也看到這樣的國會！我姨婆和狄克先生代表執政黨人或者在野黨人（看情況而定），特萊得就藉助於一本恩菲爾得的《演說家》〔2〕，或者一本國會演說錄，如發雷霆那樣，對我大放厥詞，盡情詬罵。他站在桌子旁邊，用手指頭按着念的那個地方，免得找不着是哪兒，右胳膊在頭上揮動，就這樣，裝作是皮特先生、法克斯先生、謝立頓先生、波克先生、卡斯勒利勳爵或者堪寧先生〔3〕；他越說越激動，激動到頂猛烈的程度，對着我姨婆和狄克先生，惡毒地責問，罵他們不應該那樣腐敗，那樣放縱；我呢，就坐在稍遠一點的地方，膝上放着筆記本，盡我一切的力量，死氣白賴跟着他記。特萊得那樣前言不搭後語，那樣絲毫不顧情面，即便真政客和他比起來，都要瞠乎其後。他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就可以採取任何不同的政策。他把所有的旗幟，釘在各種不同的桅杆上。我姨婆看着像個不動聲色的財政大臣，遇到演說中間有必要的時候，就偶爾插上一句半句，像「着啊？」「不對」或者「哦呵」之類。她要是那樣一說，那就等於給狄克先生（他完全像一個鄉村紳士）發了信號：他立刻就跟着猛喊大叫起來。不過狄克先生在當議員的時候，聽到那麼些責難，並且成了那樣嚴重後果的負責人，因此弄得他有時很不得勁兒。我相信，他當真害起怕來，認為自己真做了錯事，因而要使英國的憲法全部受到破壞，國家整個遭到毀滅。

〔2〕 恩菲爾得（1741—1797），英國牧師；於1774年發表《演說家》。

〔3〕 都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政治家和政客。

我們從事這種辯論，常常鬧到鐘上的時針指向半夜，蠟燭點得只剩了一點。我有了這樣好的實習以後，結果是，我很能跟得上特萊得了；如果我對於我的記錄，能有一丁點認得，那我就大可以自鳴得意了。但是，我記錄了以後，讀的時候，就等於把無數茶葉箱子上面的中國字，或者把藥房裡那些紅紅綠綠大瓶子上面的金字，抄錄下來一樣。

除了回過頭來，完全再開始做起，就沒有別的辦法。這當然叫人很難過；但是我雖然心情很沉重，卻回過頭來，使勁咬牙，按部就班，用蝸牛的快慢，把那段使人膩煩的路程，又忍苦受累地走了一遍；時刻站住了，仔細考查路上各方面的細微斑點；不論在哪兒，遇到那些難以捉住的字母，拼命地想法一見就認識。我永遠是準時到事務所，也準時到博士那兒；我工作起來，那樣使勁兒，真像平常說的，跟一匹拉車的馬一樣。

有一天，我往博士公堂去的時候，看見斯潘婁先生臉上很嚴肅的樣子站在門口，並且自言自語地嘟念。本來他常常鬧頭疼——他天生的就脖子短；我又認真地相信，他的領子漿得太硬了——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只想到，他恐怕是又犯了頭疼的病了；不過，他一會兒就把我的不安解除了。

我跟他道「早安」的時候，他並沒對我還禮，而只帶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十足派頭看着我，同時冷淡地要我同他一塊到一個咖啡館裡去。那個咖啡館，在那個時期里，有一個門，恰好在聖保羅教堂墓地那個拱門的裡面，通到博士公堂。我奉命惟謹，跟他走去，同時覺得很不得勁兒，全身各處都熱氣四射，好像我的疑懼萌芽冒出似的。因為路很窄，我讓他在前面走；那時候，我看到，他把個腦袋高高地仰着，神氣特別使我感到不妙。我心裡就嘀咕，一定是他知道了我和我那親愛的朵蘿的秘密了。

即便我在往咖啡館去的路上，還沒猜出這一點來，那我跟着他來到咖啡館樓上一個屋子裡，看到枚得孫小姐也在那兒，我也很難不會不分明看出是怎麼回事來的。只見枚得孫小姐身後面，是一張靠牆放着的台子，台子上放的是扣着的玻璃杯，玻璃杯上架着的是檸檬；台子上還放着那種迥非尋常的匣子，淨是稜角和溝槽，為的是好盛刀和叉子〔4〕。這種東西，現在已經不用了；這對於人類，得說是一種幸福。

〔4〕 這是從前的刀叉匣子。

枚得孫小姐把她那冰冷冷的指甲伸給了我，橫眉立目、直挺挺地坐在那兒。斯潘婁先生把門關上了，指了一個座位叫我坐下，自己卻站在爐前的爐台地毯上。

「枚得孫小姐，」斯潘婁先生說，「現在勞你的駕，請你把你手提包里的東西拿出來，給考坡菲先生看一看。」

我相信，枚得孫小姐的手提包，就是我還是小孩子那時候合起來像咬了一口的那個有鋼卡子的提包。枚得孫小姐把嘴唇緊緊地閉着，表示她跟緊緊地合着的皮包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把皮包打開了——同時把嘴也稍微張開了一點——把我最近這一次給朵蘿的信拿了出來；那封信里，滿紙寫的都是愛情永遠不渝一類的話。

「我相信，這是你寫的吧，考坡菲先生？」斯潘婁先生說。

我全身發熱。我說，「是我寫的，先生！」我的嗓音我聽起來，都不像是我自己的了。

「我要是想得不錯的話，」枚得孫小姐從手提包里掏出一束用頂令人疼愛的小藍帶子捆着的信來，斯潘婁先生說，「那些信，也是你的手筆吧，考坡菲先生？」

我是在一切絕望的感覺下，把那些信接過來的；同時，瞥到信上開始的地方，寫着「永遠是我最親愛的、永遠是我個人所有的朵蘿」，「我的最親愛的天使」，「我所永遠崇拜的人」等等，我的臉大紅而特紅，我的頭低垂而不能抬起。

「請你不要再還給我啦吧！」我機械地把信又遞給斯潘婁先生的時候，他冰冷冷地說。「我不想把這些信攘為己有。枚得孫小姐，勞你的駕，把事情的經過說一說好啦！」

那位溫文柔和的傢伙，先滿腹心思地往地毯上看了一會兒的工夫，然後帶着趁願解恨而卻又不動聲色的樣子，把她心裡的話，如下說出：

「我得承認，我有相當長的時期，就對斯潘婁小姐和大衛·考坡菲的關係方面，起了疑心了。在斯潘婁小姐和大衛·考坡菲頭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留了他們的神了，那一次他們給我的印象，並不叫人愉快。人心的險惡是很——」

「我請你，小姐，」斯潘婁先生打斷她的話頭說，「把話只限於事實好啦。」